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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间，方济生代表北平各界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联席会议在南京、 杭州和上海等地活动。他在此行中得到了南京国民周刊社、新京日报社、亚洲文化协会、杭州民国日报社等团体以及南京市党部等一些地方党部的同情；但在南京政府、国民党中央及各要人那里却未得到回应，外交部长王正廷更明确表示支持学会在中国开会。[20]浙江省党部等因中央未表明态度，亦表示不便公然反对。在此情况下，方济生于出席浙江省党部纪念周等一些公开场合强硬表示，若反对最终无法奏效，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杭州开会，将有许多国民党员及朝鲜、台湾等处革命青年“与他们五步流血，来一个对付一个”。[21]这番话见诸报端后，“杭州市空气， 骤然紧张”。[22] 对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来说，反对开会风潮之骤起“好像是平地一声霹雳”。对于这一关乎学会生死的问题，他们一方面回应东方问题研究会的批评，一方面派陈立廷赴北平、刘驭万赴杭州，向各方解释与疏通。“为使一般人明了内容，免除误会起见”，7月12日，分会总干事陈立廷向北平新闻界报告学会的渊源、 目的及本届会议的大致情况。他强调学会的宗旨在“联络各民族感情，以解决国际间之纠纷”；并称“本人站在党员立场说话，以为与总理所谓联合世界弱小民族之旨恰相符合，纯粹为公理而奋斗，久后必有良好之结果。”[7]然而，他们的努力未能奏效。在反对升级为威吓后，杭州的会场建设受到了一定影响，关于会议将流会的种种传言甚嚣尘上。[23] 此次风潮对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以及会议代表也是挑战。会议代表及其他担任会议论文准备工作的学者，屡次收到反太平洋国际学会联席会议等组织的来函或通告，警告其不要参加会议，“致隳清誉”。会议代表更被斥为“帝国主义走狗”。[24]可能是由于这样的压力，一些初次被选为与会代表的学者，如杨杏佛、蒋梦麟等公开表示辞谢。相对而言，那些老会员尤其是有出席会议经历者，因对学会的情况有更深切的了解，所受舆论影响也较小。总的来说，反对风潮对代表选派及论文准备造成了一定影响，但相关工作仍在按计划进行。 在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开会的风潮中，新闻界的态度颇值得关注。新闻界既是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其反对者争夺的对象，也代表了论争双方之外的另一种立场。当时国民党报纸的立场多是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其他各大报对学会和风潮的看法差异颇大，但它们却都有相近的见解，即反对在中国开会的做法不可取。《北平晨报》对反对开会的风潮表示同情，但认为一味反对在中国开会是消极、闭关的做法，应该采取积极手段，联络平等待我之民族，一同监督该会之言行。[25]《时事新报》对学会所标榜的学术机构、私人团体的身份提出质疑，但又认为，在中国开会事已由政府知照各国代表，无故取消是国际失态；“与其反对开会，毋宁为努力之工作，如研究议题，注意代表人选，及监视出席者之举动，此皆为国民之责任。”[26]《申报》提出，近来出现的反对风潮应由上届太平洋会议之日本代表完全负责，一切国际组织，本无绝对利害可言，亦不能因噎废食；外交上的胜利在于本国之努力，对于该会，国人应淡漠视之，既不应把它当作扶困济危之活佛，也不必“力予反对”；国人应在诚意款待之余，监督该会，使之纳入正轨；中国代表，应做好研究准备，并将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下所受苦痛，敷陈于大会。[12] 自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风声乍起，南京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一直未做任何表示。随着反对风潮的扩大及越来越多下级党部的卷入，南京政府及国民党中央的态度即成为关键。8月上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下达指令， 称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杭州开会事，“本党可置不理”。然而真正促使其亮明态度的重要因素，是方济生在杭州、上海等地公然声称，将联络东方革命青年，以血与帝国主义者相周旋，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引起恐慌。9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训令， 警告方济生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问题，“不得违抗中央指令，鼓动风潮”。[27]14日，蒋介石在第129次中央纪念周演讲，针对倡议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杭州开会的少数国民党党员，提出在了解太平洋国际学会真相之前就遽然表示赞成或反对，是失于盲从、妄动；太平洋国际学会由各国国民发起组织，目的在以国民资格研究国际间各种问题，推究解决方法，并增进各国国民之感情，“并非某国藉以侵略某国之工具”；“此种团体，吾人不惟不宜反对，并宜充分赞成及奖励，以促进我国国民外交与民族运动之成功”；“吾人应随时随地应用机会，充分宣传”，使各国国民了解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下之处境，以引起国际同情；“如不问其有无侵略野心，亦不问其是否表同情于中国，苟为外国人，则一律自目之为帝国主义者”，“将尽变友为仇，而更置我国于孤立之境”；“吾人求国际平等，必得自身之努力，固不能专事外人之同情，然亦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而绝人之同情”；此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开会是受政府之邀，“政府之为此，实欲联络国际间国民之感情，且藉以宣传我国之不平等地位”，“且党部与政府意志应统一”，党员应“勿为反对派反宣传之利用，盲从妄动，以自暴露其弱点，徒为他人所讥笑”。