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承黄遵宪的曾孙敬昌先生赐寄黄遵宪与日本谈判时亲拟的“苏州通商场章程”复印件一份，上有黄遵宪亲笔修改文字。从该件追溯谈判经过，可以反映出《马关条约》签订后，黄遵宪为维护国家主权所作的艰难努力。今略加考订，并阐述前后因果，来龙去脉。由于各事丛杂，有些资料，特别是日方档案，尚待继续搜寻。
    一、章程文本
    敬昌先生所赠文献全名《酌拟苏州通商场与日本国会订章程》，共五条。
    （一）中国允将苏州盘门外图中标明之地作为新开通商场。此通商场西界商务公司连界马路，北界运粮河河沿马路，东界水淥泾河沿马路，南界陆家桥小河，所画红色线以内作为日本人住居之界。
    （二）此住居界内，任许日本人侨寓贸易，所有日本商民开设行栈，建造住宅，某商某人需地多少，自向业主随时租赁，中国官场许为襄助。
    （三）此居住界内，除东西北以官路为界外，图中标明纵横交错中，有井沟各项之官路，系本国官道，留作该地方公用，不得租赁，以后遇有道路、桥渠一切地方公用之物，应行添□移改之处，日本人亦应让出。
    （四）此居住界内应纳中国地租，另有定章；应纳地方税及巡捕费等项，随时由工务局、巡捕局设立章程，所有租税事务及管理事宜，除查照中国旧章酌定外，应兼用日本国横滨、神户、长崎各通商口岸现行章程商办。
    （五）此居住界内日本人，照约应归日本人管理，如有无约之国及内地华人居住其中，自应由中国官管辖。
    以上第四条末句中的“现行”二字，为黄遵宪亲笔，第五条全款为黄遵宪亲笔。右侧有黄遵宪批注：“此五条念廿八日交，作为第一〈案〉”等字。原件已漫漶，个别字无法辨认。
    据黄敬昌先生函告，此件原藏其姊夫张佳恩处，后归黄敬昌先生保存。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马关条约，除割让台湾、澎湖，赔款军费2万万两以外，其第六条规定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当时，黄遵宪被两江总督刘坤一委派，专办苏州商埠谈判事宜。上述文献应是当时遗物。
    二、广州、上海、宁波三种“租界”模式与张之洞、黄遵宪的选择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向列强开放，设立通商口岸，有广州、上海与宁波三种模式。
    广州模式的特点是由中国方面在通商口岸划出部分土地，交由洋人租用，华人不得杂居。在此区域内，列强有行政、司法、征税等权利，独立于中国行政、法律系统之外，成为“国中之国”。上海模式除允许华人居住外，大致与广州相同。以上两种当时统称为“租界”。第三种是宁波模式。其特点是，虽仍划出部分土地由洋人租用，但各项权力均归中国自主，称为“通商场”。光绪二十一年五月，日本派林董任驻华公使，其任务之一为商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指导日本领事在沙市、苏州等新开口岸建立租界，落实《马关条约》第六条的有关规定。
    根据《马关条约》第六款，日本侵略势力即将深入中国内地。为了尽量减少该款给中国“国家税厘，华民生计”带来的巨大冲击，同年六月，光绪皇帝命江苏、浙江、四川、湖北四省总督“预筹善策”。同月十六日，光绪皇帝谕令李鸿章、王文韶二人为议约全权大臣，研究“补救”办法。在与日方谈判时“先持定见”，“力与磋磨”。上谕称：“凡此次所许利益，皆不使溢出泰西各国章程之外，庶可保我利权。谅该大臣等已将应议各条，熟思审处。李鸿章为原定新约之人，尤当惩前毖后，力图补救。总期争得一分，即有一分之益。”[1]（卷116,P18-19）
    同年七月九日，张之洞向光绪皇帝提出十九条补救办法，要求在新增的通商口岸采取“宁波模式”。内称：“宁波口岸并无租界名目，洋商所居地名江北岸，即名曰洋人居之地，其巡捕一切由浙海关道出资，雇募洋人充当。今日本新开苏、杭、沙市三处口岸，系在内地，与海口不同，应照宁波章程，不设租界名目，但指定地段纵横四至，名为通商场。其地方人民管辖之权，仍归中国。其巡捕、缉匪、修路，一切俱由该地方出资募人办理。中国官须力任诸事，必为妥办，不准日本人自设巡捕，以免侵我辖地之权。”[1]（卷117,P7）八月二十一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受张之洞的意见，通知各有关地区督抚：“日本将派送上海领事往苏、杭、沙市等处选择租界，宜预为筹画，照宁波通商章程最妥。”[2]（卷148,P8-9）九月五日，张之洞又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明广州模式与宁波模式的差异。