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传芳出师援赣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向为富庶之区，孙传芳于１９２５年１１月成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后，便提出“保境安民”口号，一以杜外人觊觎，保住到口的肥肉，二以迎合东南资产阶级的愿望。还在北伐军入湘前，孙传芳就声明：“人不犯我，我绝不犯人”，“如贪婪窃发，抉我藩篱”，“亦惟有率我五省之师旅，以遏制之而已”【注：《孙传芳抵沪后之通电》，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３日。】。１９２６年北伐军入湘后，孙传芳又于６月１２日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无论何方军事，均主以消极眼光应付之”，“不加入任何漩涡”【注：《孙传芳又开军事会议》，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６年６月２６日。】。吴佩孚曾派人到宁，要求孙传芳援湘，但孙不愿意为吴火中取栗，他企图坐山观虎斗，在两败俱伤后占领两湖，坐收渔人之利。７月２７日，孙传芳接见国闻社记者时，以一付悲天悯人的姿态说：“循环无已之战争，国人孰不痛心？天下无可以杀尽百姓之英雄，是以平日持论，治军必先爱民。”又说：“目下情形，南方实严重于北方”，“最好将北方之事，完全交奉方主持”，吴佩孚“尅日南来，对付湘粤”【注：《孙传芳在南京发表之谈话》《晨报》１９２６年８月１日。】。２８日，孙传芳命亲信，时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的杨文恺赴长辛店，向吴佩孚进言。但吴佩孚正忙于指挥南口之战，完成包围国民军的计划，无意立即南下。他要求孙“特别设法”，使“讨赤军内部之团结”臻于“圆满”，对湖南战事，则请孙“多为帮忙”，“量力予以相当之接济”【注：《杨文恺将出京赴宁》，《申报》１９２６年８月１日９版。】。对此，孙传芳的答复是，“无力遥顾湘战”【注：《孙传芳仍持保境安民态度》，《申报》１９２６年８月６日４版。】，他仍然要求吴佩孚“督饬各军，迅扫西北之敌”，然后“回师南下，坐镇长江”【注：《孙传芳致吴电之真相》，《申报》１９２６年８月４日７版。】。当北伐军节节前进之际，孙传芳却在南京悠哉游哉地修明礼乐。８月６日，举行投壶新仪，声称：“吾国以礼乐为文化之精神，今欲发扬文化，非以修明礼乐不可。”【注：《孙传芳提倡之投壶新仪》《申报》１９２６年８月２日９版。】同时，又组织修订礼制会，聘请章太炎、沈彭年、姚文抩、汪东等一批名流为会员，以章太炎为会长。孙传芳称：“此次举行投壶典礼，看似迂阔，实则君子礼让之争，足以感人心而易末俗。”【注：《江苏修订礼制会成立纪详》，《申报》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２日９版。】
    当时，江浙地区正在掀起和平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社会成分很复杂。部分绅商既害怕国民革命军进入东南，也反对孙传芳出师援助吴佩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江浙地区的组织及其影响下的进步力量则企图以此牵制孙传芳出兵，争取民众同情【注：张曙时、侯绍裘：《江苏最近政治、党务简单报告》（油印本）；韩觉民：《上海特别市党部报告》（油印本）。】。８月初，苏州、无锡、武进、镇江、淮阴以及上海县的商会会长联名致电孙传芳，对所谓“援湘”准备表示惊疑。电文称：“兴无名之师，何如以不战服人？惩异端之攻，何如以自强不息！”电文要求孙传芳“熟筹全局，慎于一发”【注：《各商会关于时局通电》，《申报》１９２６年８月９日１３版。】。随后，南京部分绅士和法团领袖联袂会见孙传芳，要求他“力顾五省保境安民宣言，勿牵入湘、粤战争漩涡”【注：《南京快信》，《申报》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２日９版。】。１１日，上海全苏公会召开特别大会，议决七项，其要者为：１。电致孙传芳，赞成“消极的增防”；２。警告北伐军总司令部，请其严饬所部，绝对不得越闽、赣省境一步；３。通电本省及浙、闽、皖、赣四省各团体，一致运动和平；４。联络上海各法团，共作和平运动；５。通电全国军事当局，请停止战争，共谋国是；６。发表和平宣言【注：《各团体运动和平》，《申报》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２日１３版。】。９月８日，全浙公会常务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公推蒋尊簋、殷汝骊、沈田莘三人赴宁，向孙传芳请愿【注：《全浙公会请孙蒋维持和平》，《申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９日１３版。】。１３日，又决定派蒋尊簋、魏炯（伯桢）二人赴汉口，和蒋介石接洽【注：《全浙公会奔走和平昨讯》《申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４日９版。】。其后，江苏派出袁观澜、黄炎培、赵正平，福建派出方声涛、史家麟，安徽派出许世英、王龙亭，江西派出徐鹤仙等人，参加和平运动。一时间，各种名目的和平组织纷纷涌现。有一个名为“五省和平祈祷会”的组织，甚至致电张天师，邀清他莅沪“设坛酿醮”【注：《各公团呼吁和平》，《申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５日１５版。】。
