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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变论给科技考古学最大的指导莫过于将今论古的方法。用现在仍然发生的情况去解释过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界本身矛盾的运动规律。我们所说的由今及古的方法是，以今天为参考，把晚近时期总结出来的种种模式作为一种考察工具，去探索过去。 当然，任何探索历史的学科都可以说是今人以自己的理解去诠释过去，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以今论古。从考古勘查、发掘到整理、分析，所用的方法以及对资料的理解，都是从研究者本身的学术经历出发，受当代学术水平的影响和限制。 此外，均变论实际上还表述了发展和普遍联系的思想，任何事物都经历了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其兴衰历程有一定的规律可寻，从中可以总结其发展的矛盾性和飞跃性的线索。在此基础上，可以以古推今，来进一步检验以今及古所得出的种种模式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进化论1859年，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发表了《物种起源》，创立了生物进化论。进化论（evolutionism）打破了“上帝造人”的假说，确定了人类起源的生物学规律，给自然界的客观辩证法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明，被恩格斯称为打破近代机械主义“僵硬的自然观”的伟大学说之一。时至今日，进化论已从达尔文所创立的古典进化论发展到新进化论，给考古学带来了很大影响，指导科技考古学的发展。 由进化论可知，人类是进化而来的，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和生存的社会也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化发展而来。要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及其规律，就必须具有进化的观点。参照生物进化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动物种群的变异现象原理，就可以对古代人类遗存作时空的划分，进而对不同遗存间的联系进行探讨。运用文化进化的观点，可以对遗物进行分析。 进化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类型学的思想，李科威指出了进化论与类型学的同构性，与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相似，古代遗物也存在继承和变化。进化论认为世界的进化过程是逐渐的、连续的，类型学也认为古代文化体是不断发展的，文化的演进方式近似于物种进化的概念。进化论认为生物之间都有一定的亲缘关系，遗存同样都是物化的人类行为的保留，可以通过谱系方式连接起来。生物的进化机制是自然选择，古代社会的发展机制正是考古学探索的目标[7]。例如，通过一组特定的器物组合如石器、陶器、骨器、青铜器，可以推测特定的人类群体物质文化的变化，进而推测当时的进化水平。当然，受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器物组合代表着人类物质文化不同的时空阶段。进而扩之，利用各地区文化发展不同阶段的文化遗存，可构建起人类社会的发展序列。 人类的历史并非是一个稳定的渐变过程，它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文化变迁，人类文化遗存上的突变，即为其具体体现。这是古典进化论所无法解决的。而新进化论更加关注遗存的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其他方面的研究，例如发明与发现、采借、文化融合、政治形态、无意识的偶然事件等都为潜在的进化选择提供了文化的变量，这些变量在选择过程中取决于其适应问题及其情境的能力，这就是怀特、斯图尔德极力倡导的新进化理论。借助于新进化论及其方法，就可以考虑探讨社会文化进化的通则，使考古学在探索人类文化进化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目标上迈进一大步。 系统论从科学的发展看，系统论同信息论、控制论息息相关，三论归一，互有交叉。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钱学森创造了英文单词systematics）是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创立的。系统论提出的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普遍适应性，指导着各种科学的进步和发展。 系统论认为，万物皆成系统，系统无处不在、无物不包。世界可以划分为无数个系统，任何一个对象，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而加以讨论和研究。此外，系统是各要素之间和要素与整体间相互作用、联系的矛盾体。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任意一个要素的变化将会引起其他因素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是系统的相关性。系统总是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存在，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转换关系。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系统相应地调整其程序、结构、内容和方式，不断地促进系统的变革。系统受环境的影响和制约，适应环境，又保持独立性，能动作用于环境，改造环境。 系统论中，事物的系统性、整体性、有序性、最优化都是事物的客观规律，探寻这一客观规律，也是科技考古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以考古学文化为例：在一个考古学文化中，不仅包括一群人，也囊括了与之生存有关的地形、土壤、森林、山脉、河流、矿藏、空气、阳光、气候、动植物等因素。同时，某一考古学文化又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某种方式与其他文化系统、子系统进行交流、保持联系。科技考古学研究者要分析每个考古学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不同子系统交流的结果及其作用，检验各要素的重新组合是否导致系统的整体优化或劣化。这就需要借助于定性定量分析，对各系统进行界定。 就人类社会而言，它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大系统，它可以划分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子系统，并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化。