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家项英，在我党历史上长期担任重要职务，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同时也有某些失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是项英一生中极其重要的时期，客观地、公正地评价他在这一时期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
    近两年来，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和回忆史料，访问当年与项英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经过认真反复的分析考证，我们认为项英作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最高领导人，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的任务，为三年游击战争尤其是赣粤边区的游击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临危受命，掩护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转移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瑞金成立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项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不久又宣布成立由项英兼任司令员的中央军区，“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闽北分区在内）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二十四师和十军”【注：《中革军委关于成立中央军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的指示》《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２２日。】，继续坚持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斗争。
    在长征之初，项英和陈毅等一起，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地方武装及游击队接替主力红军防务，掩护主力红军集结，配合主力红军突围，保障主力红军行动，使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得以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实行战略转移。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上旬，当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陆续离开原来的阵地向指定地域集结，准备实行战略转移时，项英遵照军委的部署，指挥红二十四师和各军区的一些独立团接替主力红军防务，开展游击活动，并严密封锁主力红军行动的消息，从而有力地掩护了主力红军的集结。１０月１０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党政机关、军委总部及直属部队编成的第一、第二野战纵队，从瑞金地区出发，向战略转移前的集结地域开进。项英奉命指挥红二十四师和一些独立团分别在原地阻击骚扰敌人。１０月１７日，当主力红军分别从１０个渡口南渡贡水准备突围西去，并于１０月２１日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时，项英命令赣南军区派独立第十四团进占韩坊、古陂；独立第十五团和独立第六团进占安远城；第一大队与西江独立营进至重板石和龙布一带；保卫队和独立第六团一个营进至新田地区，肃清国民党残余力量，恢复苏维埃政权。同时，派大田游击队到信丰河西岸破坏敌人堡垒，派长洛游击队到大埠圩东岸长演坝一带打游击。１１月初，敌余汉谋纵队在南雄、大余、横江、铅厂地域追击我军主力，信丰、南康、安远等地甚为空虚。根据中革军委指示，项英命令赣南军区独立第六团和独立第十四团深入到安远、信丰、南康地区开展游击活动，骚扰敌人。
    为了保障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除掩护、配合主力红军突围外，还承担了收容伤员、运送粮食弹药等任务。１０月２１日主力红军突围战役获胜后，赣南军区派一部分部队负责收容伤病员，积极组织群众，前运粮弹，后运重伤员。还奉命在小坌、畚岭、小溪、新陂、于都西北等处设立医务所和收容所，在大坝、唐村等地设立运输转运站，以保证野战军在转移时的后方收容与运输。１０月底，项英、陈毅等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又先后收容了一大批伤病员，其中一些轻伤员医好后即投入了当地的游击战争。
    执行中央指示，领导苏区军民英勇抗击敌人进犯
    党中央离开中央苏区时，赋予中央分局的任务是：在中央苏区领导地方武装以游击战争来保卫中央苏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成果，抗击进犯的敌人，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统治下去，并准备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条件下的反攻。同时中革军委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进犯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除了薛岳纵队、周浑元纵队追击中央红军外，其余敌军继续向中央苏区的腹地进攻，迅速占领了宁都、汀州、石城、兴国、于都、瑞金、会昌等地。以陈诚等指挥的２０多个师共２０余万人，加紧构筑堡垒封锁线，组织地主武装，建立保甲制度，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苏区。在严重的形势面前，以项英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关于保卫中央苏区，抗击进犯之敌的指示，领导中央苏区军民英勇顽强抗击敌人的进攻。当敌人占领宁都、汀州、石城、兴国等地后，中央军区命令红二十四师在汀州以南阻击河田之敌前进，江西军区独立团阻滞广昌之敌前进，独立第三团监视兴国之敌，独立第七团阻滞石城之敌前进。
    １１月下旬，敌东路第三师孤军冒进，由瑞金向会昌推进。红二十四师指战员纷纷要求抗击敌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为了兴奋苏区的群众，提高他们的信心，命令红二十四师在谢坊西侧的湾塘岗伏击敌人，以会昌之地方武装作正面的扼制，另命令福建军区独立团于瑞金河东岸阻击牵制增援之敌。这次战斗歼灭敌人半个旅，击溃半个旅，是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军区部队取得的第一次大的胜利。但是敌人发现中央苏区仍有正规红军后，遂改急进为缓进，调集兵力，企图寻找红军决战。当时江西军区和省委由于敌人的迅速推进，地方工作没有来得及布置，同时仍然集结独立团阻止和破坏敌人构筑堡垒，在战斗中遭到严重损失，最后被敌人围困在狭小地区内而遭失败。
