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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召开长岭会议，指导赣粤边游击区实行战略转变 １９３５年３月底，项英、陈毅突围到达赣粤边中心区域油山，与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少共特委书记刘新潮（即刘建华）等会合。随后，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部分突围部队也到达油山。 ４月初，项英、陈毅在南雄县大岭下村听取了赣粤边特委领导人的汇报，对于赣粤边特委、军分区胜利到达油山，站稳了脚根，保存了革命力量，表示赞扬。同时也对赣粤边特委、军分区存在的盲目乐观情绪和依赖思想以及照搬苏区的工作方式提出了批评，指出敌人即将对赣粤边进行大规模“清剿”，部队要分散，机关要缩小，工作方式要改变，以尽快适应新的斗争环境。随后，项英在大余县的长岭村召开了赣粤边干部会议（简称长岭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关于分兵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对于如何开展游击战争，项英强调说：“游击战争应以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为主体，反对单纯地打土豪。打土豪要严格执行政策。”【注：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０月版。】陈毅在会上也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高潮”的方针，并决定在军事上以南岭山脉为依托，以北山、油山为主要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强调在战术上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体，反对硬打强敌，要采用袭击动作和打圈子等方式反击敌人的“清剿”；决定把赣粤边游击区分成五块游击区，即油山区、北山区、信康赣区、信南区、上（犹）崇（义）区，将在赣粤边的红军和游击队分成四个大队和若干小队，分散开展游击战争。项英、陈毅和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人随特委和军分区司令部在北山行动，指挥各地的游击战争。 长岭会议是赣粤边游击区由集中的正规战转入分散游击战，由照搬苏区工作方式转入完全游击区工作方式的转折点，对胜利坚持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有着重大意义。 领导赣粤边军民，挫败国民党军“清剿” １９３５年４月，国民党粤军第一军军长兼江西第六绥靖区司令余汉谋率王个师在保安团的配合下，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剿”。４月下旬的一天，由于一些游击队员外出运粮不注意隐蔽，被敌发觉跟踪，敌军袭击了项英、陈毅和特委机关所在地北山附近的棚洞村。项英、陈毅决定将部队和机关进一步缩小，分散活动，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搭棚隐蔽、保密、行军等有关原则。保密原则是：生火做饭不出烟；说话须小声；各机关无工作关系不准相互往来。行军原则是：夜间行军应选择在午夜以后；不走大路走山路；夜间行军要慢，免失联络等。红军游击队遵循这些原则巧妙地与敌人进行周旋，同时采取“调虎离山”、“引蛇出洞”、“化装出山”等战术，先后袭击了大余县游仙圩、南康县黄泥巷、南雄乌迳等地的国民党保安团队，扰乱了敌人的“清剿”部署，使余汉谋计划３个月消灭红军游击队的企图终未得逞。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余汉谋军在保安团的配合下，强迫山里的群众全部搬到山外的大村庄居住，由保甲长严密监视，企图用这种“封坑”手段把红军游击队冻死、饿死、困死在山上。为了挫败敌人的“封坑”，项英在信丰县潭塘坑主持召开了赣粤边特委、信康赣县委和南雄县委负责人联席会议。项英指出，敌人的“封坑”是进一步的进攻，把群众与我们隔离，便于“清剿”，陷我们于空山而饿死。他批评了有的地方党组织空喊反对出山，没有任何工作布置的作法，强调说，目前不是空喊反对出坑，而是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出坑的群众进行斗争。会议研究并部署了反“封坑”的斗争方案。由于采取了有力的反“封坑”的措施，使党组织和游击队在群众中得以保存和发展。 １９３６年８月底，国民党军第４６师在保安团的配合下，扼守要道和圩场，分路大抄山，“清剿”红军游击队，同时强迫群众构筑碉堡，组织民团和“铲共义勇队”，指定反动豪绅充当保甲长，严密保甲制度。针对国民党军新的“清剿”，项英、陈毅于９月在油山召开干部会议。项英亲自起草了会议决议（史称《九月决议》），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国民党军第４６师“清剿”的特点，指出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动员和领导群众配合游击队粉碎敌人的“清剿”，群众工作是我们粉碎敌人新的进攻的基础，只有依靠群众，我们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赣粤边特委根据《九月决议》的精神，组织游击队和区县干部秘密进入白区的圩镇和大村庄，深入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还派一些身份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去充当保甲长，同时争取一些比较开明的保甲长，使他们成为“白皮红心”的“两面人物”。与此同时，红军游击队抓住国民党军第４６师对赣粤边地形不熟的弱点，避开敌军主力，采取“敌人进山，我们出山”的战术，向游击区外出击，袭击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在项英、陈毅的直接领导下，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先后挫败了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与中央军第４６师五次“清剿”，在最困难的环境下，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不仅巩固了原有的游击根据地，而且发展了“三南”新的游击根据地，锻炼了三百余名游击战士，保存了大批的经过考验的干部。 在反“清剿”斗争中，项英十分注意加强红军游击队的政治思想教育。针对在白色恐怖下有些意志薄弱者动摇、叛变的情况，项英编写了《反叛徒斗争大纲》，发到党内和游击队，开展反叛徒斗争，进行形势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和革命前途教育。针对红军游击队长期分散执行任务，一部分同志易于产生游击主义和纪律松懈现象，项英、陈毅还注意加强对游击队进行任务和纪律教育，为红军游击队规定了五大任务：１。做群众工作；２。打土豪分田地；３。消灭反动武装；４。建立苏维埃；５。创造红军，并为红军游击队制定了五大纪律和十项注意。