孙中山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岭南地区或岭南华侨文化圈内度过的，岭南文化对孙中山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然而，到目前为止，孙中山的思维模式和岭南文化对孙中山的影响这两个问题，似乎尚未引起史学界广泛的注意。研究孙中山个性、思想和活动的学者，在确定孙中山的文化归属时，总是不加思索地强调孙中山的西化倾向或儒化特征。事实上，岭南文化作为孙中山的母体文化最初出现在孙中山的心理屏幕上，孙中山感知世界的方式，对人对己对事对物的态度，对社会对人生对命运的体验，以及实践活动的具体方式方法，也就很自然地带有明显的岭南文化的胎记。也就是说，是岭南文化赋予了孙中山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以及思维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或者说孙中山是在岭南文化的直接启蒙和影响下开始思维和学会思维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回避岭南文化与孙中山的思维模式这个问题。
    首先，岭南文化是孙中山思维模式朝着开放思维模式方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岭南文化是多元文化的产物，开放、多元、实用是它的主要特征。不断地吐故纳新和新陈代谢，更是岭南文化的内在机理。多元文化决定了岭南人思维路向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文化的实用性和开放性，又决定了人们认识上的直观性和实体性。孙中山生活在这样一个复杂开放、活跃变动的多元文化的氛围里，自然耳濡目染和心领神会，在学习、生活、活动和交往中体认到了开放、明亮、通达、融汇、汲纳、交流、学习和变动的真实价值与现实意义，意识到了封闭、单一、孤立、保守、排斥、限制、束缚、禁锢、冥顽、刻板和党同伐异、地方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意识、专制思想的危害，懂得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集思广益、包罗万象、集百家之长补己之短的道理，明白了与人为善，团结互助和忍让的意义，领悟到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成事在人，谋事在天”，“胜败乃兵家常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之类名言的底蕴，养成了自信自谦、开朗明丽、真诚坦率、热情侠义、乐观进取、灵活机敏、幽默风趣的性格，学会了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独立思考、勇于任事、否定过去、面向未来的待人处事的本领。所有这些习得性的言行，又无不是开放思维的间接或直接的体现。岭南文化赋予孙中山开放思维模式就是在这些关于人生、社会、自我、事业、思想、观念、行为等方面得到再现和高扬的。
    正因为在岭南文化的薰陶濡染中不自觉地、也别无选择地承继了岭南人的这种开放思维模式，所以，在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的追求上，孙中山没有停留在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和“学而优则仕”这个定格上，而是随着时势的变易不断地调整和更新自己的价值目标和人生追求，象大多数岭南人一样并没有将参加科举考试作为唯一的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而是根据时势的变易和客观社会条件，以及个人的兴趣爱好去灵活地选择自己的职业和谋生手段，正如他自己所言“虽未能为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时誉，然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在兴趣爱好上，孙中山也不象大多数中国人那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是一任性灵舒身展臂，听其在广阔的空间里挥挥洒洒，他自己就曾回忆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1]在对待西方和外来文化的态度上，孙中山也不象那些正统的士大夫们那样采取拒绝、否定的态度，而是象大多数岭南的知识阶层那样本能地作出了开放开明的选择。孙中山在1897年就表示“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而得不到发展，它也就停滞不前了。”[2]并指出“我们为志士的，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3]“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4]“我们现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学欧美以前的旧东西， ……我们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才可以驾乎各国之上。”[5]甚至为了使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起来，他还提倡引进外资、设备、技术、人才，实行开放主义。在建国立国主张上，孙中山的态度仍然是“开放主义”的。在他看来，集天下之人力、物力、财力为我所用是国家发展的首要原则。其三民主义、《建国方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正是开放思维的结晶。在革命实践活动过程中，孙中山的开放思维模式更得到了进一步的磨炼和陶铸。其革命方略的制定，思想主张的形式，革命力量的聚集，革命组织的建设，革命战争的进行，外交活动的展开，无不流淌着孙中山那开放思维的汗水。在内审国情，外察世界形势的同时，孙中山不断地探索，也不断地吸收各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寻找救中国的最佳方案。在他看来，中国革命不是少数几个人就可以完成得了的，需要千千万万的爱国志士们的共同努力和海外关心或同情中国革命的民主人士的支持。为了赢得更广泛的支持，结成反对清政府的统一战线，孙中山甚至不遗余力地与西方各所谓强国政府频频接触。在孙中山的周围也的确凑拥着千千万万数不清的追随者、同情者和支持者。在那个需要人力、物力、财力支持的特殊时期，有了孙中山这样一个超越省界、国界和文化类型的具有开放意识的领导人，中国的旧三民主义革命才有可能走向成功。
