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31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双年会之缘起及筹备
    太平洋国际学会（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是亚太地区非政府国际组织的先驱之一，1925年成立于美国檀香山，“以研究太平洋各民族之状况，促进太平洋各国之邦交为宗旨”。在其35年的历史中，举办了13次以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民族问题等为主题的国际会议，组织与推动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出版了千余种相关书籍，并在美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加拿大、菲律宾、荷兰、法国、印度等14个国家设立了分会。50年代学会遭受麦卡锡主义“亲共”的指控并受到长期调查，于1960年最终解散。（注：学界对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研究者以美国、日本学者为主。他们或讨论该组织如何沦为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或探讨学会对于美国亚洲学发展的贡献，或考察日本分会的相关情况。总体而言，现有的研究一方面仍缺乏对于学会整体历史的探讨，另一方面学会与中国的关系及中国分会的情况亦缺乏梳理。本文为作者关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系列研究之一，已刊论文为《中国知识界与第三次太平洋国交讨论会》，《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 《国民外交的一次尝试——中国代表参与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一次会议之前后》，《青年学术论坛（200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 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会议，相关研究有Nobuo Katagiri,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and the Manchurian Problem: With a Focus on the Discussion at the Fourth Shanghai Conference of 1931,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ioneer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该文主要利用日本资料回顾此次会议围绕东北问题的讨论，尤其是中日两国会员的争论与冲突，但本文作者并不赞同该文的某些立论。）
    至20年代末时，太平洋国际学会已经逐渐发展到成熟期，学会各部分职能已经完善，一套完整细密的工作程序正在形成。学会先后在美国檀香山和日本京都举行了三届双年会，其影响渐渐溢出太平洋周边国家范围。调查研究、举办会议和出版有关著作是学会工作的主要内容，它们构成了一个赓续不断的研究过程，而定期举行的双年会是其中重要环节之一。第四届双年会应中国分会的邀请，定于1931年在中国举行。为起草会议议程，1930年11月，学会召集各分会代表在美国纽约开会，李国钦代表中国参加，正在美国访问的张彭春受邀参加。经讨论，此次会议向总干事提出双年会主要圆桌会议拟讨论的议题为：（1）世界经济关系，（2）中国之国际关系；专门圆桌会议拟讨论的议题为：（1）粮食与人口问题，（2）太平洋诸岛非独立民族问题，（3）文化关系，（4）移民，（5）种族问题，（6）劳工问题，（7）生活水平问题。[1]
    受正在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经济问题自然成为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曾是上届会议重要议题之一的中国东三省问题，未被列入议程。在此决定之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学会内部的意见分歧及由此导致的学会两难处境。当成立之初，太平洋国际学会主要以社会、经济、文化等问题为关注重点，而自第二届会议起，学会开始更多地介入对外交事务的讨论。1929年日本的京都会议更明显地表现出这一趋势。会议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尤其是中国东北问题的关切，以及中日代表围绕东北问题的论争，在学会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对于学会是保持原初的状态，还是更积极地投入对其时国际关系热点问题的讨论，会员的主张见仁见智，差异颇大。[2]（pp.5—6）而在学会领导层，对于这一决定学会工作取向和性质的问题，也一直存在意见分歧。有人担心，将政治论争引入学会，后果将是破坏性的，将招致对学会的各种误会及批评，但这种意见逐渐失势。有研究者认为，这也是导致京都会议后学会指导机关太平洋理事会主席戴维斯（J.M.Davis）辞职的原因之一。[3]