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系统与外界环境存在永不停息的相互作用，并在这种互动中改变着自身，也改变着环境，从而使系统总处于一种不断进化的过程中。人类社会所创造的每一个系统及其子系统也都是一个动态的有机体，各个系统吐故纳新，与其他系统互动而存在。考察各个系统的变化及其与其他系统关系，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系统演化的基本规律。 当我们将考古材料置于文化系统中研究时，它才是鲜活的、比较完整的。例如对文化系统相关性的强调使我们能够从相对较少的特征中获得对诸多特征的认识……这种确定性至少部分地解决了因为考古资料的不完整性而产生的问题[8]（P25） 遗迹、遗物作为社会文化系统的部分指示物，可以构建古代社会的部分。比如我们可以根据特定遗址和墓葬群中墓地的分布、随葬品的丰寡来推测古代的等级制度。实际上，系统论的观点在新考古学中已经得到重视，路易斯·宾福德（L.R. Binford）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一文中指出：必须把考古材料放到一个系统的参照系中去考虑，对考古学文化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研究必须运用文化系统的结构、功能知识，以分析考古学文化共同体的进化。宾福德认为考古学家用来描述事实的方法必须由寻求互不相干的特征的组合或结构转变为探索功能上互相依赖的系统。 2.方法 科技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当然要遵循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在实际中应用。 方法之一即层位学。层位学最重要的原理是文化层按照时间早晚自下而上层层堆积，形成叠压和打破关系。科技考古工作者在遗物的收集过程中要遵照层位学原理，坚持由上及下、由晚及早的原则，按考古发掘单位采集，同时注明详细出处，即样品一定要层位明确。如在操作中发现晚期混入早期的遗物，应不予采集。用科技手段进行的绝对年代测定，最后仍要经层位学的检验。 类型学也是科技考古学所要遵循的方法。类型学按照“聚类而比，求同寻异”[9] 的原则，来考察古代器物形态以及古代文化的变化。类型学的思想，是基于各种遗存反映了当时人的生存需求、制作技术、使用心理、审美情趣等，这些因素的发展有一定的传承性和规律性，各种遗迹、遗物也是沿一定的轨迹演化。首先，按遗物不同用途、功能、制作工艺分为不同的类；视同一类遗物的不同演变轨迹区分为不同的“型”；每一型器物演化过程的不同阶段区分为不同的式。从一个大的空间、时间考察又可以进行分区（某一特定区域）、分系（某一特定谱系）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寻求各种遗存的变化发展规律，并以此规律来进一步认识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类型学的一个重要工作是挑选典型器物，典型器物必须是大量使用的、变化速度较快而变化幅度较大者。科技考古学研究中类型学的应用更加灵活，挑选标本务必要选择最具时代特征、信息最全面的典型器物。这当然是在考古学典型器物之中进行挑选的，但在做（必要的）损伤分析时要挑选那些有隐蔽特征的器物。 科技考古学最本质的特点是各种科学技术手段的加入和应用，其研究过程基本是通过仪器测定和科学分析来完成，故其研究方法涉及了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因此所使用的仪器实际上不可能成为科技考古学的专用仪器，而只能是借用其他学科的设备，或对其设备稍作改进，只要能达到检测和分析的目的即可，其成果也往往为多学科研究所共享。 科技考古学的研究依赖于现代科学技术，因而也受到科学技术方法或手段的制约，特别是很多高精度的仪器，操作不慎会造成一定的结果偏离，甚至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不仅如此，许多实验设备本身容许误差的存在，加上样品的选择带有一定主观性，因此，最后的结论须接受严格的验证才能成立。 科技考古学涵盖的内容庞杂，不同的研究阶段使用不同的科技手段和方法。在考古探测和调查阶段，拟采用遥感技术、地球物理方法、地球化学方法、声呐技术等，以在较大的区域内寻找地面、地下、水下考古遗存，或者对已知遗址进行高分辨率的无损探测，进而确定古代遗存的分布范围、平面布局和结构。在调查过程中，亦使用GPS与GIS技术。发掘工作中，可以利用计算机进行模拟发掘方案的设计，同时使用各种摄影手段进行记录，应用化学方法保护文物。进入室内整理阶段，可以用物理、化学、地质等学科的断代技术确定考古遗存的年代。对文物的形态分析、物质元素和结构的分析，多采用物理、化学分析技术，对古代遗物的化学成分和物理结构进行非破坏性或几近无损的测定，对其中的常量、微量或痕量元素进行分析，以确定古代遗物的产地、制作工艺、烧结温度等，为探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及其文化传播、交流提供信息。 应用于考古学的科技手段虽然很多，但各有专长，每一种特定的科技手段只能解决考古学研究的某一方面问题，而且大多数是无法相互代替的。所以，在实践中要多种技术互相补充和检验。 四、科技考古学前瞻 科技考古学虽已取得可喜的发展，但由于这是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地充实和完善。根据目前科技考古学发展的现状，今后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是必要的。 1.逐步确立学科理论体系 在对科技考古学的认识和重视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应重视建立自身的理论体系，包括学科目标、理论和研究方法。这是国际范围内需要关注的问题。我国已有部分学者关注这些问题，如俞伟超先生就强调“科技考古（学--作者加）的根本目的还是揭示人类社会和技术进步的历史过程，从而启示今人如何能更好地适应环境，改造社会”[10]，但总的看来，这方面的研究进展仍显薄弱，有待重视和加强。 2.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 科技考古学的研究应当追求信息的全面性，不断丰富和充实研究内容。要注重多方位的交流和探讨，既包括国际范围的互通信息和互相学习，又包括不同研究领域资料与方法的借鉴与渗透。可以说，学科的发展除了考古学者们的努力外，还要靠其他学科的推动。“事实证明，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可以起到扬长避短、事半功倍的作用”[10]。 目前，科技考古学已呈现出积极的学术交流局面，比如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有关学术会议（包括国际会议和国内会议）、创办专业杂志、成立科技考古学会等，但与学科发展的要求相比，参与的人员还比较少，学术交流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