    为了抗击敌人的进犯，保卫中央苏区，项英早在１０月１８日就发表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文章，指出：“发展游击战争是我们中央苏区整个党与苏维埃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当然，项英这时候强调的群众游击战争还只是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的游击战，而不是独立的战略游击战。由于项英和中央分局对于当时整个斗争形势估计不足，把希望寄托在主力红军远征大捷和等待主力回师反攻上，并为中央赋予的“保卫中央苏区”的任务所束缚，对于整个工作没有也不可能实施及时的转变。
    江西军区失败的教训，引起项英等中央分局领导人的重视，他们开始注意加强地方武装和在群众中进行游击战争的教育。同时开始认识到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主力红军的回师上，提出了“独立作战”和“坚持斗争”的口号，在战略指导上亦开始了初步的转变。这主要表现在：
    １。派得力干部到各地区去领导游击战争。当时，项英和中央分局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分别派张鼎丞回闽西；调中共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到瑞西地区组建中共瑞西特委并任书记，同时抽调部分武装组成瑞西独立营；调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到闽赣省委任书记；调原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派原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胡海回吉安东固地区，组建中共公（略）万（安）兴（国）特委并任书记；派少共分局干部李鹤鸣到胜利县（后转公略县）；派中共赣南省委组织部部长罗孟文到杨赣特委任书记兼杨赣军分区政委；在于都小溪成立中共信康赣雄特委（后改为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由原在赣粤边坚持斗争的李乐天任特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调赣南省委宣传部长杨尚奎任特委副书记，随即抽调一个营的红军开赴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
    ２。在“三角地区”党内和群众中进行游击战争的动员教育。为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项英和中央分局首先在中革军委划定的瑞金、会昌、于都、宁都之间的“三角地区”进行动员教育。１２月２９日，项英在瑞西、瑞金两县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目前敌人“清剿”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号召动员一切力量粉碎敌人的“清剿”，提出“一切工作为着开展游击战争”，要求“每个党员要领导游击战争，要学习游击战术”，每个区应有一个基干队伍，要扩大独立营和区游击队，以便“来团结与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并具体要求各区独立营扩大到４００至５００人，区游击队应扩大到１００至１５０人，党政机关的负责人应随队行动，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与此同时，中央军区政治部编印了《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的讨论提纲》。为了培养游击战争骨干，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在于都宽田龙泉迳举办游击训练班，组织各县区游击司令部负责人学习游击战术，项英曾亲自到训练班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经过游击战争的教育，瑞金、兴国一带的地方武装渐渐能进行游击战，闽赣军区的部队也向宁国、石城、广昌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央分局在组织上、政治上实行的初步战略转变，对于一些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和以后游击战争的坚持，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在总体上仍受中央和中革军委关于坚守“三角地区”指示的束缚，红二十四师和几个独立团依然采取大兵团作战方式阻滞和破坏敌人对于“三角地区”的筑垒前进。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８日，红二十四师和独立三团、十一团共五个团的兵力，进攻驻守赣县牛岭的国民党粤军第二师一部，由于部队部署失当，在激战中部队遭到了严重损失，这是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最后一仗”。项英后来也认识到牛岭战斗不但是“不应有的惨败，而且是不应有的战斗”【注：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７日。】。
    牛岭战斗后，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三角地区”进行“清剿”，于都、会昌一线贡水两岸的敌人南北夹击，企图将中央分局等机关及红军部队封锁在狭小的地区内，一举歼灭，形势日益严重。这时项英和中央分局已经“放弃期待野战军的观念，已正式提出独立自主的口号，对于当时整个斗争的严重性也有进一步认识”【注：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７日。】，感到已无法执行中央关于坚守“三角地区”的指示，开始酝酿突围和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彻底转变斗争方式，组织部队分路突围
    项英和中央分局在严重的形势面前认识到必须改变斗争方式，但同时感到“变动中央给予我们的任务，只有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执行”【注：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７日。】。所以，项英于１９３５年１月３０日、２月１日、２月４日、２月５日不断致电中央，报告中央苏区的严重形势，要求给予具体指示。１月３０日致电中央提出：“任何紧张情况下应抽空讨论我们的问题”，“要求中央迅速给我们具体指示，适应情况执行”【注：《项英致博古朱德周恩来电》，１９３５年１月３０日。】。２月１日又致电中央：“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区环境日益紧急，迟延不决是最有害的。”“目前问题是整个行动方针，关系全国与中区前途，因此必须中央决定与指示。”同时提出：“集中行动必有立足之处”，但“目前四周无此条件”，“分散目标，便于游击，但各自为战，领导困难”【注：《项英致朱德周恩来博古电》，１９３５年２月１日。】。２月４日，项英再次致电中央与军委：“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还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注：《项英关于目前行动方针问题致中央与军委电》，１９３５年２月４日。】在此期间，项英主持召开中央分局会议，研究分兵突围问题。会上，一种意见是留下少数部队和机关人员在中央苏区活动，其余全部向西突围到湘赣边界另图发展；一种意见主张部队以团为单位，向湘赣边、闽赣边和福建平和、漳浦，广东饶平一带突围，中央分局率一部分部队继续留在中央苏区领导斗争。２月５日，项英将两种意见报告中央，“请立复”【注：《中央分局致中央电》，１９３５年２月５日。】。
