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至1934年，国民党对中共中央苏区各主要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双方经过一年多的激战，红军主力遭受了一系列军事失利，不得不撤出苏区各主要根据地，开始长征。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主要应归咎于从1930年6月开始的长达4年之久的“左”倾路线，这一点基本上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笔者新近在翻阅《“围剿”边区革命根据地亲历记》一书时，发现一则鲜被提及的“左娜资敌”史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有关红十七师松山战斗失利的真相，也有助于加深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认识，以及对在中共党内持续数年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的反思。
    一、国民党军队手中的“秘密武器”
    1934年夏，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持续了近10个月，由萧克任总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奉令撤出湘赣苏区，准备向湖南中部突围。红六军团下辖红十七师、十八师，各有4000余人，萧克兼任红十七师师长①。红十七师是一支不畏强敌，善打硬仗的红军劲旅。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这支队伍先是在北进破袭南浔铁路时创下了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硬是凭3个团的兵力与国民党军46个团周旋，最终获得击溃其中6个团和数十个地方保安团的骄人战绩。回师后，又同红十八师一起在沙市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三旅，活捉旅长侯鹏飞，受到中央军委的传令嘉奖，红十七师的战斗力可见一斑，就连国民党“官修战史”也不得不承认湘赣边的红军武装“以萧克所率第十七师最为强悍”②。此次执行向湖南中部突围，关乎湘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全局，萧克自是全力以赴。
    此时，红六军团的对手、国民党军队何健所部，正处于首尾难相顾及的境地。其属下的第十六师彭位仁部被红军围困于永新，第二十三师李云杰部驻吉安，无暇西顾，第六十二师陶广部勉强维持安福一带，只有第五十三师李蕴珩（李抱冰）部能调遣以解永新之围。于是，蒋介石令第五十三师李蕴珩担任安福、永新之间的建碉任务，以图连成一片，收压缩苏区和消灭红六军团之功效。
    为了粉碎蒋介石的战略意图，萧克及时捕捉战机，作出红六军团在永新安福一带阻击第五十三师李蕴珩的部署，设红十八师于金华山，红十七师于松山，一东一西，出其不意，予以重创。1934年7月1日至3日，红十七师与国民党第五十三师一五九旅在松山展开激战，是为松山之战。然而，一贯能征善战的红十七师，此次面对装备和战力相对有限的非嫡系第五十三师（六个团），非但没能再创以弱对强，克敌制胜的纪录，前后只坚持了3天就归于失败。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中央有关反“围剿”要实行“单纯防御”、“短促出击”的错误指令③；又有红十七师连续作战的疲劳、弹药给养不足致战斗力减弱；还有国民党军队稳扎稳打，步步紧逼，不轻易跃进的战术等等。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军队方面，握有一个掌握红六军团、红十七师相关重要情报的秘密武器。
    据当时主攻松山的第五十三师第一五九旅旅长李清献回忆④，松山战斗前他就得到有关松山地情和红军兵力部署的重要情报：松山是安福、永新之间的一座小山，位于永新东北20公里处，东面是崇山峻岭，便于设伏，西面是平地，无险可守。红十七师由萧克亲自指挥，下辖两个团，其中第四十九团是军士队，素质高，第五十一团是桂系李明瑞旧部，装备较好，善于排兵布阵的萧克很有可能将此精锐设伏于松山阻击国民党军队。李清献因此在接近松山前，就下令所部提高警惕，加强戒备与防范。7月1日，李清献第一五九旅在靠近松山时果然发现了山上有红军的踪迹，率先向松山发起进攻。萧克的伏击计划因之落空⑤。是为其一。
    李清献还得到关于红军战术的重要情报。一个时期以来，由于中共“左”倾军事路线奉行“御敌于国门之外”、“苏维埃土地一寸都不能丢”的战略战术，兵力装备又处明显劣势，国民党军队以步步为营缩小根据地的碉堡战术，展开围剿军事行动，屡屡奏效，以至于国民党军队决策者大多将碉堡战术视为打败红军的上策。松山战斗准备阶段，无论是执行蒋介石的指令，还是继续复制过往的作战经验，第五十三师都按部就班，继续实行碉堡战术，行军沿途按布局要求，在重要位置加紧修筑碉堡工事。而此时的李清献又接报：包括萧克在内的红军部分指战员对中央的“左”倾军事指导已有抵触情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红军将领有时仍然会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和打法，国军万不可迷信碉堡战术。这个情报当然引起了李清献的重视，他先发制人，采用包抄战术，以一部兵力经宁家、下边攻松山东麓，另以一部兵力经南田、上塘迂回松山西麓，使红四十九团陷入两面受敌之境。是为其二。