    对是否将中国东北问题列入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议程，中、日两国会员的意见一向相互冲突。京都会议后的调查显示，日本代表“几乎众口一词”：“中国问题不应作为讨论中心……满洲问题已讨论完毕了。”[4]而在中国代表中，虽然也有人希望学会远离政治论争，以避免沾上政治团体之嫌疑，但大多数人认为，东三省问题是太平洋国际关系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果舍此而不谈，则其他问题更无可谈。因此在纽约开会时，中国分会提出将东北问题列入议程，日本分会则表示反对。[5]（p.2）会议提出的议程草案事实上是折衷方案，东北问题没有作为主要议题出现，但在其他问题如中国国际关系或经济问题的讨论中涉及相关内容时，并不加以限制。因此，东北问题势将在双年会中以各种不同形式成为讨论的重点之一。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自1925年在上海由32个团体发起成立后，至30年代初，虽然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绩，但是既无会所也无雇员，参加前三届双年会，“都是由一班热心的人自动尽义务办的。”[6]（p.1）不过，将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建设为本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非官方研究机构，是不少中国会员的期望。
    1929年京都会议期间，余日章等邀请下届会议在中国举行。其初衷是考虑到以往国际上对于中国现状存在种种误解，而举办此等会议正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真相及立场之良机。[7][8]况且一般说来，在国际会议中东道国的身份更为有利，日本亦曾借京都会议之机对外宣传且不无获益。
    1930年秋当中国分会开始筹备工作时，会址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为选择一个足以代表中国的城市，分会煞费苦心，北平、南京、广州、杭州等都曾被列入考虑名单，尤其是北平，作为旧都与文化中心，合乎学会的要求且特性与上届会议举办地相类。然而，考虑到会议将讨论收回租界问题，分会“不欲在东交民巷所在地开会”，而以前历届双年会的举办地也都避开政治中心，因此会址最终确定为杭州，因其完全在中国主权之下，在自然风景、文化、建设、交通方面均具有优势，“且远政治中心”。[9]1931年初，中国分会推余日章、刘鸿生、王云五、钱新之等为筹备会执行委员，陈立廷任大会总干事，负责会议筹备工作，并将开会时间定为10月20日至11月4日。
    此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开会也得到了国民政府及外交部的支持。国民政府向各国分会发出了会议正式邀约，国府要员及其他社会名流如蒋介石、张学良、蔡元培等受邀为大会名誉赞助人，王正廷任名誉会长，宋美龄为名誉副会长，陈光甫为名誉司库。大会“一切筹备事宜，政府均予种种之便利与合作，浙省当局，已得政府训示，对于该会议各事协同照料，而各代表，在华乘坐火车，亦得铁道部之同意，凡国内任何路线，一概优待”[10]。国民政府支持会议在中国召开，是把会议视为推进国民外交，以为政府外交后援之良机，如蒋介石所说，“政府之为此，实欲联络国际间国民之感情，且藉以宣传我国之不平等地位”[11]。
    与前三次会议不同，由于中国的地域广阔、会员分布较为分散，因而本届会议筹备工作在南方与北方几个城市分头展开。作为地方分会的东北分会，也准备了自己的提案。为准备中国代表团提交会议的论文，分会聘请会内外专家从事撰述，并分类请几位学者担任主持，其中经济问题组聘刘大钧主编，外交问题组普通组由夏晋麟主编、东北问题组由徐淑希主编，文化问题组由潘光旦主编。各论文的承担者均为当时一流的专家，如经济类的银价与货币（孙拯）、财政（贾士毅、叶景华）、工业（方显庭）、劳工（陈达）、国际贸易（潘序伦）、铁路及外人投资（刘大钧）、关税（李干）；外交类的外侨在华之现状（鲍明钤）、东北国际问题（徐淑希）、矿权问题（丁文江）、矿业现状（王正黼）、最近中国之外交（夏晋麟）；文化类的中国对西洋文化之态度（胡适）、几种中国社会制度之特征（潘光旦）、中国之侨民（吴泽霖）、外国报纸之影响（陈石孚）、西洋对于中国文学之影响（林语堂）、西洋对于中国思想之影响（张歆海）；其他类的中国国内人民之迁徙（何廉）、农田人口（张心一）、生活程度（陶孟和）。在关于东北问题的研究方面，则有东北韩侨问题（王维新）、东北铁路现状（苏上达）、东北金融状况（宁恩承）、东北农业（姚梦年）、东北拒毒状况（阎宝航）、东北教育（王卓然）、外侨生活（卞宗孟）。[12]
    7月间，中国分会在上海举行年会，讨论会议人选及议案等问题。经反复讨论，确定金贵银贱、内河航权之收回、驳复费唐报告诸问题最值得注意；此外，决定特别派人对万宝山事件做精细之调查。“各会员均认为本届杭州大会，在国际宣传上有最严重的关系，对于出席人选，非常注意。”经研究决定出席名单为：颜惠庆、陈立廷、张伯苓、胡适、王世杰、丁文江、徐新六、马寅初、刘大钧、张公权、陈光甫、周作民、王云五、董显光、夏晋麟、陶孟和、吴经熊、曾宝荪、徐淑希、刘鸿生、陈衡哲、鲍明钤、吴大钧、林文庆、宁恩承、吴贻芳、蒋梦麟、刘湛恩、阎宝航、钟荣光、王卓然、苏上达、李纶一、何廉、王国秀、陈达、周寄梅、刘竹君、杨杏佛、李熙谋。[13]上述名单包括了各方面的知名专家学者，可谓一时之选。
    二、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开会的风潮
    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开会事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会址问题悬而未决时，北平各界力主会议在平举行，在得知杭州被定为会址后，北平总商会、北平私立中小学联合会等组织仍致电国民政府外交部、中央党部、各政府要员，请求将会议改在北平举行。[14]尽管其目的是“藉以繁荣市面”，尽快帮助北平走出百业凋敝之境，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此时的社会舆论并不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开会，有关新闻报道的总体基调也是正面的。
    然而到了1931年5月底，当外交部咨请浙江省政府协同办理会议筹备的消息传出，忽然出现了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开会的风潮。
