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赵宋代周的一次改朝换代的大事件，陈桥兵变历来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同时又因为它极富戏剧性的情节而被历代治史者反复琢磨、玩味。清朝诗人查慎行就作诗感慨道：“梁宋遗墟指汴京，纷纷禅代事何轻。……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遂罢兵。”[1](卷20《汴梁杂诗》，P565)近人对此更是多有论列[2-3]。邓广铭先生就在查慎行之论上进一步指出，将查慎行之诗后两句顺序颠倒过来更可见得陈桥兵变的真相：“正是因为后来的罢兵，才使得此前的黄袍加身案日益扑朔迷离而真象不明不白的。……事实上宋太祖却能于黄袍加身后，使赵氏一家的统治延续了数百年之久，于是多少善于圆谎的史学家们对此事均多方加以粉饰，希图蒙蔽后代的读史者。”[4]在赵宋史家的诸般雕琢粉饰之下，流传的史料大多向赵匡胤倾斜，以致后世治史者也往往循此路径，以为赵氏在兵变之前就已承天顺命、早得将士民心，兵变时又部署精准，立宋代周自是水到渠成之事。故而赵匡胤走向皇位的历史，几乎成为一部赵氏的“成功史”。然而正如邓广铭先生所言，历史从来都是由成功者所书写的，若我们一贯由着宋人“奉天承运”的书写路径来考究事件原委，就会被宋人牵着鼻子走。反之，若我们能够怀抱一份警惕，从另外的角度，尤其是从“失败者”的角度来观察，考析史料中流露出的蛛丝马迹，也许可以从中发现一派全新的图景。
    一
    所谓陈桥兵变中的“失败者”，即兵变之前赵匡胤的政敌。大多数的学者在研究陈桥兵变时，往往都对赵匡胤在兵变之前掌控军队和朝政的力度估之过高，事实恐非如此。王夫之就曾慨言道：“赵氏起家什伍，两世为裨将，与乱世相浮沉，姓字且不闻于人间，况能以惠泽下流系丘民之企慕乎！其事柴氏也，西征河东，北拒契丹，未尝有一矢之勋；滁关之捷，无当安危，酬以节镇而已逾其分。以德之无积也如彼，而功之仅成也如此，微论汉、唐底定之鸿烈，即以曹操之扫黄巾、诛董卓、出献帝于阽危、夷二袁之僭逆，刘裕之俘姚泓、馘慕容超、诛桓玄、走死卢循以定江介者，百不逮一。”[5](卷1，P1)王夫之之论，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但足以启发我们重新审视赵匡胤兵变之前的势力。
    首先，五代时期武将掌握朝廷政权的情形仍然继续存在于后周政局中，而当时朝中最高的军政决策者不是赵匡胤，而是韩通。韩通，并州太原(今山西)人，在后周的立国和发展中居功厥伟，被周祖“委以心腹”[6](卷446《韩通传》，P13968)，官至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是后周军事体系中的最高统帅，权力至大，威信颇高。当时“周郑王幼弱，通与上(赵匡胤)同掌宿卫，军政多决于通”[7](卷1，建隆元年春正月戊申，P6，可见韩通的地位要远在赵匡胤之上。然而，韩、赵二人的关系却极为不睦。韩通之子韩橐驼就觉察到赵匡胤的野心，并奉劝韩通早为之预备[8](卷1，P2)，甚至在兵变前要杀掉赵匡胤[9]，可见二者之间早已是形同水火。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对手的存在，对赵匡胤无疑是最大的威胁。
    其次，从赵匡胤兵变之后回军的路上遭到的抵抗来看，其成功并非如诗家想像的“黄袍一着便罢兵”那般顺利，而是颇为曲折。赵匡胤兵变回师，首驱陈桥门，吃了第一次闭门羹：“陈桥驿在陈桥、封邱二门之间。艺祖拥戴之初，陈桥守门者拒不纳，遂如封邱。”[10](卷6)到皇城的宣祐门外时，更为惊险，《梦梁录》卷十四《忠节祠》载：“初，宋太祖受禅，驾自宣祐门入，守关者施弓箭相向，弗纳，移步趋他门而入。”《随隐漫录》的记载可以与之形成互证：“太祖自陈桥拥兵入，长入祗候班陆、乔二卒长率众拒于南门，乃自北门入，陆、乔义不臣，自缢死”，为国捐躯。从陈桥、宣祐二门的诸般抵抗来看，赵匡胤对禁军的掌控程度亦值得怀疑。