项英还编写了《红色指挥员必读》、《红色战士必读》等教材。这些措施对于加强红军游击队组织纪律性，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清剿”都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为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项英还十分重视群众工作。他认为游击战争的主要基础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没有群众的拥护和参加，就不能战胜敌人长期的“清剿”，不能对付大规模的抄搜，不能粉碎敌人的封锁。他经常教育周围的人说：“我们进行的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我们要坚持，要生存，要发展，主要靠群众力量”【注：刘建华：《难忘的三年》。】。为了指导大家做好群众工作，项英亲自编写了《群众工作者必读》的小册子，详尽地论述了群众工作的性质、方针和方法，通过特委的油印处，印发给各级党组织成员和游击队员，成为大家做群众工作的指南。 项英在领导反“清剿”斗争中，还注意及时总结推广一些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原则，以便指导红军游击队更好地开展游击战争。如他在游击战争实践中总结了“赚钱的就打，赔本的不来；不打硬仗，不攻坚；打不赢就走，走不赢就躲”【注：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７日。】，“有利的时候就集中来打，否则就分散；利用对方的弱点和空隙的地方去进攻；有路不走，没路就走”【注：项英：《南方三年来坚持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载《解放》周刊第１卷２７期，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１日。】等战术原则。为了便于不识字的游击队员记忆，项英还将一些游击战术编成歌诀：“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优势敌人，决战要避；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敌人侧翼，力量空虚，集中力量，坚决猛攻；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动作突然，敌难防范”，“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注：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７日。】。这些游击战术原则，丰富和发展了我军早期游击战争的思想，不仅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发挥了有力的作用，而且对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对日游击战争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正确分析形势，为赣粤边游击战争指明方向 项英在闭塞的山区，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除经常阅读随身带的《列宁主义概论》、《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外，还想方设法购买香港报纸和收集国民党地方报纸，从其字里行间去揣摩和分析形势，研究和领会党中央有关方针政策精神，从而制定斗争的方针策略，指导赣粤边游击区的斗争。 华北事变的消息传到赣粤边后，项英意识到中日民族矛盾正在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危机正在进一步加深。于是他和陈毅以中央分局的名义提出“抗日救华北”、“实行全国联合，一致抗日”等口号，还起草了将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的布告，油印成传单，在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 １９３６年６月，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提出抗日和反蒋的口号，发动了两广事变。事变发生后，“清剿”赣粤边游击区的粤军余汉谋部撤走。当时许多人不明真相，众说纷纭。项英了解到事变情形后，正确分析了形势和两广事变的性质，指出两广事变是两广军阀与蒋介石的冲突加紧的表现，两广事变是军阀间的战争，是两广军阀利用抗日的名义实行反对蒋介石的战争。项英和陈毅及时在信康赣县委驻地召开了各县委负责同志、游击队长以及交通站长参加的干部会议，研究对两广事变的认识。项英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实行抗日战争，变军阀的战争为抗日的革命战争”的口号，同时强调指出，要利用蒋介石与两广军阀的矛盾，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恢复和扩大游击区。会后，项英以红军游击队名义发表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赣粤边特委根据项英的指示精神，将信康赣、信南和南雄地区的游击队相对集中整训后主动出击，先后袭击了信丰、大余、南雄县境内的十多个据点，消灭了一批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镇压了一些作恶多端的豪绅地主，游击区得到了恢复和扩大，出现了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少有的好形势。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赣粤边游击区后，“喜得大家舞手跳脚的，高兴得不可言喻”【注：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７日。】。项英从国民党地方报纸上了解事变的大概情形后，立即以“西安事变”为题写了一篇长文，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前途，指出西安事变的爆发，使中国统一战线已经成功而正式开展起来，这一形势的继续发展，必然促使抗日的革命高潮马上到来。文章要求赣粤边党组织在群众中动员，宣传抗日救国，同时计划将游击队加以整顿，准备在这一形势发展中消灭周围的国民党反动保安团队，以开展南方联合抗日的新局面。项英随即召集赣粤边特委负责人开会讨论蒋介石被扣后的形势和研究新的斗争方针。会后大家对会不会放掉蒋介石的问题争论得很激烈，多数同志认为不可能放掉蒋介石，项英基于全民族利益的考虑，认为可能会放掉蒋介石。一些同志说，杀掉蒋介石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放掉他等于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个别同志甚至背后说项英右倾。可是不久，蒋介石真的被释放了。一些同志不得不承认说：“还是项英同志看得准”【注：丁上准、肖平权等《在项英同志身边》，１９８７年５月２６日笔者访问丁上准同志记录。】。西安事变发生后，项英曾写信给各地游击队，提醒大家不要盲目乐观，要迅速做好各种准备，以粉碎敌人可能发动的新的“清剿”。