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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性质 战国秦汉时期贵州古夜郎地区已进入青铜文化时代，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我们将这一时期的夜郎地区文化性质认定为青铜文化时代，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目前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遗址和墓葬发掘不多，也不是典型的遗址和墓葬群，出土的遗物数量和种类也不太多。不过，就是在这不太多的遗物中，青铜器所占比例却相当高，并且，包括了生产工具、兵器、生活用具、乐器和装饰品，尤其是发现了一批石、陶范模，说明这种文化已进入青铜文化时代。这里，我们列举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墓葬群和普安铜鼓山遗址所出青铜器的比例即可佐证。赫章可乐已发掘夜郎时期墓葬168座，共出土各类器物380多件，铜器占了197件， 约占器物总数的57%；威宁中水两次发掘的墓葬共58座， 出土各类器物430多件，青铜器占了197件，约占器物总数的44%； 普安铜鼓山遗址试掘与发掘面积只有1520平方米，出土各类遗物约420 件（不包括残碎陶片），其中青铜器51件，铸造铜器的工具范、模、泥心、坩锅等49件，它们分别占器物总数的12%左右。赫章、威宁墓葬群所出铜器约占器物总数的一半，普安铜鼓山遗址所出青铜器和铸造工具所占器物总数的比例要比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墓葬群低一些，这是极其正常的现象。因为遗址一般多系废弃，较完整和较好的器物，尤其是当时非常珍贵的青铜器均被人为带走，遗留下来的多系残碎器物。同时，赫章可乐出土的主要遗物中陶器只29件，铁器118件，其数量也远不如青铜器多； 威宁中水墓葬群所出主要器物中陶器168件，铁器52件，玉、石器20件， 其数量仍无青铜器多。总之，上述统计数字清楚说明，战国秦汉时期的夜郎地区已经普遍使用青铜器了。 第二，从目前贵州夜郎地区发现的青铜器种类分析，不但有生产工具钁、锄、犁、铧口、凿等，兵器戈、矛、剑、銊、镞等，还有生活用具釜、鍪、贮贝器等，乐器鑃、鼓、羊角钮钟，杂用器具刀、钻、鱼钩等，以及装饰品带钩、铠甲、甲臂、扣饰、铃、手镯、耳环、发钗、帽饰等，由此可见，战国秦汉时期的夜郎地区不但已经普遍使用青铜器了，而且，青铜器已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军事等社会各个方面。 第三，普安铜鼓山遗址出土了一批铸造青铜器的工具，其中石范34件，陶模7件，泥心2件，坩锅3件。这个遗址发掘面积不足1600 平方米，就出土如此之多的铸造铜器的生产工具，这不但说明该遗址有可能是一个铜器加工工场，同时，也说明战国秦汉时期的夜郎地区已经拥有青铜冶铸手工业。普安铜鼓山遗址所出石范中，有剑范4件，剑身范1件，戈范2件，銊范1件，銊形器范1件，刀范1件，凿范2件，鱼钩范1件，铃范2件，宽刃器范2件，残范12件，浇口范7 件（以上统计数据包括试掘时出土的1件銊范）；出土的陶模有剑茎模5件，乳钉纹模1件， 心形纹模1件。这些范、模的种类以兵器居多，也有少数生产工具与装饰品，未发现生活用具。显而易见，这个遗址生产制造的青铜器主要是小型铜器-兵器，其次是生产工具与装饰品。据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战国秦汉时期的夜郎地区青铜冶铸业中，已经有了明显的分工，普安铜鼓山遗址是一个生产兵器、生产工具和装饰器等小型铜器的加工作坊。如果这一推断能够成立，由此说明，这一时期夜郎地区的青铜冶铸业内部已有明确的分工，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 综上所述，战国秦汉时期，夜郎地区已经出现了分工较细的青铜冶铸业，普遍使用青铜器，并且，青铜器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生活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其所处时代应属于青铜文化时期。 第四，至于战国秦汉时期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发展水平如何？《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这一记载说明，战国秦汉时期的夜郎，在我国西南夷地区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拥有雄厚军事力量和政治实力的国家。不过，由于目前这一文化的遗址、墓葬和遗物发现较少，已经发现的遗址、墓葬也不是典型的夜郎遗存，尤其是夜郎的都邑遗址和王室、臣属墓地尚未发现。所以，目前对这一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颇难作出正确的估价。关于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与“滇文化”发展水平的比较，目前也难定论。如果用云南晋宁石寨山与江川李家山墓地发现的遗物，同贵州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墓群出土的遗物比较，后者肯定远不如前者。不过，这种比较的标准是不准确和洽当的，前者是滇国王室和臣属的墓地，后者是夜郎国中一般平民和奴隶主的墓葬，他们之间地位的差别甚大，不能作为两种文化比较的对象。所以，夜郎与滇两种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只有待夜郎王室和臣属的墓地发掘以后才能进行合理、科学的比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