    进步力量企图以和平运动牵制孙传芳出兵，乖巧的孙传芳则将和平的口号接过来，作为阻拦北伐军的口实。８月１１日，他复电各商会，声称：“逞能肆态，驰骋角逐，以较一日之胜负，残民、蠢财、溺国，芳虽愚，绝不为也。”他表示：“金革之声频惊，不能不稍事整备，俾固疆圉。”【注：《孙传芳复各商会电》，《申报》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３日１３版。】９月１０日，他在会见全浙公会代表时说：“破坏和平，在蒋不在我”，“我始终以和平为怀，只须蒋中正将入赣境之部队完全退出，我决不追赶一步”【注：《全浙公会奔走和平之趋势》，《申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２日。】。２０日，孙传芳会见江苏、上海和平代表时又进一步提出三项条件：１。撤退入赣党军，停止湘鄂战争；２。组织内阁，各方自由推戴人选，取决多数；３。召集南北和平会议，划分军区，匀配财权【注：《南京和平会议消息》，《申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２日６版。】。
    尽管孙传芳故作从容，高谈和平，但是，北伐军的进军脚步毕竟不能使他平静，特别使他系念的是势力范围之内的江西。早在７月上旬，就传出他要派安徽混成旅长王普率部援赣。不过，由于江西总司令邓如琢拒绝，王普迄未接到动员命令【注：何成致谭延闿等密函，１９２６年８月６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芜湖快信》，《申报》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２日９版。】。邓虽然是五省联军成员，但始终依违于吴佩孚、孙传芳之间，并非孙的嫡系，不愿轻易让别人插足境内。７月３１日，孙传芳在南京召开五省军事会议，决定合力对粤。会后，孙传芳即调兵遣将，部署援赣。自８月１７日起，谢鸿勋的第四师、杨震东的第七混成旅、孟昭月的第十混成旅陆续出发。１９日，孙传芳通电本省各部队各机关：此举纯系防御性质，“我军此后行动，仍本素日宗旨，坚守疆界，禁暴息争”【注：《江苏援赣之先声》，《申报》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１日１０版。】。２０日，谢鸿勋部抵达九江，由邓如琢指定，以赣北修水、铜鼓两县为驻扎地点。其后，陆续到达赣境的孙军有卢香亭第二师、周凤岐第三师、郑俊彦第十师、彭德铨第六混成旅等，共五师八旅约１０余万人。月底，孙传芳任命原浙江总司令、第二师师长卢香亭为援赣军总司令，同时下达援赣进攻计划：以皖军王普部为第一军，进攻通山、岳州；以苏军为第二、第三军，进攻平江、浏阳；以邓如琢部进攻醴陵、株州；同时命闽南周荫人部进攻广东潮州、梅县【注：《孙军第一目标在浏阳》《晨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７日２版。】。９月２日，吴佩孚所派告急使者赵恒惕到宁，孙传芳爽快地表示：“即日电令各军火速出发，实行进攻湘、粤。唇亡齿寒，智者皆知。”【注：《孙传芳世电》，见《蒋中正致孙传芳电附录》，《申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９日；参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１７册第１９页。】由于两湖军事节节失利，吴佩孚心急火燎地盼望孙传芳出兵，至此算是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答复。
    二、孙蒋谈判与孙张结盟
    孙传芳的援赣部队虽然出发了，但他仍然在观察风色，一面和蒋介石的代表频频谈判，一面和张作霖、张宗昌结盟。
    孙传芳和广东国民政府之间早有联系。１９２５年１２月，孙传芳曾派王季文为代表到粤会见蒋介石【注：《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１９２６年２月３日。】。次年２月、５月，孙两次派人赴粤与广东国民政府“修好”。７月，孙传芳派人赴沪，和粤方代表商洽，并致电蒋介石，希望不用北伐字样，不侵犯闽赣【注：《苏粤代表会晤》，《晨报》１９２６年８月１日２版。】。８月１２日，蒋介石致电孙传芳，要求他不受吴佩孚“伪命”，并称：“对于全国军人，力求团结”，“志同道合，直可联为一体”，倘孙传芳能“顺应革命潮流”，则可代为向政府请求，承认孙传芳为五省总司令【注：《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８月，孙传芳派人到湘，和蒋介石联系，同时运动唐生智，以湖南地盘为条件，诱使唐“拒绝革命军”【注：《蒋介石日类钞？