    7月2日下午，红十七师在减员严重的情况下，为摆脱被动局面，决定调整部署：令红四十九团暂时撤出松山阵地，与在松山东面协同作战的红五十一团会合于香炉山。3日中午，李部一个团向香炉山发动攻击，无果而退。红军尾追退兵，趁势反击，反攻松山。志在必得的红军，顽强作战，绐敌第一五九旅造成严重伤亡，两个营长阵亡。激战至夜晚，红十七师在人员弹药消耗极大的情况下，不得不停止进攻，撤离松山。也许，红十七师会不解于此次国民党军队为何如此难缠，但在第一五九旅旅长李清献看来，这不过是如愿以偿。因为松山战斗爆发前，他得到了关于红军作战士气高昂，惟有提高国民党军队的士气才能打败红军的建议，为此，李在战前出台大幅度提高官兵伤亡抚恤金标准，以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收提高士气之效。是为其三。
    松山战斗经历给李清献留下的记忆是清晰的，特别是他清楚地记着，所有这些关乎战斗成败的重要情报和建议，都来自一个名叫左娜的中共叛徒。他甚至还记得，左娜初到第五十三师时，决策层对她所言的情报真实性一度心存疑虑，担心上当入了圈套。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事的进展，左娜情报的效用屡屡奏效，自然受到格外重视，李清献也不禁感叹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⑥。可见，此次松山战斗，左娜资敌成为第五十三师有效对付红十七师的“秘密武器”，就不足为怪了。
    松山失守后，红十七师、红十八师相继退出湘赣苏区，向西突围，红六军团的第五次反“围剿”告一段落。松山战斗成为红六军团突围前的最后一仗。
    那么，这个左娜究竟是什么人？她何以有这么大的能量？
    二、左娜何许人？
    左娜，曾经是赣西南根据地一位担任要职的女干部。
    赣西南根据地地处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地区，是湘赣苏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29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地区转移后，留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部分红军和各县赤卫队，在中共湘赣特别委员会领导下继续进行武装斗争。1930年3月至1931年7月，湘赣边（赣西南）党组织多次变动，左娜在先后成立的赣西南特委、江西省行委、赣西南特区委、湘赣临时省委等几个组织领导下都担任重要职务，如中共泰和县委书记、赣西南特区委西路分委副书记等。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下，各根据地纷纷展开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赣西南地区也不例外。1930年12月，时为西路分委主要负责人的左娜作了题为《反对立三路线与我们的工作》的报告，提出了冲破围剿、改造党组织、加紧对工人的团结和对国民党军队士兵的运动等六项措施⑦。这足以说明左娜当时在赣西南地方党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
    1930年6月，赣西南特委发出了《重视交通工作，建立赤色邮局》的通告，要求“各级党部必须切实依照办理，并推动当地政权机关严格的建立这一工作”⑧。通告发出后，立即成立了中共第一个邮政管理机构--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该局局址设在江富田犁头咀，隶属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交通运输部，其职能是统一领导赣西南地区的邮政工作，局内设秘书、邮务、通信、财务等科。该通告还强调，总局必须由“特别忠实可靠的同志负责”，而特委任命的首任局长正是左娜⑨，这说明其工作能力是值得信任的。也因为任职邮政总局首任局长，左娜对赣西南辖区的交通、通信，以及辖区山势地形等基本情况的把握更多了。
    1931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到达湘赣后，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与地方政权一起组成河西总前委和河西总指挥部。按照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红军建设原则，总前委负责统一指挥红七军、红二十军以及独立第一师等湘赣边红军各部，并领导该区域地方党的工作。河西总前委的书记为滕代远，委员有王震、李天柱、谭思聪、肖文久、曾炳春等人，左娜和朱昌偕作为地方党的负责人也当选为总前委委员⑩，参与前委对军队的管理和军事决策等工作。至此，左娜因工作需要也越来越多地接触和掌握有关红军军事作战的一系列重要信息。
    综上不难看出，左娜曾经在党内地位不凡，工作经历丰富，涉足领域广泛，她既抓党务又主持整个赣西南地区的邮政工作，还一度介入红军建设和作战指挥工作。因此，尽管左娜出逃事件与松山战斗之间，相去已有三年，但左娜凭借其对苏区工作以及红军的了解，其提供的信息依然具有致命性，成为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的秘密武器。
    令人疑惑的是，左娜在赣西南的工作表现是较为突出的，并得到了组织的认可，取得了相当成绩，这样一位可称出色的女干部，其人生轨迹何以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而成为国民党军队打败红军的秘密武器？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