    具有开放思维的人必然具有平等思想和自由意识，也必然拥有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对人对己，孙中山少有成见，即使免不了受先入为主和社会刻板印象的影响，他亦能随感觉和事实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态度，重新认识他人和自己。如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先是怀疑，继则信任，后则反对就是明显的例证。对同志，孙中山也很少象当时革命党中大部分人那样，感情上带有地域观念的非理性色彩，而是不分地域、不分南北东西、不分同乡故旧和亲戚朋友，一律以“人尽其才”为原则，“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不抱陈见，不有意地搞宗派，拉山头，平等意识和自由思想在他这里既有了生命的依托，又得到了高扬的机会。
    诚然，孙中山的开放思维及其特点的形成，与他所受的西式教育、海外生活经历和个性心理有关，但与岭南开放型的人文风貌和放达舒展式的自然景观似乎关系更加密切。孙中山后来所受的西式教育和海外生活经历至多也只是对这种早期形成的思维胚胎起着增加养分和通经活络的强化刺激作用。明显的事实是在孙中山出生的头几年里，大脑几乎是一片空白，思维活动和思维模式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状态下接受他所属文化圈内的长辈和大龄人的“言传身教”和“社会教化”而开始孕育生发的。岭南文化对孙中山思维模式影响的这种情形，在洪秀全、洪仁玕、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的身上同样发生过。这也是为什么在近代，岭南人在许多方面远远超过内地更多的更有才智的人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岭南文化对孙中山发散式思维模式的形成起了铺垫和推动作用。
    如大多数人所指出的那样，岭南人，尤其是近代岭南人的思维模式的另一个特点便是发散式思维，也即是沿着各种不同的方向去思考，寻求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以求得答案的思维模式。通过发散思维，人们可以提出种种新的假设、新的构想，打破旧框框，别出新裁。从思维的向度上来说，发散式思维是多维多元的思维模式。岭南人在思维模式上具有这一特点当然与他们所处地区的地理环境、自然景观、人文风貌、对外文化交流等得天独厚的因素有关。
    作为岭南人中的一员，孙中山毫无疑问地继承了这一思维传统，甚至可以肯定，岭南人多视角、多向度、多侧面、灵活地处理和解决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难题的思维模式，对于幼小的孙中山来说，其印象或许是极其深刻持久的。因为，一方面岭南人为了改变生活的苦境，掏空了心思去想挣钱的举措和谋生手段、途径和方式的多样化，也许在无声无息之中使孙中山受到启发和激励，这一点，我们只要从孙中山“致郑藻如书”和“上李鸿章书”中对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所提的一些主张中就可以窥见一斑。另一方面，岭南人处世精明、办事灵活、为人乖巧、行动敏捷、见识广博，善于适应环境，爱变会变和求新求异的风格，孙中山从小就耳闻目睹，甚至习染成癖。今天我们虽然找不到孙中山在此方面的直接表述和充分说明，但这种影响的痕迹我们从孙中山一生的言谈举止中是可以寻到蛛丝马迹的。在如何救“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问题上，孙中山虽曾一度试图借助他心目中的所谓“英雄”、“大人物”、“当权者”、“开明人士”的“开明”、“激进”来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把他们作为实现自己理想的云梯，但他毕竟没有陷得太深，没有将命运的睹注押在这些“先知先觉”的大人物身上。他在上书李鸿章的同时也作好了下一步的打算。其组建兴中会，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这一举措，就很耐人寻味。同样，岭南人办事处世机灵敏捷和注重实效的品质，也注定了孙中山不可能停留在某一思维路向上，他的每一次冲刺和跳跃，都必定越上一个新的台阶。同盟会的成立，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不断完善，建国方略的制定，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黄埔军校，组织北伐等等，几乎每一次试跳，都跨越了新的高度。所以，孙中山也始终是他的时代的弄潮儿。
    发散式思维模式，必然与超前意识有着内在的联系，具有发散思维模式的人，其言行自然超越于他人之上。孙中山无疑是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人。他既不沿着传统的老路缓步行进，又不轻易地放过传统中的精华；既不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又不轻易草率地抛弃百家之言，总是在学习、接受和消化他人的东西的同时，有意识地寻找自己思考问题的方法方式。就是在学习别人的长处之时，孙中山也很少不加分析地模仿，而是在经过一番研究和比较之后才决定取舍的对象。他在1920年1 月的一次谈话中就说：“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派。我在欧洲的时候，各派的理论也都研究过，我参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汲取它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三民主义。”