果然不出项英所料，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军第４６师即采取大抄山、大烧山、大砍山等手段，对游击区再次发动“清剿”。由于一些游击队有了准备，及时转移，避免了大的损失。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项英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事变爆发的真相后，立即撰写了《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一文，分析了卢沟桥事变的实质，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力争抗日的前途，动员和领导最广大的群众来威逼南京政府实行对日宣战，反对一切和平妥协，为保卫祖国而奋斗。与此同时，赣粤边特委决定将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进行抗日武装宣传。７月底，项英、陈毅从一本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上有关介绍中国各党派的文章中，看到毛泽东１９３７年５月３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报告的摘要，了解到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对此，项英、陈毅等如获至宝，高兴万分。他们认真研究和学习了这些指示。根据毛泽东报告中的精神，结合当前的形势，项英写了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指出中国革命现在已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阶段，现阶段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文章还阐述了党中央所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应遵循的保持我党的独立性、有批评自由、争取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等原则，游击队必须遵照中央路线争取合作抗日，在上述三个原则基础上与国民党谈判。同时强调指出，要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要重蹈陈独秀主义的复辙。这篇文章对于转变赣粤边游击区干部战士的思想，正确认识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是指导赣粤边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的纲领性文件。 贯彻中央新政策，实现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项英根据间接获得的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和《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基本精神，为促进赣粤边地区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国共合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不仅直接领导了赣粤边地区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而且指导了南方其他一些地区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 １。倡议和领导赣粤边游击区的谈判。１９３７年８月８日，项英、陈毅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表宣言，指出卢沟桥事变是日本侵占华北的既定步骤，为了保卫华北和中国就要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和平妥协。要求国民党军立即停止进攻红军游击队，准许抗日自由，采取最低限度安定民生的办法。８月２０日，项英以赣粤边特委名义分别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赣州专员马葆珩、第４６师师长戴嗣夏以及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县长，要求立即合作抗日，以配合全国抗战之大计。随后，项英根据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精神，起草了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条件：要求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赣南共产党的合法和言论行动上的自由；释放政治犯；解散“铲共团”；红军游击队组成独立的抗日部队；保证部队的给养，保证游击区群众的利益等。 此时，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却借机在群众中散布红军游击队“投降了”的言论，并写信给游击队，要求游击队负责人下山“自新”，归顺国民党军队。一些地主豪绅也乘机大造谣言。对此，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严厉斥责国民党地方当局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行径，要求他们必须改变那种“剿匪”主义的偏见，实现合作抗日。同时在群众中进行国共合作宣传及解释工作。经过斗争，迫使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了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在陈毅到大余和赣州与大余县、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达成协议后，项英到达赣州，会见了国民党江西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王有兰和第４６师师长戴嗣夏，不久，国民党军和保安团从赣粤边游击区撤退了。 ２。促进南方其他游击区的谈判。为了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问题，项英于９月２４日前往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到达南昌后，他致电在南京的叶剑英并转毛泽东，从而恢复了中央分局与党中央的联系。在南昌，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告全党同志书》。项英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与江西省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口头接受了如下条件：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游击区老租老债废除；游击队集中时期一切费用由江西省政府负担；其余问题候国共两党中央决定，谈判初步达成协议。 ９月２７日，项英在南昌孙中山纪念周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全国精诚团结是抗战胜利的准基，惟有全国精诚团结，方足以于谋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同时阐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持久战”，我们一定要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注：《项英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的讲演词》，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７日。】。９月２９日，项英又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要求各地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抗日救国武装，以便追随八路军之后，为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项英还宣布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以联络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各项事宜；在南昌给渐南游击区负责人刘英写信，代表中央分局向浙南游击区的同志表示慰问，同时要刘英到南昌或到分局讨论游击队改编问题；会见了闽北游击区代表曾昭铭，听取了他的汇报，传达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的指示。 ３。派代表指导其他游击区的谈判改编。１０月初，项英回到赣粤边游击区，召开了赣粤边特委和各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等文件精神，讨论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具体事宜。会议决定由陈毅代表中央分局到湘赣边和皖浙赣边游击区，陈丕显到闽赣边和“三南”游击区，刘新潮（刘建华）去寻邬，北山区委负责人罗绍曾去湘南游击区，分别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指示，联络游击队下山改编事宜。项英还写信托人送往崇义、上犹一带的王赤领导的游击队，联络下山改编问题。１０月中旬，项英奉命前往延安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项英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加之在赣粤边山区消息闭塞，情况不明，除到了南昌才得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等文件外，他对党中央关于谈判改编的方针原则及其具体办法等不完全了解，因此他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７日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的讲演和９月２９日发表的《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中，没有也不可能对红军游击队集中的原则和注意事项加以强调。中央认为，此时“项英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似还更不明白不应无条件集中而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注：《中央书记处关于南方各游击队集中改编方针致张云逸等电》，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日。】。为此指示“速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宁后来中央讨论”【注：《张闻天、毛泽东关于速电项英来中央致秦邦宪、叶剑英电》，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日。】。此后项英逐渐了解了党中央关于谈判改编问题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执行。总的看来，项英在领导赣粤边游击区和促进其他游击区谈判改编过程中，基本上坚持了党和红军游击队的独立性，说项英在南昌“上了国民党的当”是言过其实了。当然，由于当时项英对于党中央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谈判改编的具体方针政策还不完全了解，在谈判过程中可能有些不妥之处，这也是在所难免的。正如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６日博古、叶剑英在给张闻天、毛泽东的报告中所说：“因情况不明，项、陈在谈判中有些不妥处，但总的方向是对的”【注：《博古、叶剑英致张闻天、毛泽东电》，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６日。】。 项英为促进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为此做出了贡献。正如陈毅１９４０年在新四军成立三周年晚会上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七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就是本军成立的关键。”【注：１９４０年陈毅在新四军成立三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本军的历史和发展》。】 项英于１１月７日到达延安。１２月７日，项英向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报告详细汇报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过程，并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严于律己的精神，总结了经验和教训。１２月１３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对于项英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历史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决议还强调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注：见《六大以来》（上）第８９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２月版。】 (责任编辑：李大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