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90年，国王克里奥墨涅斯自杀，主和派继续占据优势。此后主战派虽几次提出开战主张，但很快都销声匿迹。如希波战争一结束，雅典开始修复卫城和庇里乌斯港城墙，斯巴达尽管照会雅典反对筑城，但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87）约公元前475年，斯巴达国内曾经有人倡议从雅典手中武力夺回希腊霸主地位，但被公民大会否决；公元前465年，主战派主张支持塔索斯暴动，（88）但由于大地震和黑劳士大起义而作罢；公元前460年，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斯巴达曾经出兵干预，但很快收兵回国；同年，雅典出兵支持埃及的反波斯暴动，波斯派人携款来希腊寻求合作，遭到拒绝，波斯想必不会不去斯巴达寻求合作；（89）公元前451年，斯巴达与雅典签署五年休战和约。（90）显然，此时的斯巴达依然执行对雅典主和避战的政策，还没有走上好战的道路。
    此后，主战派逐步占据优势。公元前446年，波奥提亚、麦加拉等城邦举行暴动，叛离雅典。斯巴达公开出兵阿提卡，国王普雷斯特阿那克斯率军直抵厄琉西斯和特里乌斯，迫使雅典从波奥提亚撤军。但第二年，普雷斯特阿那克斯被放逐，原因是他在进攻到厄琉西斯和特里乌斯之后未继续前进，而是撤军回国。（91）可见，在普雷斯特阿那克斯撤军之后，斯巴达的主战派一度控制了斯巴达政治。同年，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签署的30年和约表明，这一时期斯巴达对雅典采取了进攻性的外交政策，因为在这份条约中雅典被迫放弃了原先在伯罗奔尼撒地区占领的所有领土。（92）公元前440年，萨摩斯内部发生党派斗争，（93）失败一方寻求波斯、斯巴达的支持。克鲁瓦根据科林斯代表在雅典的演讲推断，当时斯巴达国内是主战派控制政权，他们力主出战，只是因为科林斯的阻止才作罢。（94）公元前423年，普雷斯特阿那克斯在海外流亡达23年之后，（95）回到斯巴达，主持签署了《尼西阿斯和约》。由此可以推测，在这23年中，斯巴达基本上由主战派掌权。
    尽管主战派在斯巴达国家政治中占据主动，但是斯巴达的外交政策还没有走向黩武主义、霸权主义。修昔底德说得很清楚：直到科西拉事件、波提狄亚事件之前，尽管斯巴达对雅典的野心很清楚，但是他们很少反对；“在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拉凯戴蒙人都保持着冷静的态度”，“在过去，除非形势所迫，他们总是迟迟参战”。正是因为这样，科林斯才对斯巴达感到非常气愤，批评斯巴达外交“孤陋寡闻”、“善于维持现状、缺乏革新意识”、“宁愿被动挨打，也不愿主动出击”、（96）没有尽到“盟主的责任”、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不关心盟国的共同利益。（97）尽管如此，斯巴达自认为“迟缓、慎重”不是缺点而是优点，是斯巴达维护自由独立、规避危险的特殊品质。（98）事实上，至少到科西拉事件，斯巴达在外交上基本奉行不主动挑衅的原则。修昔底德对这一政策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一是由于“国内的战争，使他们难于出兵作战”；二是雅典还没有进攻伯罗奔尼撒同盟，没有触及斯巴达外交的底线，直到雅典开始“侵略拉凯戴蒙同盟”，他们才觉得不能再“视而不见”，不能再“容忍下去”。（99）
    公元前435年科西拉事件前后，斯巴达改变了外交政策，这突出表现为《排外法案》（或称《侨民法》）和《反麦加拉法案》的制定。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斯巴达要求雅典放弃《麦加拉法案》，雅典则要求斯巴达放弃《排外法案》。（100）后来，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讲中又提到这一法案。（101）侨民法的主要内容是“禁止雅典及其同盟者进入斯巴达”，这一法案对雅典的伤害主要在于对雅典关闭了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国的市场。这一法案制定的时间最早可以回溯到公元前440年。因为公元前463年，斯巴达曾经邀请雅典等国参加镇压黑劳士起义，不可能有这一法案。公元前450年、前446年，斯巴达两次与雅典签署和约，也不会制定这种具有挑衅性的法案。公元前440年，在萨摩斯事件中，斯巴达答应支持，只是因为科林斯的反对才没有直接参战，它很可能会在外交上采取某些措施反制雅典。