电称：“查租界洋文有二义，一曰宽塞甚（Concession），译其文义曰让与之地，乃全段由官租给，统归外国管辖之租界，华人不得杂居。”“一曰塞特门特（Settlement），译其文义曰居住之地，乃口岸之内，限定地界，准洋人自向民间租买地基建房居住，桥梁道路仍归中国管辖之租界。华洋可以杂居，官可自设公堂，拿犯断案，此则只可名为通商场，如宁波口岸是也。”[3]（《致总署》，卷148,P11-12）张之洞特别提出：“二者大有区别，中国统名之曰租界，易于相混。内地必照宁波通商场办法，方能相安。”他表示，在日本人到苏州开议时，当命派出人员“与之磋磨”。此后，张之洞又调查日本向西方开放情况，说明日本在本国境内的“租界”，“凡土地乃系日本政府所辖，是以街市、道路并码头，皆应归日本政府常行修理”。[4]（P卷150,P16）
    根据上述分析，可见黄遵宪所拟《酌拟苏州通商场与日本国会订章程》采取的是宁波模式，并且参考了日本横滨、神户、长崎等地的“租界”经验。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二十日，黄遵宪致朱之榛（竹实）函云：
    国势如此，空言何补！弟辈惟自尽人力，以冀少救时艰，毁誉得失，不必论也。去年奉旨垂询补救新约，弟有上香帅条陈十条，虽不免策士蹈空之习，然比之今之论时务者，犹觉卑近而易行。[5]
    “去年”，指光绪二十一年；“奉置垂询补救新约”，指上述光绪皇帝征求补救《马关条约》第六款的有关上谕。当时，刘坤一因在甲午战争中调往前线，指挥军队与日军作战，尚未回本任，两江总督一职由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黄遵宪由于主持江宁洋务局，成为张之洞的下属。据黄遵宪此函，可知光绪皇帝有关上谕发布后，黄遵宪曾向张之洞提出十条补救意见。
    又，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一日黄遵宪致梁鼎芬函云：
    内地通商一事，昨上广雅尚书一函，详陈其利害，此事惟广雅能主持之，将来或在金陵会议。宪归白海外，碌碌无所短长，或藉此一端，少报知遇也。[6]
    据此函可知，黄遵宪极为关心“内地通商”事务，除“十条”之外，还有一通致张之洞的长函。由于黄遵宪的“十条”尚未发现，其提出的确切时间也无法考定，因此难以厘清黄遵宪的“十条”和张之洞的“十九条”之间的先后关系。但从情理上推论，其过程应该是：光绪皇帝发出“补救”上谕后，张之洞向下属及幕僚征询意见，黄遵宪向张之洞提出“十条”，张之洞加以综合，向光绪皇帝提出“十九条”。正因为黄遵宪的“十条”深合张之洞之意，又积极关心此事，张后来才命黄遵宪主持苏州开埠交涉。
    《马关条约》签字后，黄遵宪有过一段非常沉痛、郁闷的时期。光绪二十一年五月，黄致王秉恩（雪澄）函云：“时局日棘，有蹙国万里之势，无填海一木之人。竟如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亦只好缄口已矣。”[5]黄遵宪向张之洞提出“十条”，说明他并未“缄口”，而是尽心尽智，力谋为国家效力。
    三、黄遵宪主持谈判与六条新章的制订
    中日苏州开埠交涉开始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日方代表为驻上海总领事珍田舍己，中方代表为苏松督粮道陆元鼎及罗嘉杰、杨枢、朱之榛、刘庆汾等人。
    最初，日方要求将苏州阊门或胥门等繁华地区辟为租界，中方则坚持须在离城较远地区。几经交涉，不能定议。十月二十九日，中方照会日本驻华公使林董，建议将租界设于盘门外，相王庙对岸，自华商公司以东地带，但必须保留沿河十丈土地，作为“中国国家建设电杆、路灯、马路及船只纤路、小民负贩往来之用”。①十一月初二日，林董复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表示新改地段，如于商务极为便利，未必不可迁就，但沿河十丈土地必须划入租界，归日本管理。照会称，“沿河地方之于租界，犹室之有堂，堂之有门，船只往来焉，百货起落焉。”如中国扣除此项土地，将使日本商民“坐失舟楫之便”，[7]（《日本国公使林董照会》）“不啻咫尺阶前不得自由”。[7]（《十一月十五日日本国公使林董照会》）直到十二月初十日，林董才复照中方，表示该问题“暂且作为悬案”。[7]（《日本国公使林董照会》）
    租界的地段及沿河十丈土地的管理权解决了，更大的问题是，是否允许日本在苏州设立专管租界。日方坚持：“在新开港头开设日本租界一节，马关条约第六款载有明文，是素属帝国政府之当讨求之权，而贵政府毫无可有异议之权。”[7]（《照抄告知外部节略》）这一问题事关租界的性质和国家主权，张之洞将解决这一难题的希望寄托在黄遵宪身上。