    再次，在朝廷同僚中，赵匡胤树敌颇多。如郑起：“显德末为殿中侍御史，见上握禁兵，有人望，乃贻书范质，极言其事。质不听。尝遇上于路，横绝前导而过。”[7](卷4，乾德元年十二月乙亥，P111)又如杨徽之者，周世宗时即屡次上言提醒提防赵匡胤，后者即位后甚至将欲杀之，赖太宗说情才得以保活[8](卷2，P31)。另外，宰相范质听闻兵变消息之后，“爪入(王)溥手，几出血”，由此愤恨之态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对兵变极为抵触[7](卷1，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卯，P3)，即使在赵氏兵变成功之后，在罗彦环按剑胁逼之下，还“颇诮让太祖，且不肯拜”[8](卷1，P3)。由此可见，兵变之前的赵匡胤虽然在朝政的掌控上有了相当大的优势，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游刃有余的程度，他的野心也激起了朝廷内外众多人士的反感。所以，开封城内拥戴后周、抵触赵氏的政治力量绝对不容小觑。
    在宋人的正史“书写”中，充斥的是胜利者的“奉天承运”，这些不和谐的反对之声却被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只留下只鳞片羽在笔记小说中僻处于历史的黑暗一隅，甚至逐渐由政治上的“失败者”变为历史中的“失踪者”，消褪于人们的视野之中，明清至近代对这一群体的长期忽视即是证明。然而，这些失败者的努力却并不因这种忽视而消逝，通过对史料的艰苦考索，仍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当时政局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二
    由于宋代史家在进行历史书写时的偏向，造成了关于这些“失败者”历史资料的缺乏，他们在当时的直接影响，已很难为后人所认识。史料的缺失，使我们不得不转换视角，从“胜利者”赵匡胤所受冲击的角度，加以侧面观察。其中，最突出的则是赵氏回师途中的行军路线。
    赵匡胤由陈桥驿挥师回朝，欲到达朝廷逼宫禅位，必须穿越开封城的三重城墙：外城、内城和皇城。陈桥驿在开封城北，入城之路以陈桥门最为便捷，故赵匡胤回师后直驱陈桥门。陈桥门是开封外城的北四门之一，赵氏在此遭遇到的第一次阻抗已如上述，不得已西行至封邱门，“抱关者望风启錀”[10](卷6)，才得以入城。
    接下来，赵匡胤领兵进入内城，走的是仁和门，史籍中有颇多记载：“乃整军自仁和门入，秋毫无所犯”[7](卷1，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卯，P3)，“乃肃部伍自仁和门入，诸校翼从。”[11](卷1)这是进城最为顺利的一次。之所以如此顺利，原因无非有二：一是仁和门守卒像封邱门那样“望风启錀”，二是在仁和门处早已有人接应。从封邱、仁和两门守卒日后的境遇来看，第一种可能性可以排除：封邱门守卒在兵变成功后随即被以不忠不义之名斩杀[10](卷6)，而仁和守卒则未见任何惩罚。如果两者都是望风请降的话，赵匡胤没有必要加以区别对待。如果是有人接应，接应者又是谁呢？兵变前夜，赵普等主谋者就已派军使郭延赟告知城内的留守心腹、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候王审琦，要他们预为准备[12](卷1《受禅》P4)。从《太宗实录》可知，石守信马上部署兵士控制了皇城左掖门，而王审琦则极有可能前去仁和门接应。关于王审琦在兵变中的作为，不见存于史著，却在兵变之后骤升为殿前都指挥使，如若在兵变之时没有突出的作为，很难想像会有此快速晋升。另外，在兵变之前，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眷属以下尽在定力院”[13](卷1《定力院搜索不得》，P83)，而定力院就位于仁和门侧，赵匡胤不会不在附近安置亲信保护自己的家人。当时的开封城内，能够得到赵匡胤信任且有实力实行保护的，舍“布衣之交”[6](卷250《王审琦传》，P8816)王审琦无他。所以，赵匡胤率兵由仁和门入内城，是一场早有预谋的行动。
    穿越仁和门后，大军直驱皇城，由早已有人接应的左掖门进入：“时(石)守信宿卫内廷，闻变，登左掖门严兵设备，闭关以守……及(楚)昭辅至，守信启关纳之。”①
    单独考察赵氏入城经过的三座城门并无大意义，但是当我们把这三座城门的空间地理位置纳入视野，就颇为耐人寻味了。
    封邱门，又称新封邱门，属于开封外城北四门之一，位于东数第二门[6](卷85《地理志·京城》，P2102)；仁和门之名源自后晋，内城东二门之一，居南，居北者为望春门(又名和政，后改旧曹门)[5](方域一之一，P7319)；左掖门位居皇城南门乾元门之东[14](卷1《大内》，P34)。如此看来，赵氏入宫，乃是由外城东面陈桥门转向西面封邱门入城，又置近在咫尺的内城之北三门而不入，反而绕至东边城墙，又撇下距离较近的望春门，再次舍近求远，由内城东南的仁和门进入，足足绕走了半个开封城。在千钧一发的兵变时刻，分秒的耽搁都可能带来局势的翻转，赵匡胤为什么会有这般奇怪的举动呢？其间蕴含的正是亲、反赵氏之间的力量对比。仁和、左掖门之外的其他守城者，不一定都是赵匡胤的反对者，但是他们显然不是赵氏的心腹。陈桥门的抵抗已经给他敲响了警钟，为了兵变的顺利进行，他必须步步为营，避免激起这些敌人或潜在敌人的抵触和抗击。入城路线的迂回曲折，暗含着反对者力量在陈桥兵变中的体现。