    《麦加拉法案》是雅典针对麦加拉制定的限制性政策，其核心是禁止麦加拉人进入雅典的市场和港口。麦加拉是斯巴达的盟友，斯巴达也不可能置之度外，一定会支持麦加拉。于是，斯巴达要求雅典取消麦加拉法。这一主张见于公元前432年斯巴达给雅典的最后通牒上。但是，这一要求不可能在公元前432年才提出，而应该随着《麦加拉法案》的产生就提了出来，只不过在这一年才以战争相威胁要求雅典无条件取消法案。《麦加拉法案》很可能制定于公元前439-前435年之间（科西拉事件）。该法案制定的原因据说是麦加拉耕种了一块圣地，（102）若果真如此，那么这件事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影响将不亚于科西拉事件、波提迪亚事件，修昔底德也不会不记录。另外，据修昔底德记述，麦加拉在公元前432年的斯巴达公民大会上历数受到的大量不公正待遇，（103）这个“不公正的待遇”应该主要来自麦加拉法案的影响。因此，这个法案也不可能颁布于当年，否则就不会有“大量”之说。麦加拉在公元前455年投靠雅典，公元前446年脱离雅典，投靠斯巴达。雅典不可能在第二年签署的30年和约中就加入限制斯巴达盟友的条文。麦加拉很可能是在斯巴达的庇护下，利用公元前440年萨摩斯暴动的机会占领“圣地”。此时，雅典无力采取措施干预麦加拉的行动，于是采取此类外交手段惩罚麦加拉。在这一法案制定后不久，斯巴达就要求雅典取消它。《排外法案》和《反麦加拉法案》表明斯巴达的外交政策开始趋向进攻性。
    与此同时，斯巴达已经意识到战争不可避免，整个国家开始军事化。首先，社会生活更具军事色彩。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希罗多德所述莱库古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军事方面，而我们通过后来的史料所知，莱库古改革主要与国家宪制有关，如修昔底德就认为莱库古建立了一套“优良的制度”（eunomia），（104）现代学者则认为莱库古改革的主要内容反映在“大瑞特拉”中，而大瑞特拉主要是国家宪政。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我们可以从希罗多德《历史》的写作特色中寻找答案。（105）众所周知，希罗多德在写作时主要利用当时的口头传说，并没有对材料进行认真的考证，缺少修昔底德那种对历史真相缜密细致、由表及里的理性主义研究。因此，他的叙说带有明显的公共记忆的特点。（106）具体到本文来说，希罗多德关于莱库古改革的记述反映了斯巴达社会对莱库古改革的解读。这种“解读”说明，在当时的斯巴达社会，人们谈论的主要是军事问题，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主要是从军事角度展开的。这种情形折射出当时斯巴达社会的军事色彩已经很强。
    由于史料匮乏，我们很难清晰勾勒出斯巴达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演变的过程。但是，通过对史料的仔细分析，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在这一时期，斯巴达的教育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斯巴达的意识形态开始军事化。我们可以从希罗多德提供的希波战争的叙事中想象到这一点。仔细阅读希罗多德的作品就会发现，斯巴达在希波战争期间的形象远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么伟大。