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阅读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交流的活动，如同看小说、听歌曲一样，与我们自己的经历和当下的心情都不无相关。当然，在我看来，它更是一项有益于提高自己观察社会与思考人生的智力锻练。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得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历史可以助你在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成长过程里多一份经验。学过历史的人，往往容易被人误解为老气横秋，像出土古董死气沉沉似的。不，不应该如此。他们理应有一种比较豁达的胸怀―――什么世面都见过，什么人都交往过，有一种洒脱和冷峻的人生阅历。
    学问家往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若要破除对学问的神秘，则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历史是什么？历史由三要素构成：时、地、人，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由特定的人群演绎出的一系列故事。现在发生的叫“新闻”，过去发生的叫“历史”。例如2003年情人节前，上海某大学饭厅前张贴一张海报，匿名女生诚情征邀男生，在寝室陪伴度过情人节之夜，以一人为限。新闻传出，远近哄动，每个人都不怀疑自己拥有评论权，褒贬不一。设想百年之后，有一位社会史的研究生发现了这些材料，以此为中心，写出一篇研究转型期中国女性社会心理变迁的论文，这就变成历史社会学或者历史心理学范畴的专门学问了。有些事情，距离的时间越长，越容易看得清，因为“当局者迷”，“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历史学家常常自以为得意的地方。但如若那位研究者漏看了一条网上信息，即事后有人揭发，此海报作者实非女生，乃男生玩笑之作；如果这条揭发真相的史料是确凿的，却又因某种原因毁灭了，不存于世了，那篇论文资料的真实性就大打折扣，那时只有上帝才知道。这就是“后现代”史学要说的――别相信史料记载、史家评论的绝对真实性。
    研究历史，两个基本条件不可或缺：一是材料，要熟悉过去与现在有关“人”与“社会”互动的经验性材料，掌握检索和辨伪史料的技术；二是思想，有自己的体验和心得，能言人所未言，道人所未道。前者是苦功，是技巧，有一个逐渐熟练的过程；后者是灵性，是思想，要许多相关知识的综合，更需要判断和联想的能力，发表意见的能力。所以学历史的人一定要耐得住寂寞，肯坐冷板凳，要地毯式地一寸一寸搜寻资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太乖巧而不刻苦的，难成为历史学家。当然，刻板而缺乏思想，不敢独立思考的，就很难成为出色的历史学家。
    我一直有这样的看法：以历史学为职业，其实是很苦的，有少数“志愿者”参与就可以了；但人人都应该学一点历史。人之所以异于动物，重要的是人发明了语言文字，使集体性的记忆得以长久保存，人也就借此得以超越时间、空间和个体生存的局限，有可能把握更多的集体性记忆，从而补充和丰富自己的经验。从每个个体而言，生命有限，经历有限，若能从长久积累的历史记忆中汲取经验，就等于把自己生命的长度提高许多倍，多活了几百岁乃至几千岁，从经历上说你有可能“千岁、万岁”。
    现在大家都在谈民主，谈自由。从历史上看，这可是两个特大字眼，真不好轻易评说。记得德国的克尔凯戈尔说过，人最大的苦恼，就是每个人都想自由地按照独立意志生活，但又必须跟别人生活在一起。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不断尝试如何调适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失败多于成功的经验史，自然我们也很可以从这些苦涩多于欢乐、艰难多于顺暢的历史经历中得到许多启示，知道调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门大学问。民主与自由，若不建立在一种合适的关系准则（或曰游戏规则）之上，不说悬木求鱼，南辕而北辙的教训反正是不少。
    我是从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起步的。今年是甲申年，距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又过了一个甲子。360年前，1644年，即是明王朝被农民战争灭亡之年。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史料极其丰富，野史笔记多的是，这在古代很难得。史料看得越多、越细，感触越强烈。
