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7日上午，司冰琳副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报告厅进行了一场题为“中国古代器乐艺术的变迁与启示”的讲座。司冰琳老师是音乐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她自幼学习小提琴，受西乐熏陶，大学期间开始接触中国音乐理论，渐趋立志于中国音乐史研究。二十岁本科毕业，同年考入音乐史家刘再生先生门下，此间随古琴家朱子易先生学习古琴。2004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师从音乐学家田青先生攻读博士学位。2007年执教于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至今。
    司老师将器乐艺术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分成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上古时期，其主流音乐形态是雅乐，表现音乐的乐器主要是传统“八音”，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第二阶段是中古时期，其主流音乐形态是燕乐，在乐器方面的发展进程体现为华夏旧器和西域外来乐器的交融；第三阶段是近古时期，其主要音乐形态是俗乐，在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逐渐定型，器乐艺术体现出本土化与民间化的特色。
    在以钟磬乐为代表的先秦礼乐时期，司老师以湖北曾侯乙墓的考古发现为依据，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失踪”小国的地下音乐厅。从墓中出土的乐器共计9种125件，有编钟65件、编磬32件、琴（十弦）1件、均钟（无弦）1件、瑟12件、篪2件、排箫2件、笙6件、鼓4件。最令人瞩目的是整套青铜编钟，它是迄今为止出土的先秦编钟里规模最大、音乐性能最优、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套。编钟优良的音乐性能表现在其音域十分宽广，相当于钢琴键盘从大字组C到小字四组d，跨越五个八度和一个大二度。而且中心音域的三个八度内十二律齐全，可以构成完整的半音阶。从编钟形制上说，这种编钟与我们通常所见的正圆形钟不同，它的扁圆形设计，使钟具有两个边楞和两个钟面，每个钟面都有正部和侧部，敲击同一个钟的不同部位，可以发出相隔三度的两个音。“一钟二音”可以说是古代工艺制造和器乐艺术的辉煌成就。而且，编钟上有大量铭文，有记录、标音、乐律方面的功用，对于研究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乐律的使用情况以及音阶变化等方面的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以丝竹乐为代表的中古伎乐时期，传统的华夏旧器和外来乐器的共存、交融是最为显著的特点。中古时期的音乐风格也可分为两个阶段，秦汉魏晋时期是以中原乐器为主的时期，而南北朝至五代，则为中原乐器和西域乐器相互融合的阶段。在这一部分，司老师以琵琶的本土化道路和四川考古发掘的五代前蜀皇帝王建墓中石棺床的石雕为例，具体阐释了这样一个共存、交融的器乐发展特色。
    在以拉弦乐器为代表的近古俗乐时期，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传统乐器的“强势化”，以古琴为代表的文人阶层器乐艺术的发展，其次是外来乐器的“本土化”，以琵琶唢呐为代表的乐器的民间普及化。在这一阶段的阐释中，司老师主要以胡琴家族的崛起为代表，阐释了胡琴形制、演奏方式的演变，并展示了一段京胡与大鼓共同演绎的《夜深沉》，让我们体会了独特的器乐艺术魅力。
    最后，司老师总结促进中国古代器乐艺术变迁的原因，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在动力。外部因素方面，社会生活往往由于政治、经济的原因而发生变革；内在动力则体现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潮流的涌现和审美观念的变化。这种器乐艺术的变迁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首先，乐器群体往往和主流音乐形态紧密关联；其次，音乐文明的兴衰起伏，与中国历史时期三个阶段的变异也有内在的关联，乐器文化也是时代音乐文化的缩影；最后，从中原乐器和西域乐器的交流融合和改造，到中国传统民族乐器定型的变迁过程中，我们应更加重视音乐文化交流的意义。
    在讲座之余，司老师还给听众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她精心准备了琴歌《阳关三叠》，在现场倾情演绎，表达了依依惜别之情。
    总之，司冰琳老师的讲座，带领听众对中国古代音乐史作了一次贯通的巡礼。从金声玉振的礼乐，到丝竹管弦的伎乐；从琴瑟笙箫的华夏旧器，到琵琶胡笳等西域乐器；从恢弘谨严的宫廷雅乐，到活泼多元的民间俗乐，无不给听众带来知识的盛宴与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