如马拉松战役中寻找借口拒绝出兵，波斯大军逼近时竟派两名代表送死以换取波斯罢兵，温泉关战役中自私保守，只派遣了包括300名斯巴达战士、总数不到2000人的军队，温泉关战役之后斯巴达海军统帅时刻想逃跑。但是，我们在希罗多德的作品中又看到利奥尼达斯为成就荣誉拒绝撤军、斯巴达将士四次反击夺回利奥尼达斯尸体、狄耶凯涅斯自豪宣称将在飞箭的阴影下作战、埃乌律托斯因为眼疾回国但又中途返回战场、潘提铁斯因为出使他国未及时参加温泉关战役但战后却自缢于战场、唯一幸存的阿里斯托戴摩斯回国后受尽嘲讽最后在普拉提亚战役中竭力洗雪前耻力战而死等故事。这显然是后来斯巴达的演绎，其目的和效果就是在斯巴达提倡和塑造“勇敢顽强、为国捐躯”的美德。希罗多德公元前443年前往意大利南部的雅典殖民地——图里奥伊，晚年主要在这里潜心著述，直至公元前425年去世。因此，希罗多德应该在移居南意大利之前就已经基本掌握上述传说和资料，这反过来说明当时斯巴达的意识形态已经开始军事化。
    其次，斯巴达教育也开始军事化。最早提及斯巴达教育军事化转向的应该是修昔底德，他在伯利克里发表的葬礼演讲词中写道：“我们所依赖的主要不是制度和政策，而是我们公民的民族精神。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上，我们的对手从孩提时代就通过残酷的训练，以培养其勇敢的气概；在雅典，我们的生活完全是自由自在的，但是我们也随时准备对付和他们一样的各种危险。”（107）这种通过“制度和政策”加以保证、在“孩提时代”就开始实施的“残酷”教育不可能在公元前432、431年实施，应该更早。但这个起点也不会如后来作家所说的那样起源于莱库古，最可能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46年或公元前460年，因为这一时斯巴达的战争危险越来越严峻，不得不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
    综上所述，到公元前446年前后，斯巴达在古风时期的基础上，增加了好战派执政、对内高压统治以及社会意识和教育体制军事化。至此，斯巴达社会的军事化色彩大大增强。公元前435年前后，斯巴达逐步采取进攻性外交，开启了斯巴达向军国主义国家迈进的进程。
    四、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斯巴达成为“军国主义国家”
    伯罗奔尼撒战争初年，斯巴达外交方面谋求霸权、建立帝国的目标还不明朗。按照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总结，这个同盟不向盟国征收赋税，不直接参与内政管理，只是在其国内扶植亲斯巴达的政府，（108）每个盟国都有权处罚他自己的同盟者。（109）显然，在这个同盟中，斯巴达是盟主而不是霸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斯巴达延续了以前的外交政策，宣称自己是希腊的解放者，此举赢得了希腊世界的普遍支持。（110）此后，斯巴达到处举着解放希腊人的旗号，如阿基达玛斯在普拉提亚说，斯巴达的目标是解放那些曾经和他们一起抗击波斯、争取自由、现在却遭受雅典奴役的城邦；（111）伯拉西达在远征色雷斯时也高举“解放者”的旗帜，他在阿堪苏斯民众大会上说：“我来到这里的目的，不是来危害希腊人，而是来解放希腊人的，我可以指出我们城邦所宣布的最神圣的誓言，保证争取到我们一边的所有盟国的独立。……我们不期求帝国，我们要努力推翻帝国，（我们的行为）是努力开创希腊独立运动”。（112）