军务》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７日。】。蒋介石估计孙传芳的内部发生变化，指令驻沪代表何成浚和孙传芳接洽，“于此倒吴之时，须要孙有确切表示，或加入国民政府应有其具体条件也”【注：《蒋介石致何雪竹电》，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８日，台湾《近代中国》第２３期，１９８７年６月３０日出版。】。何成浚与孙传芳原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二人于８月下旬在南京进行了两次会谈。第一次，何成浚提出：１。由广州政府委派孙传芳为东南五省首领，保持五省治安；２。孙传芳与革命军一致动作，革命军自湖南北上，孙军自江西西进，双方夹击湖北，会师武汉。孙传芳提出：国民革命军应停战并退出湖南，“湘交湘人自理，作缓冲地”。对此，何成浚表示：“停战未始不可，但必须吴军退出鄂境，以两湖作缓冲地方能商议。”【注：《何成致谭延闿密函》，１９２６年９月４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粤蒋代表何成之谈话》，《申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４日１３版；何成：《八十回忆》，《近代中国》第２３期。】第二次，孙传芳要求国民革命军在岳州停止前进，“以和平手段处置国事”。何成浚则要求孙传芳先促吴佩孚下野，“担保吴不复在政治上活动；在岳停止一节，亦可商议”【注：《何成致谭延闿密函》，１９２６年９月４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粤蒋代表何成之谈话》，《申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４日１３版；何成：《八十回忆》，《近代中国》第２３期。】。会谈中，孙传芳只表示，“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亦表赞同，惟共产主义深所反对”【注：《粤蒋代表何成之谈话》，《申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４日１３版。】。对何成浚的具体意见则始终不答复。９月初，张群再次赴宁。孙传芳强烈地表示，不能接受国民政府任命，但又同时声称：“保持和平，不投入漩涡”【注：《何成致谭延闿密函》，１９２６年９月７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的左右手杨文恺则提出办法三条，要求张群转达蒋介石，其内容为：在现下不犯入其辖境，将来与广东国民政府立于对等地位，“商量收拾全局”；粤方“须表明非共产”等【注：《何成致谭延闿密函》，１９２６年９月７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除派代表磋商外，孙传芳、蒋介石等人之间的函电联系也很频繁，彼此都要求对方撤退。９月６日，孙传芳致电谭延闿、蒋介石等，声称粤军进攻江西萍乡，“传芳已命我军后退百里，请粤军亦迅速撤退，以免误会”【注：《东南局面将有大发展》，《晨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９日２版。】。７日，再电限２４小时退回粤境【注：《南京孙传芳通电》，《申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９日６版。】。蒋介石则于９月１０复电孙传芳，建议由原江西军务督办、国民政府新委任的江西宣慰使兼第十一军军长方本仁主持赣政【注：《蒋介石致孙传芳电》，《晨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７日２版。】。１３日，再电孙传芳，声言“执事以保境安民为职志，应速撤退驻赣各军”【注：《驳复孙传芳阳电》，《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８编。】。此后，蒋介石一直坚持要孙传芳以此点来表示“诚意”，并称：“本军决不扩大战区，即使占领了江西，亦可如前议归还。”【注：《蒋介石复张群书》，《申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２日９版。】谈判一直若断若续。
    孙传芳和张作霖、张宗昌之间长期存在仇隙，不久前还是生死冤家。他在出兵援赣之际，不能不调整关系，以免后门失火。