    谈判伊始，张之洞就要求黄遵宪到苏州主持，不过，当时黄遵宪正因“教案问题”与法国驻上海领事谈判，无法分身。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黄遵宪致电张之洞云：
    钧谕敬悉，应即往苏。惟教案业经开议，立告法领事，渠谓两国政府委办之事，未便开议即停。电询苏局，复称：倭领日内回沪。职道窃思邀索不允，停议亦事理之常，但求总署坚持，将来可再将宝带桥再续议，此事彼因而我应，似可坐以待之。如何办法，候示遵行。[8]（《黄道来电》）
    从电中可见，珍田以“回沪”相胁，谈判已陷入僵局，但黄遵宪不以为意，主张暂时停议，“坐以待之”。同月二十一日，黄遵宪再电张之洞，建议听任日本领事离开，“稍挫其气”。电云：
    苏局函电言倭领即回沪，似不必挽留，听令回沪，稍挫其气，再告以黄道在沪，可以续议。如邀俯允，职即约杨道来，当禀承钧命，力任艰难。[8]（《黄道来电》）
    可见，黄遵宪身上完全没有当时官场中已经出现的媚外、惧外风气。
    黄遵宪正式投入谈判约在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下旬，其对手是日本刚刚任命的驻苏杭领事荒川己次。当月十二日，张之洞致总署电云：“江、浙、鄂、蜀新开各口，若逐处派员辩论，必延时日。不如请其派日领事在沪，予以议定章程之权，由南洋派黄道遵宪与议，或在苏议，或在沪议。”[3]（《致总署》，卷150,P32）张之洞设想，十天即可定议，然后江、浙、鄂、蜀各口，一律照办。这样，黄遵宪的谈判成果就不仅关系苏州一地，而是关系到四个省区了。张之洞将这一任务交给黄遵宪，可见其托付之重。十四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指示江苏巡抚赵舒翘，谈判中要尽力争取较宁波模式更为有利的条件。电称：“租界权归我管，宁波章程尚不足，应以内地通商非沿海、沿江之比，中国应善保自主之权，握定‘内地二字’设措。”[9]（《赵抚台来电》，第51册）赵舒翘当即电催黄遵宪先期到苏州商量。十七日，刘坤一回两江总督本任，按照张之洞的成议，委派黄遵宪主持对日谈判。
    黄遵宪提出的“第一案”就是上引《酌拟苏州通商场与日本国会订章程》，其时间应为正月二十八日。谈判中的最大困难仍然是日方以《马关条约》为据，坚决要求在苏州设立“专管租界”，而黄遵宪则仍以该条约相驳，声称遍查《马关条约》的中文、日文、英文各文本，“并无许以苏州让给一地，听日本政府自行管理”之语。[10]（P128）谈判进行得艰难。其原因，一是中国是战败国，《马关条约》已签，黄遵宪无法改变总体上的外交劣势；一是谈判对手是战胜国，蛮悍狡猾。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江苏巡抚赵舒翘曾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诉苦说：“日人狡谲多变，早知其绝不能顺理成章，从苏定议。然苏省首当其冲，使持议过于高坚，则必至决裂，贻朝廷忧；若塞责求其速了，则必致失体，招彼族侮，不得不与之浓淡相参，刚柔互用，始磋磨延至今日。”[11]弱国无外交。中方过于强硬，谈判必然破裂；过于软弱，又将损伤国体。黄遵宪在谈判桌前的困窘处境是可想而知的。
    谈判至三月初，黄遵宪向荒川己次提出六条新章程。从表面看，它对日方要求似乎有所让步，但处处暗藏机关。黄遵宪提出的这“六条”，目前也尚未发现。据黄遵楷称，该章程的特点是：
    日商需地几何，许其随时分赁，则专管之界，暗为取消；道路各项，许其不纳地租，而实则为公共之物；租期十年以内留给日人，实则还我业主之权；杂居华人，归我自管，则巡捕之权在我。道路公地，归我自筑，则工务局之权在我。凡所以暗破专界，撇开向章，补救《新约》（即《马关条约》——笔者）之所穷，挽回自主之权利者，无孔不钻，无微不至。[10]
    由于日方始终坚持设立“专界”，由日本“专管”，黄遵宪不得不虚与委蛇，在第五条提出：“如日商繁盛，将来商划专管界，并将道路编入界内。”黄遵宪意在将当时僵持不下的问题，推到“将来”再议。对此，黄遵楷分析说：“其紧要关键，不过将事实变作虚辞，由现在推之他日；亦由负债者约退后期，别立新单，谓他日家业兴隆再行设法偿还云尔。”这是无可奈何之事。外交是国与国之间的智慧、策略和手段的斗争。黄遵宪身处弱国，因此特别讲究外交策略，提出和对手谈判时有所谓“挪展之法”、“渐摩之法”、“抵制之法”等等。他说：“言语有时而互驳，而词气终不愤激；词色有时而受拒，而请谒终不惮烦；议论有时而改易，而主意终不游移。”黄遵宪与日本议订苏州开埠条款的过程，是他施展外交斗争策略和手段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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