    ２月５日，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了“万万火急”的电报，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同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注：《中央书记处致项英转中央分局电》，１９３５年２月５日。】。由于敌情紧急，中央分局接到电报后，立即向于都南部转移。在于都南部禾丰地区，中央分局又收到了中共中央２月１３日给中央分局的详细指示电。这个指示电指出：“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都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的方式”，“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分局手里应有一独立团。利用蒋粤接邻，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最忌胶着一地”【注：《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的指示》，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３日。】。
    项英接到这个指示电后，立即召开中央分局紧急会议，决定“全部接受中央的指示”【注：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７日。】，彻底转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并部署部队突围。２月１９日，项英致电博古、朱德、周恩来，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２月２１日项英再次致电中央，报告了各路部队突围方向及中央分局的行动。２月２３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致电中央分局，指出在突围中应注意的问题：“所有出发游击的部队，必须绝对轻装”，“每一部队不要拥挤根多干部，即分局的一个团，也不应把分局的人都集中在一起，除项英、潭秋、贺昌三人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的部队内负责工作”【注：《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转中央分局电》，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３日。】。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项英和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中央分局领导人组织指挥被围困在于都南部地区的红军部队（红二十四师和一些独立团）和工作人员分九路陆续突围，这些部队分别由李才莲、陈潭秋、汪金祥、李天柱、龚楚、徐洪、蔡会文等率领突围，分赴各地开展游击战争。项英、陈毅、贺昌等率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在赣南、闽西穿插游击，并与各苏区取得联系。
    在各部队分路突围后，项英、陈毅、贺昌于３月９日率七十团在于都南部地区向福建长汀方向突围。贺昌率部在会昌县天门嶂遭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包围，部队被打散，贺昌壮烈牺牲。项英、陈毅率部队在安远县天心圩也遭国民党军截击，部队冲散后转回于都上坪。随后，项英、陈毅再度突围，途中巧遇原代英县县委书记曾纪财，由曾带路，项英、陈毅向赣粤边游击区转移。
    由于国民党重兵包围与封锁，各部队突围中都相继遭到了很大损失。但是，它毕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要在于都南部一举消灭中央分局和红军部队的企图，保存了一部分革命力量。突围出去的部队，分别转移到赣粤边、闽西、闽赣边和湘南等地区，舍同当地武装转入了游击战争。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军民遵照中央的指示，虽然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进犯，但仍遭到了严重损失与挫折。究其受挫原因，项英囿于中央赋予的任务，未能适时转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过去不少文章和回忆录把其完全归罪于项英，是不够客观，也是不公正的。我们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首要原因则是中央的错误指导。其一，中央撤离中央苏区前没有对留下来的同志和部队如何坚持斗争作周详的考虑和认真的部署，“训令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保卫中央苏区”是不现实的。主力红军长征后，敌人除两个纵队尾追主力红军外，敌人２０多个正规师加上地方部队几十万人加紧进攻中央苏区，敌情比主力红军长征前还严重。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仅红二十四师和十余个独立团共一万余人，其中相当部分是主力红军伤愈归队人员。八万多主力红军尚不能打破敌人“围剿”，红二十四师和十余个独立团又怎能保卫中央苏区？其二，中革军委划定“三角地区”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坚守的最后阵地，这就束缚了中央分局和苏区军民的手脚，使其难以跳出这“三角地区”去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其三，中央分局在严重的形势面前，感到难于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赋于的任务，屡次致电中央，报告情况和请示斗争方针，除１月７日中革军委向项英通报了野战军已占领遵义地区并准备在此赤化外，到２月５日前竟无一指示，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的战略转变。当然，项英作为一个战略指挥员——中央分局书记兼中央军区司令员，对主力红军转移后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把希望寄托在主力红军回师反攻上，因此继续指挥部队进行大兵团作战，还提出“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的口号，也是有一定责任的。他后来为此在延安向党中央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