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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肃“AB团”与左娜等集体出逃 1931年5月，根据中央决定，撤销赣西南特区委，拟成立湘赣省委。正在整顿组织、调整机构期间，发生了原赣西南特区委西路分委三名重要干部集体出逃的严重事件，出逃者中一个是西路分委副书记左娜，一个是西路分委秘书长龙贻奎（也叫龙一奎），还有一个是职务地位都在左娜之上的赣西南特区委常委朱昌偕（分管西路分委）。有权有位有为的朱昌偕、左娜等人何以要出逃？这事还要从赣西南肃“AB团”开始说起。 “AB团”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简写，也叫做“AB反赤团”。1927年1月，国民党右派在江西建立了该组织，用于反对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AB团”的宗旨是反对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它成立仅三个月，就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领导的“四·二”暴动中被摧垮，此后不复存在。 1930年5月，肃“AB团”运动在党内展开。6月25日，左娜所在的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11）。 1930年7、8月间，在“打倒机会主义领导”的口号下，肃“AB团”被迅速导向地方机关，曾经因土地政策产生党内分歧的赣西南机关，被列入非“来一番根本改造”（12）不可的对象。到了10月，按照“二七会议”提出的“党内代表富农分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的要求，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被“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13），被消灭的“AB团”也有一千多，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被打成“AB团”的近四分之一，其中不少被杀。1930年11月，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也被怀疑为“AB团”分子并遭到逮捕。 肃“AB团”运动也波及红军中。12月7日，红一方面军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到富田抓捕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内的所谓“AB团”分子，结果引起红二十军刘敌等人的反抗，爆发了“富田事变”。随后江西省行委被撤销，成立赣西南特区委，左娜所在的赣西行委改组为西路分委。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认定富田事变是“反革命行动”（14），将有关人员处决，并使得肃“AB团”斗争进一步扩大。由于富田属于原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管辖的地区，因此，“富田事变”后，新成立的西路分委（管辖地大致相当于原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自然成为上级组织重点怀疑和排查对象。苏区中央局认定西路分委是被“AB团”把持的反动组织（15），为了揪出所谓“AB团”分子，大搞逼、供、信、唯成分论，西路分委辖区内大量党员干部甚至普通民众被打成“AB团”分子遭到逮捕和处决，人人自危。这场肃反狂风暴雨的势头，让身居要职、有过在身的左娜越来越难以安身，自觉难以幸免。 据湘赣临时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和有关人物的回忆：尽管西路分委书记是刘其凡，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分管西路分委的赣西南特委常委朱昌偕和西路分委副书记左娜的手中，一切事都经过左娜。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常常是“左娜、朱昌偕专政”，而没有经过集体的讨论（16）。也在这一时期，该区经济上、组织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财政比较混乱”，西路分委一些负责人“铺张浪费，大吃大喝”，“同湘鄂赣比起来差得很远”（17）。 左娜、朱昌偕等人在工作方面的错误究竟有多严重，此前是否受到处分，尚待更多更详实的史料佐证，但面对肃“AB团”迅速升级的残酷现实，处在漩涡中的他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正在卷入被批判清算的边缘，内心的极度纠结是可以想见的。与其说他们担心的是自己被免职处分无地自容，不如说他们是极度恐惧于哪一天会被当作“AB团”骨干，在已经形成的“党政军民各团体都可以捉都可以杀”（18）的局面中被捕丧命。 1931年8月，左娜出逃了。耐人寻味的是，三位西路分委的主要领导人竟然同时出逃，这是经过事先串联后的集体行动，还是不约而同的选择？笔者尚未查询到相关史料，不得而知。令人唏嘘的是，左娜等三人出逃之后，立即遭到受命于湘赣临时省委的保卫部门和苏区群众的全力搜捕，情急之下朱昌偕为藏身躲进永新县梅花山上的一个山洞，身陷重重包围，绝境中他既不愿死在曾经的同志手上，也不愿向曾经的敌人投降，饮弹自杀（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而左娜和龙贻奎两人则躲过追捕，逃向国民党控制区，之后龙贻奎再无消息。可以肯定，出逃时的左娜与朱昌偕有相似的政治经历和悲凉境遇，但出逃后的左娜与朱昌偕的选择却反差巨大，无论如何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左娜资敌求生，出卖的是难以计数的昔日战友的生命和苏区根据地的革命事业！ 笔者无意为左娜等人集体出逃的行为寻找遁辞，但肃“AB团”和同一时期的肃“社会民主党”等肃反运动，都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各个根据地的肃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肃“AB团”和“社会民主党”在赣西南地方机关和红军军队的升级和泛化，无疑是促使左娜等人冒死出逃的重要原因。 