[6]其民生主义的创立，就是在既摘西方文明之善果， 又避西方文明进化之恶果，既改变中国所患之贫，又防止富了之后可能出现的不均的原则下精心构思的。就是其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理论主张，也与大多数革命党人和上层社会的精英们的认识有所不同，与洛克、孟德斯鸠、托马斯·潘恩等早期西方民主和民权主义理论家们对民族问题的理解同样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他的“五权宪法”，就不是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模式，而是在更合乎国情世情的条件下对三权分立模式的一种超越。[7]其“实业计划”亦是在汲取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养分的同时，对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思想的一种突破。正是因为孙中山从岭南文化中汲取了许多养分，从自己的同乡--岭南人那儿学会了求异思维，所以，他才有可能成为他那个动荡不安、变幻莫测的时代永不退色的“明星”。
    当然，发散式思维模式的形成并非完全受益于岭南文化。在接受岭南文化薰陶的同时，孙中山还与东西方各国的文化有过较密切的接触，所受影响亦很明显。但我们也要看到，人的思维训练是从小开始的，思维中的最基本的东西是在青少年时代习得的。文化语言、生活方式、行为模式、风俗习惯等最早被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纳入了自己的思维和认知体系之中，它们既影响主体的思维模式，又无形之中成为主体思维和认识对象的一部分。后来的学习和实践活动固然使早期的思维模式有所改变，但是这种改变也是极其缓慢和极为有限的，它甚至只能成为前认知图式的补充说明。孙中山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文化潮水般涌来时不慌不忙地迎接挑战，乐观自信地对待本土文化，巧妙灵活地将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加工包装变成自己的东西，无疑与岭南文化赋予他的思维模式有关。如果没有岭南文化的滋润哺育和岭南人发散思维模式的长期影响，孙中山的早期言行和后来的举措就难于理解。准确地说，西方文化的影响力只是在客观上强化了孙中山的发散式思维模式。过分地强调西学对孙中山的影响，重而言之就是割断历史，否认人不同的成长阶段间的内在逻辑发展关系。
    再其次，岭南文化孕育了孙中山的逆反思维模式。
    岭南人思考问题与大多数其它地区的中国人有所不同。总是与常规相反，逆向思维。在语言表达、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岭南人均与其他地区的人有很大的差别，总是给人一种反向颠倒的感觉。岭南人这种逆反式的思维习惯正是通过日常生活、语言、思想观念、社会规范等途径传承给孙中山的。首先是语言的传承对孙中山的思维模式产生深远影响。正如申小龙所说的那样：“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包括自然界与社会、文化与价值、历史与未来）之间联系的根本纽带。人按照他的语言形式来接受世界。这种接受形式决定了他的思维、感情、知觉、意识和无意识的格局。从语言中看到的客观世界已非纯粹的客观世界（包括施事的意识、功利的意识、模糊的意识等）。语言本质上不是一种与人的主体相分离的客观形式系统，而是一套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语言带给人一种对于世界的特定的态度的关系。当人们掌握自己的母语时，也就同时接受了所包含的文化意义的价值意义。”[8]应该说，粤语作为孙中山的母语。对孙中山的思维，尤其是逆反式思维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其次是日常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孙中山长时期在岭南地区和岭南华侨文化圈中生活和交往，思维所受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除了岭南人求新求异的言行予孙中山潜移默化的影响外，则是岭南人的这种生活态度和行为表现所蕴含的求新求异这种逆反思维的逻辑规律本身也成为孙中山思维认识的对象，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孙中山主观上也会积极地与这种求异思维（逆反思维）产生认同。因此，岭南人的逆反思维，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孙中山思维方式的一部分。
    所以，逆反思维是孙中山思维的一大特点。这种求新求异的思维模式，虽然使孙中山的思维主张常常因与大众截然相反而被冷落和反对，但正因为孙中山具备逆向思维这一思维品质，所以才有可能打破地域、文化、语言和心理上的障碍，实现自我超越。在救亡图存的道路、方式和方法上，孙中山就没有走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的道路（康梁维新变法运动也是求新求异思维的一种表现），而是相反地提出了从下而上的革命排满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救国方案；在人们的排外情绪不断高涨时，他却主张实行对外开放，甚至主动与东西方列强结好消怨；在革命党人内部普遍认为袁世凯不可信的声浪中，孙中山却一反常态，北上与袁世凯共商国是；在革命不可为，感到前途暗淡渺茫之时，孙中山却相反地从失败和挫折的低潮中看到了革命成功的有利形势和美好前景；在大多数革命党人对会党持有极大的偏见时，孙中山却认为会党是一股可以依靠的力量，主动地去争取他们的支持；当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极力否定而大力提倡全盘西化之时，孙中山却以为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还有许许多多有益的东西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当大多数中国人受“知易行难”的思想影响而无所作为时，孙中山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知难行易”的哲学思想；当人们对共产党怀有敌意和持反对态度时，孙中山却在积极地谋求国共合作。种种现象表明，孙中山的逆反思维也使孙中山不至于被表面的现象或假象所迷惑，具有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非凡的能力。
