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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再版译序》，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页。邓晓芒先生就此提出质疑，认为何兆武先生所谓的康德第四批判不过是第三批判的一个分支。参见邓晓芒：《康德历史哲学：“第四批判”和自由感--兼与何兆武先生商榷》，载于《哲学研究》2004年第4期。此争论并非本文重点，从略。 ②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再版译序》，第6页。在此，何兆武先生的理解消除了他以往的疑惑：为什么康德并没有考察历史知识何以可能，就径直拈出人类历史的起源与归宿？ ③本专栏吕和应的文章《德罗伊森的“历史理性批判”》中提及德罗伊森之前的历史哲学家多涉及“系统论”，少涉及“方法论”，这一观点可资参考。 ④[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页。康德此话也转述自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参见第5页译注。 ⑤戴维斯曾经在访谈中说：“一部好的微观史却同时需要具备细节、证据和总体史的雄心。”见《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76页。 ⑥如基于回忆的感悟、怀乡、类比、执念等等。 ⑦就如当前国内经常发生冒充旧时同学或友人的电话诈骗案，骗子往往以调动受骗者的少许旧时记忆来引导骗局继续。 ⑧普罗斯特写道：“历史学家的推理是通过与现在进行类比来进行的，他是把在大家日常社会经验中得到验证的解释模式转用于过去。”参见《历史学十二讲》，第141-142页。 参考文献： [1]刘家和：《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见《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0页。 [2][3][4][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19、20页。 [5][7][13][英]布莱德雷：《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何兆武、张丽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17、35页。 [6]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ix. [8][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9][英]玛丽亚·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之《纳塔莉·泽蒙·戴维斯》，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10][法]普罗斯特：《历史学十二讲》，王春华译，石保罗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1页。 [11][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7-58页。 [12]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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