    一是感慨大明官场，人才济济，济济变成挤挤，搞窝里斗倒是一只鼎，包括知识分子。但在不起眼的小地方，偏乡僻壤、山坳荒漠，藏龙卧虎有的是，到了兵荒马乱的年头，就获得了出头露脸的机会。你说李自成、张献忠，一个驿站马夫，一个为地主打工，原先谁会把他们当人才看？可在1628－1644年间，他们叱咤风云、不可一世，要意志有意志，十七年里屡败屡战；要智慧有智慧，野战、阵地战都胜过官军。两人稍有不同的是，张献忠残暴些，李自成厚重些。若没有东北满族的横插一杠，李自成完全有可能建立新朝，成为第二个朱洪武似的开国皇帝。若做了皇帝，他过去是当马夫还是当小和尚都不敢提了，天才的帽子不戴，别人也会哄然给你戴上，古书上叫做“解民倒悬”、“天纵英明”，十分的伟大。
    李泽厚主张“告别革命”，不是没有道理。但他采取的却是指责，而不是同情地理解的态度，说如果没有就如何如何，这就不是历史的态度。历史上有过的，必有不得不发生的理由―――大家都知道，古时候，中国农民是最老实、最听话的，年复一年地埋头“修地球”、过苦日子，很少进城，见到官两腿发软，大官稍说几句好话，就感激涕零，说是“见到了好官”。谁会平白无故地用生命去赌博？可一旦到了活不下去的时候，饥饿是死，造反也是死，你说他们选择什么？“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话是有条件的，大约数百年才一遇，天灾人祸到了极点，树皮草根吃完，就闹人吃人的惨剧。到那时，革命想阻挡也阻挡不了。
    感慨之二，到了非正常状态，人心会变得叵测不定，控制不住。在前现代社会，中国是创造物质财富能力最强的国家。长城、运河不说，周秦、汉唐、两宋、元明的宫殿、王府、豪宅、园林，建筑瑰宝不胜其多，到今天都可以为旅游业赚回大把大把的外汇，可地面上存留下来的却少得可怜。去过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的，就感觉得到，中国地面上的文物与其悠久的文明极不相称。每一次战争动乱，一个王朝的许多宏伟建筑往往被付之一炬。
    我曾经为此疑惑不解。打进京城的农民痛恨皇帝、大官、阔佬，看了这些用农民血汗钱堆起来的豪华住宅、奢侈器具，怒火中烧，气打不上一块来，这可以理解。为什么非烧了不可？后来读了心理学的书，才有些开窍。埋下的怨恨越深，积蓄的不满越多，它释放需要的能量就越大。农民由盼望皇恩浩荡的热望，到苛政猛如虎的失望，再到灾难丛生、濒临死亡的绝望，这一不断上升的长过程中，如若没有许多渠道获得缓慢的释放，积蓄起来的能量大极，非通过极富刺激性和破坏性的行为，就不可能得到宣泄。李自成在攻陷洛阳时，曾用“点天灯”的方式处死福王，既是一种宣泄，更是一种向敌对者的示威。但什么样的行为最具刺激性呢？熊熊烈火，腾空而起，声光并作，全场骚动，肯定是最富刺激性的。另外，个人行动往往多理性的计算，至少恐惧的本能也能起约束的作用。到了群体骚动的场合，集体的非理性就会战胜平日里的胆怯，情绪冲动会因相互感染而得到极度强化，个人的负罪感和恐惧感消失。这就是民众运动多容易演化为暴动、暴乱的一种心理学解释。
    俗话说：“可以共患难，但难于同富贵”。农民军的兄弟情谊和团结，在困难时期是摧不垮、打不散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平均分配，在大顺军中执行得很成功，这就是李自成高于打家劫舍式盗寇的地方。到1643年，李自成在河南、湖北取得七大战役的胜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开始筹建统一政权。也就在那时，裂缝就出现了。首先，农民联军内部开始重演《水浒》里的“火併王伦”。李自成先后借故杀了“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閵养成、“曹操”罗汝才和“小袁营”袁时中，取得独尊的地位。当时一位河南的知识分子（郑廉）就评论：“一国不堪两君，一营宁堪两帅，或南面而臣人，或北面而臣于人，为顺为逆，莫不皆然”。“天无二日，人无二君”、“一山不容两虎”，这叫“专制心”，即使是曾经仇恨帝王将相、仇恨被别人压迫的普通农民，到了那个份上，成者为王，他心理会发生变化，自然而然地会回到这个死节上来，这就是数千年社会体制积累下来的集体无意识，不容易摆脱。
    原来义军内部，头领称“掌家”的、“管队”的，由大家推举，不时以兄弟相称，都是“哥儿们”，相互之间只有职务差别，没有大的收入落差，关系比较融洽。现在，义军士兵不能不对将领和降官们刮目相看。大将军刘宗敏府前高悬大红灯笼，人称刘国公，门卫森严；官员、将领俱以九品分等，服装、帽子都有严格区别，尊卑分明。旧礼制的恢复，在新官与士兵百姓之间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心理变化。
    河南文人郑廉，讲了一个他朋友的故事。那朋友被抓在军营里，有一个年轻小头目负责严密看守，防止他逃跑。一天，他对那位年轻农民说：“你又不是天性想作盗贼，何苦来？即使老贼头做了皇帝，也封不到你。”那人听后号啕大哭，把他放了，自己也跑回了老家。