四、事实与有待于揭示的真相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从已经查阅到的史料上，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左娜资敌求生的行为，是导致了红十七师松山战斗失利的重要原因。固然，松山一役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只是一场局部战斗，但国民党军队通过左娜所提供的信息，对红军的情况了如指掌，将有关红军战略战术、组织部署等重要情报用于“围剿”红军的军事决策，绝不仅仅限于松山战斗。在一定意义上，左娜资敌对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最后失败的负面效应是难以估量的。 透过“左娜资敌”导致红十七军松山战斗失利这一事实可以窥见，中共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失败并不是单纯军事较量的结果，错误的政治路线才是更为致命的，“左”倾路线极大地从内部削弱了革命力量，这非常值得反思。左娜等人集体出逃事件只是当时“赤色恐怖”的一个缩影，一个波峰。事件后，党内斗争波及范围还在进一步扩大。显而易见，“左”倾错误路线一手造成的肃“AB团”运动，正是在“清理革命队伍”的名义下，导致党内同志的自相残杀。 历史需要沉淀，真相终究要大白于天下。当年在松山遭遇惨败的萧克等红六军团将士们，对隐身在敌营中的这名叛徒浑然不知。20多年后的1960年，王震将军在审查红六军团战史提纲时，因未接触左娜资敌的史料而推断：“那时左娜、朱昌偕跑掉了，以后他们也未做任何坏事。”（19）世事难料，1949年8月李清献在湖南宁远随程潜、陈明仁将军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并通电起义，建国后担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参与撰写政协文史资料，松山一役“左娜资敌”真相因此有了第一手的记载。真相大白于天下只是或迟或早的时间问题（20）。 注释： ①根据中革军委整编指示，红六军团还包括红十六师，因该师留在湘鄂赣，萧克实际指挥两个师。参见王健英《中国红军发展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②王多年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四部：反共戡乱》第四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103页。 ③萧克：《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王震：《突围前的湘赣苏区》、甘泗骐：《红六军团发展史》，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三），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568页。 ④李清献：《松山之战》，见《“围剿”边区革命根据地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⑤周仁杰在《浴血松山》一文中提到，红十七师在松山设伏截击的计划早已被第五十三师获知，见《红六军团征战记》（上），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页。 ⑥李清献：《松山之战》，见《“围剿”边区革命根据地亲历记》，第34页。 ⑦《反对立三路线与我们的工作》，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三），第147页。 ⑧《赣南特委通告（列字第十一号）》，见《湘赣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0页。 ⑨《第一个赤色邮政总局成立》，北京邮政党建网，http://djw.bjpost.com.cn/news.asp?id=23326。 ⑩《王震在审查红六军团战史提纲时的谈话记录》，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三），第649页。 （11）《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4～635页。 （12）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页；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 （13）《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626、631页。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页。 （15）《中共湘赣省委工作报告》（1931年10月26日）、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王首道的发言，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三），第160、595页。 （16）1944年10月湘赣工作座谈会上张启龙、萧克的发言，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三），第597、607页。 （17）《中共湘赣苏区省委综合工作报告》（1931年10月26日）、张启龙：《湘赣苏区的革命斗争》，见《湘赣革命根据地》，第107、863页。 （18）1944年10月湘赣工作座谈会上萧克的发言，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三），第606页。 （19）《王震在审查红六军团战史提纲时的谈话记录》，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三），第648页。 （20）李清献在《松山之战》一文中提到“至于叛徒左娜，另文说明，此不详叙”。遗憾的是，笔者查阅已出版的政协文史资料，李清献撰写的仅有两篇，另一篇为《湘军第五十三师追击中央红军的经过》，并未提及左娜。李之“另文”是否有他指？尚不得而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