[11]此演说公开发表后，《大公报》等表示赞同，提出“民族建国，自不能倚赖外人，然国际同情，则亦势所需要”；“中国近年在国际间，实孤立无友，中国政治及社会状况，失去各国一切倾向之人之尊敬与同情。故努力改革之需要切矣；而承袭容共时期之大言壮语，岂不更索然寡味乎？”[28]持续数月的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开会的风潮此后逐渐平息。 综观此次反对风潮，对杭州会议及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造成了一定冲击，但此次风潮并非空穴来风，而有其缘由。 首先，上届会议尤其是会上中、日两国代表围绕东三省问题的论战及日本代表的言行，给中国各界留下了不良印象，故而有论者提出，此次反对风潮日本代表实难辞其咎。[12] 其次，太平洋国际学会自身也具有一些晦暗不明、甚至矛盾的特质，其中之一即与学会关注的问题有关。自第二届会议起，太平洋国际学会以政治热点为研究中心的趋势在发展，而学会内部围绕此趋势一直存在意见分歧。京都会议后，学会自身也意识到，处理带有强烈政治论争色彩的主题容易使人对学会的性质及目的产生误解。也在这个时候，中国分会因受到种种批评及误解，为削弱自身政治色彩、突出学术特征起见，于1930年底1931年初将名称由“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改为“太平洋国际学会”。[7]学会固然以学术团体相标榜，且确实主持了大量学术研究工作，然而，一方面学会关注的仍是带有浓厚政治论争色彩的问题，另一方面其研究活动相对不为人所知，因此，学会的“学术”身份常遭到质疑。有人提出，学会自居于学术团体，但热衷谈论政治问题，其性质“异常不明”，“不能不令人怀疑该会，蒙学术之假面，玩国际政治之把戏”，[25]这也是反对者指责学会是“帝国主义代言者”的原因之一。 再次，反对者反对学会的重要理由是朝鲜代表被摒于会外的问题。朝鲜代表团出席了学会前两届会议，并在会上公开批评了日本的侵朝政策。第二届会议后，在制定章程时，学会妥协于日本分会的要求，将会员资格规定为以国家而非民族为单位。因此，朝鲜代表出席第三届会议的资格就成了问题。朝鲜代表的遭遇在中国广受舆论界之同情，学会被指为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其主要根源也在于此。 东方问题研究会等组织出于反帝的立场，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开会，其出发点不无可取之处，但其言论与采取的方式亦有过激之处。反对开会风潮既有一定的盲目排外成分，也有人云亦云、附和盲从的现象，而且反对者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性质、工作方式也存在诸多的误会与不解，从而影响到他们对学会的态度。 对于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在华开会的风潮，国民政府从外交全局出发出面进行干预，使风潮逐渐平息，但反对风潮的平息并不意味着社会舆论转而成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支持者。对于学会来说，能否摆脱各种负面印象，即将召开的会议是关键因素。 三、“九一八”事变的影响 自1929年京都会议以后，中、日两国会员围绕东北问题的论争，成为太平洋国际学会双年会上的突出现象。1931年，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相继发生，中日关系日形紧张，两国会员的关系也变得十分敏感，但在杭州会议开幕前夕，没有人料到意外会突然降临，对于以实现太平洋地区民族和解为诉求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更是如此。 据《密勒氏评论报》鲍威尔回忆，会议前夕，一批学会职员先期抵达中国进行筹备工作，其中包括美国著名新闻人罗威尔（Chester Rowell）。在宴请上海新闻界时，罗威尔阐述了学会工作的目的，其中提到学会力图（至少在太平洋范围内）制止另一场大战的发生。当他演讲完毕，鲍威尔提问道，如果学会开会时，中国和日本发生了战争，学会将如何应付？罗威尔一时语噎，稍后他大声断言：“战争将终结一切！”[29]（pp.184—185）即便如此，多数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还是没有预见到，就在他们来华的途中，“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而无论是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还是对于素以“国际主义者”或“具有国际思想者”自居的中国会员，“九一八”事变都是一次考验。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侵入东北，全中国范围内的反日民族情绪日益高涨。在此形势下，中国会员最初的反应是，“我们觉得自沈阳事变之后，我们实在没有与日本会员共聚一堂之必要了！甚么国际谅解，甚么国际亲善，都不是一些骗人的话吗？我们自然承认在日本国内亦有开明的分子，不过正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候，静悄悄的坐下来研究国际问题是不容易做到的。”[6]因而许多人主张取消会议，或将会议延期。 9月23日，胡适、陶孟和与颜惠庆由北平致电分会：“鉴于日本军阀侵占满洲，我们相信此次会议对于中日关系很难达成共识，故建议会议延期。”