    进京后，李自成招降一批明朝中低级官员，授以新朝官职。有一个士兵问某明官：“选你做什么？”那人回答：“兵部主事（国防部科长级官员）”，士兵一脸无奈地说：“也好，也好。只是不要再像前朝那样死要钱。我新朝立法森严，贪官污吏是要杀头的。”这还算是有点骨气的。更差的例子也有。无锡人赵士锦在明朝只是工部的小科长，绝食三天，拒不“从逆”。看管他的一些头目纷纷相劝，说：“老爷，你何必苦呢，饿坏了身子，可是大事。我们家的官好做得很，与明朝一样。如果老爷能转升到我们家里做大官了，可千万别看不起我们。我们还求你老爷多照顾着些呢！”
    大顺军十七年里屡败而屡战，百战不殆，靠的是共同摆脱困境、走出生死峡谷的巨大凝聚力。然而，胜利只能改变少数人的境况，而多数人仍是希望渺茫。经过短短的进京城39天，在与清军的山海关战役中，农民军一败涂地，判若两支部队。其中人心涣散，导致军纪失控，在去山海关之前，已经非常严重。眼看封王封侯的，接受闯王赏赐，一箩筐一箩筐金银珠宝抬进抬出，一般义军士兵、军官怎能不感慨万千？前面说到那位号啕大哭者算是觉悟早的，稍晚的正挨到抄没明朝宗戚官僚家产的风潮，纷纷“顺手牵羊”。据当时在京城的一些亲历见闻者的记载，说义军士兵到酒店吃酒，随手给的都是金银首饰或珍珠，出手特别大方。有一位秀才，被一群士兵抓了就走，此人吓得面色发白，以为大祸临头。谁知到了军营，士兵们口口声声称他为“大官人”，特别客气，原来是要他为山西陕西的家人代写书信。言语间不时流露出对闯王多怨言、有牢骚，思乡气氛浓烈。他们每人都把身边的金银首饰折断了装在布袋里，托便人连信捎回老家。事情办完，那秀才也得了不少金银珠宝，兴冲冲地揣着高额“劳务费”，向夫人报平安去了。因此，当义军退出北京，往山西、河南、陕西撤退的路途上，逃跑的越来越多，失败的态势已经不可挽回。
    这是最后失败了的，成功了又如何？朱元璋是再好不过的例子。朱元璋发布的圣旨许多是用白话写的，通俗易懂。他也说农民终年辛苦，如何如何，讲得有板有眼，好像不忘旧日情景，可一涉及到赋税皇粮，口气就变，说这是每个老百姓（子民）必须尽的义务，谁不认真完纳，就对谁不客气。为了杜绝隐漏田赋劳役，他把军队放到地方上，一个村一个村地实地调查人口田地，声称凡作弊者格杀不论。这比起那些养在深宫里的皇帝要厉害百倍。
    我读明清的材料多起来，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意识到不改革旧制度本身，走马灯式的换人，甚至用暴力的方式把一批人打倒，拥戴一批人上台，对此不应抱有很大的热情。所以当我读到小说家洪峰说的“天大极了，人小极了”（《极地之侧》），立即把它联想为旧制度、旧意识就像“天”，在它的盖罩之下，个人的行为很难超脱，创造的空间很小很小。
    我真正从事史学研究，起步很晚，大约40岁前后。所幸“文化大革命”帮助我从迷误中清醒过来，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如若不能走出千年历史的阴影，跳出一治一乱的“周期率”，真的已经很难自立于世界之林。从那时起，我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而言之：一是意识到史学必须有批判的意识，二是追溯历史是为了现在和未来。我的研究，不管是大题目还是小问题，想要回答的是千年的辉煌，何以会变成百年的沉沦？或者说是：“中国如何才能走出中世纪？”
    头十年，我近乎疯狂地读西方的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乃至科学哲学，什么老三论、新三论。不懂外文，看中译本，翻译得差极的，像马克斯？韦伯的《世界经济通史》，近乎看天书――总之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硬着头皮读。头脑里，尽是韦伯、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蕯谬尔森、诺斯……福柯还敢看，就是尼采不敢问津，怕自己入迷了，得神经病。没有什么人在逼着我，甚至我的老师还批评我离经叛道，有压力。为什么？事实胜于雄辩，曾经比我们落后的西欧、历史短得可怜的美国，在近几百年里确实获得了很大的成功。160年前的林则徐都看到了这一点，20世纪差距拉得就更大了。单纯从中国看中国，就像身处庐山之中，必须与西方历史相比较，才有可能看出中国缺什么，中国弱在什么地方，别人成功的经验有哪些。当然，更重要是思维方式――例如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启示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对社会、对历史更是如此。史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也必须不断质疑，不断吐故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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