    风潮发端于东方问题研究会及以北平市国民党员名义致外交部和中央函，他们提出：“中国国民党总理所倡导之国民革命，其所标对外之两个根本原则，一曰打倒帝国主义，二曰扶助弱小民族，国民党同志，秉承遗教，继续奋斗，对一切帝国主义，均不应与之妥协，对一切不利于弱小民族之组织与运动，亦当予以摒弃。查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完全为国际帝国主义者的代言机关，亦即欺骗弱小民族之团体”；“不仅与我国有害无益，且完全与本党主义相反”，因此请拒绝该组织在中国开会。[15]他们的请求虽未得到答复，但其主张既经各大报章披露，社会舆论也为之一变。
    实际上，事情的起因还应追溯到两年前的京都会议。那次会议由于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且在近邻日本举行，因而引起了中国各界的关注与期待。而会议讨论的结果，尤其是日本代表在东三省问题上所采取的追随本国政府政策的做法，令中国各界感到失望乃至不满。国民党的舆论喉舌《中央日报》批评学会实为帝国主义奴役弱小民族的工具。以北平《新东方》杂志和东方问题研究会为中心的一批知识分子对学会的批评则更为严厉。
    1930年1月，吕振羽、郑侃、谭丕模、刘思慕、 穆雨君等人创办了《新东方》杂志。在其基础上，同年10月成立了东方问题研究会。该会成员既有国民党员，也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该会宗旨是：“站在革命立场，根据社会科学原理及客观事实，以研究东方各种问题，努力东方民族解放，促进世界人类平等。”该会不单以学理研究为目的，而更注重以研究所得“见诸实行”，“唤醒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共同致力于反帝国主义之运动”，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也成为该会所致力的行动之一。[16]
    京都会议闭幕不久，《新东方》创刊号即刊载了穆雨君的文章，揭露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蒙蔽”活动。文章通过对学会的历史尤其是京都会议的分析，批评会议对朝鲜代表与会资格的限制及日本代表在满洲问题上的蛮横无理，认为学会是“帝国主义宣传机关”，“宣传着欺骗弱小民族的理论”。[17]东方问题研究会成立后，承继了这种看法，1930年底，《新东方》发表了《给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一封公开的信》。次年5月，该会更公开提出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开会的主张。
    为扩大声势，在东方问题研究会发动下，1931年7月， 北平各界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联席会议成立，其中还包括了国民党北平党部的成员。其成立宣言实际体现了东方问题研究会的主张，表示“太平洋问题彻底的解决，惟有该地被压迫民族自谋解放，推翻帝国主义势力的一途”；批评太平洋国际学会“为纯粹资产阶级的学者的集团”，宣传帝国主义者的“善意”，造成亲善和睦的空气，愚弄太平洋被压迫民族，掩饰国际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各殖民地的革命斗争，“与国际联盟异曲同工”；“假借学术团体美名，做帝国主义欺压弱小民族工具”；提出“拒绝该会在杭州开会”、“警告中国出席代表”、“敬告中国总支部自动解散”、“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代言机关”、“另组东方被压迫民族会议”、“扩大反帝国主义的运动”等口号。（注：《北平各界反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一次宣言》（1931年7月5日），转引自破浪：《东北事件与太平洋国际学会》，《新东方》“最近远东问题”专号（1931年12月31日）。）联席会议成立后，一面致函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请其自动解散，致函各代表，请其与会议脱离关系；一面电请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及政府要员，拒绝该会在杭州开会；同时联络各地党部、新闻界，宣传自己的主张，并派东方问题研究会会员方济生南下，与各方接洽。
    由于东方问题研究会率先发难，北平、南京等地国民党党部亦随之而起，反对开会的风潮很快波及会议举办地杭州。6月，东方问题研究会致函浙江省政府， 请其拒绝筹办会议，“不容此帝国主义代言者活动其间，贻山湖羞。”浙江省党部机关报——杭州《民国日报》在主笔胡健中的主持下，成为当地反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先锋。杭州其他报纸虽未明确表态，但数月间未刊登有关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消息。6月26日，浙江省党部决议“密呈中央制止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杭开会”。[18]7月，浙江一些地方党部也发表了反对通电。杭州渐成为北平之外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开会风潮的又一个中心。这种形势使协助会议筹备的浙江省政府处于“两难之间”，尽管6月2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浙江省政府代表仍以各界之反对为不然，表示筹备工作系出自外交部咨请，不会因此而停止，[19]但随着反对风潮的扩大，当地官员的态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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