[30]（pp.156—157）《中国评论周报》提出，“遵循一贯的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立场，我们曾奢望日本政府中负责、明智的分子能够说服那些军国主义者放弃武力”，而事实证明，“那些军国分子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事已至此，我们建议学会负责人，要么驱逐日本代表，要么取消会议。”[31]23日，担任会议招待主任的虞洽卿表示，“在此生死关头，唯有暂行停止此项会议，故本年大会，中国决予停开，业已通知各国代表。”[32]随后，杭州会议的筹备工作暂时中辍。 日本代表出于对中国国内在“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反日浪潮的担心，也拒绝到杭州开会。他们提出，鉴于日本代表不能到杭州出席，日本对于远东问题缺少发言人，这对日本不公平，因而建议会议延期，或改在上海召开，或在中立地点如菲律宾举行。他们提出，若会议终究抛弃日本代表而召开，日本将永远退出太平洋国际学会。[33] 中、日代表在开会问题上的意见冲突，使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会议乃至学会本身陷入危机。这种形势对一个以处理太平洋民族关系、促进和平为宗旨的机构也是挑战，即学会所倡导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是否只适用于和平时期，而在危机发生时则失去了效用？[34]（pp.v,vi）学会是否能继续推进自己的工作，尤其是赓续不断的研究计划？ 接到中、日两方延期开会的建议后，太平洋理事会主席格林（J.B.Greene）等决定，是否开会问题留待即将在上海召集的理事会会议最终定夺。10月2日， 格林等抵达上海，在接受采访时，他“力言展期或停止开会之说，全无根据”。[35]尽管有个别西方代表表示，若中国代表不愿与日人合作，将说服日方不要出席，但是太平洋国际学会仍希望中、日代表共同出席会议。格林认为，在有关中日关系的讨论中，中、日代表“无论哪一方缺席都会对双方造成遗憾，因为缺少任何一方的代表，都将使讨论受到局限”。在中日关系以外，还有许多问题，也迫切需要各代表相互交换信息与见解。他提出，当此特殊时期，这样的会议是有益的。为促使中、日代表共同出席会议，学会一方面与中、日两国分会进行接触，并居中斡旋；一方面也开始酝酿将会议改为非正式的形式，着重探讨基础性、长时段的问题。[36] 当中国分会决定建议会议延期后，也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首先，欧美代表都应中国之邀远道而来，如若延期，这些人恐难以变更行程再度赴会，况且这些代表已在来华途中。其次，会议的延期将对学会的工作造成影响，尤其将中断学会的研究计划。再次，一些中国代表认为，此次会议是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要求提出讨论之良机。 9月底10月初，会议筹备委员会接到国民政府的劝勉电。经筹备委员会、 中国分会开会讨论，决定恢复各种筹备工作，如期在杭州开会。[37]分会通知格林：考虑到会议的延期或取消将打断学会在研究、出版、文献收集等方面的工作，并给学会造成只关心当下政治问题的错误印象，又考虑到各代表已应邀抵达，中国分会愿意接受学会的最终决定。[38]10月13日，太平洋理事会会议决定，会议以变更的形式召开，为各代表的方便和安逸起见，会议地点由杭州改到上海。中国代表接受了会址的变更，日本代表也决定参加会议。于是，在距开幕日期仅剩一个星期的时候，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会议终于得以保全。 对于中国会员而言，从最初面临民族危机时，受朴素的民族情绪、爱国心的促使而作出会议延期的决定，到最终与日本代表坐到同一张会议桌前讨论太平洋国际关系也并非易事。徐新六认为：“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即国际主义是否是可行的？一个具有国际思想的人，在事关是与非的问题上，即使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是否亦不做任何妥协。”[39]他们最终决定参与会议，其出发点如胡适在大会开幕式上所说：“凡自命为有国际思想的人，不应该在黑白不分意气用事的当儿，放弃他们开诚布公静心探讨的态度。”[6]（p.4）他们得出的结论， 就是在面对危机与灾患的时候，依然以平心静气、谨慎客观的学术态度，从事对太平洋国际关系问题的探讨，这样才有助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并最终促进太平洋民族关系的改善。 四、结语 太平洋国际学会本是一个以学术团体相标榜的非政府组织，但自从被引介到中国后，便被赋予了一定的国民外交色彩。这与它对中国国际关系问题的关注及中国当时面对的外交形势有关。中国分会的领导层及国民政府将在中国举行的第四届会议视作推进国民外交，争取世界舆论同情的一次良机，悉心进行筹备。然而，就在会议开幕前夕，接连遭遇了两次危机。会议最终得以如期开幕，是学会、中国分会及其会员、国民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过，经过两度关于开会与否问题的讨论，尤其是对于学会性质与作用问题的讨论，也使得中国各界能更冷静、客观地看待太平洋国际学会，正如报刊舆论所言，既不把它当作扶危济困的活佛，亦不盲目加以拒斥。对于中国代表而言，他们最终形成的共识是，当不同民族的利益有尖锐冲突时，仍以平心静气、严谨客观的学术态度研究国际问题，参与国际交流与对话，可能更有助于相关问题的研究乃至国际关系的改善。这或许也是参与这样一个以民族间关系为关注对象、注重科学性研究的非官方国际组织活动所适宜的态度。但是，尽管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会议终于度过危机，得以开幕，然而它所面对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中国，会议依然受到社会舆论的关注，中日关系的恶化也仍然是学会需要面对的一大问题。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能否消除误解，其工作理念及工作技术能否适用于非常时期，仍有待于其后的历史验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