    三
    赵氏反对者中最为后人聚讼纷纭的，当属韩通。与赵匡胤“姓字且不闻于人间”不同，韩通在后周开国前后就跟随太祖郭威南征北战，功名赫赫，至陈桥兵变前已充任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由于都指挥使李重进长期驻外，实际上已是朝廷中最高的军事统帅。兵变之时，韩通由内廷奔出，为赵军先锋王彦昇所杀，成为兵变中最为重要的一次流血事件。所以，韩通之死成为陈桥兵变中的一大焦点。而史书中对此事的记载，却扑朔迷离，大致有下列三种说法：
    第一，逃家被杀说。这是通行的、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最早且权威的说法见于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及太祖勒兵入城，通方在内阁，闻变，遑遽奔归。军士王彦昇遇之于路，跃马逐之，及于其第，第门不及掩，遂杀之，并其妻子。”成书虽略早的《隆平集》对此仅寥寥一语：“彦昇先入，杀韩通。”所以，《涑水纪闻》的记载成为以后塑造历史记忆的重要史源。又因为司马光大政治家、大史学家的身份，使得这一说法得到广泛的传播，《东都事略》卷二九、《宋史》卷二百五十《王彦昇传》及卷四百四十六《韩通传》等均同此说。
    第二，谋御不成说。这一说法的最早记载是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韩通自内庭惶遽奔归，将率众备御”，后遇见王彦昇被杀。《太平治迹统类》卷一、《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所载与之略同，《宋史》卷一《太祖本纪》也支持这一说法。
    第三，抵抗至死说。吕中在《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二上云：“上之入京也，韩通率众备御。”[15](卷2，P72)其他几种史料记载则更为详备：王巩《闻见近录》云：“明日，陈桥欣戴，入御曹门，以待将相之至。时伏弩右掖门外，通出，死矢下。”王楙在《野老记闻》中载：“通，周臣也。陈桥兵变，归戴永昌。通披甲誓师，出抗而死。”[16](P224)苏辙《龙川别志》卷上云：(大军)“入城，韩通以亲卫战于阙下，败死。”[17](卷上，P71)于此可知，韩通是经过一番激战之后牺牲的。
    以上三种说法中，韩通之抵抗从无到有、从微弱到激烈，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究竟谁是谁非呢？从各书的写作背景与特点来看，持逃家被杀说的三本史书中，《隆平集》是北宋官修《五朝国史》的草稿本；《涑水记闻》的写作是司马光为了编写一部宋朝的当代史--《资治通鉴后纪》而作的资料汇编；《东都事略》则是南宋人撰写的北宋史，所以三书都强烈地带有书写现代国史的意味。在这样的写作背景之下，美化本朝之开国史就成为它们共同的写作倾向，所以韩通不和谐的抵抗行动就在其笔下被悄悄抹去了。
    后两种说法尤其是抵抗至死说，有力地挑战了第一种说法，但也必须谨慎地加以解读。《闻见近录》等书的描写固然惊心动魄，但这些描写更加近于戏剧化了的情节，四库馆臣因此将其列入小说家类。其所记固有夸张，但又不能因此抵消它们的价值，四库馆臣评价《闻见近录》时亦言：“所记朝廷大事为多，一切贤奸进退，典故沿革，多为史传所未详，实非尽小说家言也。”[18](卷140，P1193)况且，主张抵抗说的王巩、苏辙、吕中、王楙等人也都是宋人，没有缘由要编造故事来为本朝开国史抹黑。其他的一些记载也可以佐证“抵抗说”：
    “太祖皇帝在周朝受命北讨，至陈桥，为三军推戴。时杜太后眷属以下尽在定力院。有司将搜捕，主僧悉令登阁，而固其扃鐍。俄而大搜索。主僧绐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登梯，且发钥，见虫网丝布满其上，而尘埃凝积，若累年不曾开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顷，太祖已践阼矣。”[13](卷1《定力院搜索不得》，P83)王明清《挥麈后录》则直言其中之“有司”正是韩通②；而“大搜索”一语，亦可见行动规模之大。而持“抵抗说”者也同样遮蔽了另外一段史实，即他们为了突出韩通的抵抗，大多略去了兵败归家的段落。