    最后，岭南文化是孙中山系统思维模式形成的最初土壤。
    鲁迅曾说南方人机灵猾溜，“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对其过于机灵狡猾的品质不以为然。但就思维的特点上看，南方人（当然也包括岭南人）的这种人格特质与他们的系统思维有关。南方人的思维是一种网络状思维模式，即系统思维。它与中国传统的整体性思维那种带有笼统性、模糊性、静态性不同，在观察思考问题时，注重从事物的联系性、发展变动性、客观实用性等方面去作系统的分析研究，从而把事物的真、善、美和用统一起来。
    孙中山就是一个具有系统思维的人。在对国情的认识上，孙中山就不象许多传统士大夫甚至新型的知识分子那样，孤立静止、片面绝对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而是全面、整体、联系和发展地去体认和把握。把中国的问题放在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的同时，他还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国民心理等问题作了比较实事求是、全面整体的分析研究。在确定武装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个目标后，孙中山围绕这一目标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如成立兴中会、同盟会，争取海外华侨、联络会党、策反新军、团结知识界，创办报刊、鼓动革命，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和野心，一切显得有条不紊。在思想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孙中山的系统思维模式及其特点也充分地显示出来。他的三民主义思想、五权宪法主张、建国方略、知难行易学说，以及现代化构想等，都带有明显的系统思维特点。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就直接提出“用系统的方法，指导其事。”[9]他自觉地运用了系统思维方法去揭示经济建设系统内在的逻辑层次，主张“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式采机器，又统一而固有之”。[10]以“两种革命并举”为经济建设的总体策略思想，故孙中山所言的经济建设既是物质生产建设，又是新的经济制度的建设。具体便是，既要实现工业革命，振兴实业，进行物质文明建设，又要实行土地、资本的国有化，进行新的经济制度的建设，从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加速物质生产建设；既从宏观上把握经济建设的整体系统工程，进行整体性构思，全面规划；又从微观上设计出各个项目的具体规划，揭示整体中各个组成部分间的内在联系。《实业计划》提出的系统的完整的经济建设蓝图，便是孙中山经济建设思想的整体性的集中表现。不过，我们不要忽视了孙中山系统思维的岭南文化渊源，混淆“整体思维”、辩证法与“系统思维”之间的区别。因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和整体思维，注重矛盾的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是一种整体性的直观法则，而缺乏严密的逻辑实证和科学的有序的运思方法，直观性、模糊性、笼统性较为明显。系统思维则不同，它强调部分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家庭与国家、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等彼此之间的对立与统一、联系与独立、变化与发展的内在关系，偏重逻辑性、整体性、联系性、动态性和精确性。岭南人的系统思维常有中国传统思维的辩证特点，又有自己的思维个性。这是我们要首先弄清楚的。孙中山的系统思维模式与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和整体性思维有所不同，它带有更多的实证性，变动性，但同时与近代西方哲学，自然科学中的系统思维方法又有所不同，近代自然科学中的系统思维更重视宏观把握和微观探索，更重视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而孙中山的系统思维在宏观上的探索方面还欠深入，整体联系性和局部相对独立性都不太明显。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孙中山的系统思维与现代哲学、自然科学中的系统思想等同起来。孙中山的思维模式从总体上看，还是岭南文化式的。
    注释：
    [1][2][3]《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8、86、281页。
    [4][5]《孙中山选集》第690、78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王耿雄编：《孙中山集外集》第2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刘兴华：《孙中山思想论稿》第101-108页，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申小龙：《语言的人文性与东方功能型研究》， 载《北方论丛》1988年第2期。
    [9][10]《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64、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