    ８月１６日，五省联军训练总监王占元由天津到达济南；９月７日，到达南京。王占元南行的任务是动员孙传芳与张作霖抛却前嫌，合作援吴。８日，孙传芳致电张作霖，表示“备悉我公恳恳关垂之意”，“今赤焰枭张，势将燎原”，“愿追随左右，共挽颓局”【注：《孙传芳联张讨蒋电》，《申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２日４版。】。９日，张作霖复电：“东南半壁，全赖我兄支柱”，“弟但知大局为重，微嫌小隙，早付东流。”【注：《奉张电孙表示合作》，《申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３日４版。】在王占元南行之后，提倡大北洋主义的靳云鹏也于１１日接踵而至。靳于８日到奉，参与军事会议，对张作霖说：“党军既以北伐为名，在势必不止于长江，彼方行步步为营之策，得湘、鄂即窥豫赣，得长江安能保其不窥河北？”【注：《奉宁对南军事之结合》，《申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７日６版。】靳建议联孙制蒋。当时，张宗昌也在奉，经靳劝说后表示：“馨远若能断然出兵打蒋介石，山东有一兵一卒走入江苏，算我姓张的不够朋友！”【注：《奉宁对南军事之结合》，《申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７日６版。】靳、孙会谈结果，孙传芳表示，将亲率１３万大军进驻江西。１１日，孙传芳致电张宗昌称：“效帅忠勇奋斗，肝胆照人，请联合出兵，共同讨赤”，“传芳诚意与奉鲁合作，此心可质天日。”【注：《奉鲁苏联合对粤之形势》，《申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５日４版。】１４日，靳云鹏、王占元联翩到济，转达孙传芳的“合作”之意，请奉鲁军速由京汉路进攻武汉，孙方将由赣进攻党军侧面，同时保证孙军在苏鲁交界不驻重兵【注：《奉鲁苏联合对粤之形势》，《申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５日４版。】。当日晚，张宗昌即派潘复、文和、吴家元三人为代表赴宁会见孙传芳，潘复表示：“效帅为直接了当之人，非尔虞我诈者可比”，“一俟苏鲁妥协，即行出兵”【注：《孙传芳出发有待》，《申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８日９版。】。１６日夜，双方协议：江苏徐州、山东兖州双方驻兵不过一旅；遇必要时，鲁军得假道徐州陇海东站入豫，但徐州以南五省势力圈之军事，鲁方决不干预【注：《苏鲁合作问题》，《申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０日４版。】。
    经过王占元、靳云鹏的斡旋，苏孙、鲁张、奉张之间的联盟初具雏形。９月１９日，张作霖派人赴宁答谢，携带共同出兵计划及解决内阁方案，征求孙传芳意见。同日，杨文恺等赴济，代表孙传芳和张宗昌交换了兰谱【注：《杨文恺、张学良先后抵济》，《申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０日４版。】。２０日，匆匆返宁报命。
    在和张作霖、张宗昌结盟的同时，孙传芳还于９月１４日派出密使会见英国驻沪领事，以“中国的安全岌岌可危”，“英国利益同样受到威胁”为理由，要求英国给以任何形式的合作。密使表示：“只要能消灭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孙传芳准备冒奉军赖在长江一带，以及被指责向外国人出卖祖国的风险”【注：Ｓｉｒ，Ｒ？Ｍ ａｃｌｅａｙｔｏＳｉｒＡｕｓｔｅｎ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Ｎｏ。３７４，Ｔｅ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５，１９２６。ＦＯ４０５／２５２Ａ，Ｐ。２１８。】。１５日，英国公使麻克类向外交部建议，由驻沪领事向孙传芳保证，视孙军与广州军队作战情形，予以“最适当、最有效的援助”【注：Ｓｉｒ，Ｒ？Ｍ ａｃｌｅａｙｔｏＳｉｒＡｕｓｔｅｎ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Ｎｏ。３７４，Ｔｅ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５，１９２６。ＦＯ４０５／２５２Ａ，Ｐ。２１８。】。但是，英国政府对沉浮变幻的中国军阀不放心，担心孙传芳的失败会使英国的处境“更为难堪”【注：ＳｉｒＷ。ＴｙｒｒｅｌｌｔｏＳｉｒＲ。Ｍａｃｌｅａｒｙ，Ｎｏ。２６９，ＭｏｓｔＳｅｃｒｅｔ，Ｔｅ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７，１９２６。ＦＯ４０５／２５２Ａ，Ｐ。２２３。】，因此仍持观望态度。
    尽管如此，杨文恺的济南之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孙传芳的后顾之忧。２１日晨，孙传芳乘江新轮赴赣。在船上，他发表谈话说：“予此次出师，抱定三爱主义，曰爱国，曰爱民，曰爱敌。”“誓本此旨，为此次作战主义。大局定后，即以三爱为我党之党纲。”【注：《孙传芳三爱主义》，《晨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７日２版。】到九江后，即以江新轮为总部，指挥江西战事。同时命皖军陈调元部驻扎于湖北武穴，准备上窥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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