    综上所述，韩通在兵变过程中的行动可以大致推知如下：听闻兵变消息之后，韩通立即率领少数亲信奔出内廷，准备组织抵抗，在通过左掖门的时候，路遇正在“严兵守备”的赵匡胤“义社兄弟”石守信等人伏弩阻击，展开激战，冲出重围后，马上派兵前去定力院搜捕赵匡胤家人，之后迎面碰上刚入城的兵变前锋王彦昇，于是就发生了被追赶到家中、一门多死的惨剧。
    韩通之死，往往被认为是王彦昇的独断专杀，可是若从五代宋初的政治走向整体来观察，韩通之死绝非如此简单。从种种迹象上看，韩通之死似乎是早有预谋。据陈保衡撰《故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节郓济等州观察处置寺使兼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仍加食邑五伯戸食实封五百戸赠中书令韩公墓志》记载，遇害者为韩通夫妇及其长子、二子、三子，而幼子(三岁)及四个女儿则未被杀害。王育济先生就指出，从这种杀男不杀女、杀长不杀幼的行径来看，更像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清除个别政敌的阴谋[19]。
    从后来李筠、李重进相继被灭的史实来看，韩通之死正是赵匡胤肃清后周时期异己军事力量的开端。赵匡胤可以在政治上留存后周宰相范质这样并不一心的前朝旧臣，以便安定政局及彰显自己的“仁人”之心，是因为五代时期文臣地位的低下，不足以对皇权形成威胁；同时，却绝对不会在五代武臣掌权的状况下，容忍韩通这样的军事对手继续存在。韩通不仅会在兵变时构成前进的最大阻碍，即使成功兵变、已获大胜之后，也始终都是赵匡胤的股肱之忧。后来赵匡胤驾幸开宝寺，“见通及其子画像于壁，遽命去之”[6](卷446《韩通传》，P13970)，就反映了他惟恐去韩而不速的真实心态。韩通若在，朝中的反对派就有了一个可以凝聚的核心，骑墙派也有了左右顾盼的资本，不仅后来的“杯酒释兵权”等一系列夺取武将军权的计划就只能是镜花水月，就连自身的皇位是否稳固也甚为堪忧。加之开封城外还有李赟、李重进等军事实力强大的反对派，赵匡胤必须尽力防止内外军事势力之间的可能联合。从这个意义而言，韩通之死就成为一种必然。
    韩通的遭际，可以视之为宋初一干“失败者”的缩影。由于历史形势的需要和舆论环境的塑造，这些“失败者”的言行逐渐模糊不清，甚至淡出历史的视界。
    四
    葛兆光先生曾以思想史为例，指出历史的书写往往是根据“后果”去追“前因”的，以至于我们遗失了思想史中被“减去”的另一面，历史被越筛越少了[20]。政治史的研究也是这样，在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之中，往往也是“倒着写历史”，努力为成功者寻找成功的理由，而“失败者”的踪迹却渐渐减少，最终成为历史中的缺席者。然而，离开了这一环，我们就难以观察到历史的全景。在陈桥兵变中，韩通等一干抗击者的事迹长期隐而不彰，甚至在新旧《五代史》中都不给他们留下只鳞片羽。也许恰恰是这些被遮蔽起来的历史，可以弥补历史中所缺失的那一环，还我们以历史的全景。
    注释：
    ①《宋太宗实录残本》卷三十，傅氏藏园校刊本。按，王巩《闻见近录》载此事曰：“石守信实守右掖，开关以迎王师。”与实录有差。考《长编》卷一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卯条：“殿前都点检公署在左掖门内。时方闭关设守备，及昭辅至，石守信开关纳之。”所载与实录合。又，《太宗实录》为钱若水(真宗时人)所撰，时代要较王巩(神宗时人)更早，更据史源意义。《长编》又以考辨详善著称，故以《实录》及《长编》为是。
    ②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与《曲洧旧闻》所载杜太后寄身之所为“定力院”不同，王氏载为“封禅寺”。考《涑水记闻》卷一、赵葵《行营杂录》、廖莹中《江行杂录》等，皆载“定力院”。另，封禅寺，即后来之开宝寺，位于内城东北部；定力院，位于内城之东南，位置即在赵匡胤得以入内城的仁和门侧，如此，亦便于赵匡胤入城后尽快对其进行保护。故当以定力院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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