    但斯巴达很快改变了战略，将谋求霸权、建立帝国作为外交目标。这一特征体现在公元前426年斯巴达建立殖民地赫拉克利亚这一事件中。（113）赫拉克利亚不同于传统的殖民地，建立的目的不是商业拓展或移民，而是进攻尤卑亚，控制中部希腊；它与斯巴达的关系也不同于传统子邦与母邦之间基本平等的关系，斯巴达在赫拉克利亚委任总督，他们全力维护斯巴达的利益，对当地人的管理“严酷、不公平”。修昔底德曾指出，斯巴达委任的这些总督要为这个城市的衰落和人口减少负责。（114）公元前423年，伯拉西达在北希腊违背“保证所有盟国独立”的诺言，（115）任命克利阿里达斯为安菲波利斯的总督、帕希特里达斯为托伦涅的总督，（116）是为斯巴达任命海外总督之始。公元前421年斯巴达单方面与雅典签署《尼西阿斯和约》之后，多次以“宣布为斯巴达和雅典的共同敌人”相威胁强迫盟友接受。（117）同年，斯巴达侵占原属厄利斯的列普里昂地区，将从色雷斯归来的伯拉西达老兵安置在这里，实际上控制了这一地区。（118）公元前415年之后，斯巴达在波斯支持之下组建海军，这支海军不是与波斯作战，而是用以控制爱琴海周边及岛屿国家。公元前413年，斯巴达国王阿吉斯利用从盟邦强制收缴的款项一次建造了25艘战舰，（119）阿吉斯还向阿卡亚人和色萨利人强征人质，（120）迫使它们加入斯巴达同盟。海军大将阿斯泰奥库斯也曾经迫使开俄斯人交纳人质，在小亚细亚四处抢劫。（121）公元前407年，莱山德就任斯巴达海军统帅，在小亚细亚地区广泛扶植亲斯巴达的十人制政府；（122）公元前404年，斯巴达打败雅典，取得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莱山德在雅典扶植三十寡头统治。（123）到公元前5世纪末，斯巴达在希腊各地委任了许多总督，他们是斯巴达剥削盟国的代表，最多的时候总督们每年为斯巴达带来的税额达1000塔兰特白银。（124）可以说，在公元前426年之后，斯巴达的外交策略已经变成赤裸裸地谋取霸权、建立帝国。
    随着斯巴达进一步向军国主义国家迈进，军国主义的特征和军国主义的形象也深深刻印在人们的脑海中，并体现在历史文献之中。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之交的提波戎就已经认识到斯巴达的国家制度具有军事性质，将斯巴达政治制度的特征总结为“以战争和克敌制胜为目的”，并指出这是斯巴达建立霸业的主要原因。（125）提波戎在史书中记述很少，色诺芬在《希腊史》中提到一位同名的军事将领，（126）这两位提波戎很可能是同一人。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在古代希腊不是提波戎一人，而是许多人持这一观点，他们把斯巴达称之为军国主义国家，或用军国主义来区别斯巴达与其他国家。柏拉图称斯巴达政体是荣誉政体，（127）统治阶级终生从事体育锻炼和战争，（128）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战争。（129）他又称，斯巴达的立法与克里特一样着眼于战争，（130）其城邦组建得像一支军队，而不像城市居民组成的社会；（131）年轻人从小就过军营生活，接受特殊的教育，使之不仅成为一位好战士，而且适宜管理国家和城镇。（132）亚里士多德延续了柏拉图的思想，认为斯巴达和克里特的教育制度和大部分法律就是依据从事战争这一目的而制定的，（133）斯巴达的政制以战争和克敌制胜、建立霸权统治他族、获取财富为目的，（134）斯巴达的整个体制都在培养一种品德——战斗的（或军人的）品德——以保证在战斗中获胜树立霸权。他们所受的锻炼完全属于军事性质，此外就不具备其他才德了；（135）斯巴达是好战的民族，因为所有好战的民族都有好色和放纵妇女的习惯，而斯巴达也具有这两个特征。（136）
    斯巴达社会终于变成了军营。伊索克拉底最先提出这一观点，他说，斯巴达之所以超越其他的希腊城邦，是因为他们所建立的城邦制度就像一个军营，公民心甘情愿地服从于管理者。（137）他还称，拉凯戴蒙人模仿了埃及的国家治理方式，例如，所有达到军龄的公民不经国家批准不得出国，公餐制，体格训练法，全部保证生活必需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所有的人都致力于战争而不从事其他任何职业。（138）在《泛雅典娜节演讲辞》中他又说，斯巴达教育强调体育训练，注重培养勇敢品德和团结一心的精神，这些都是为了战争的需要。（139）
    提波戎、色诺芬、柏拉图、伊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言论不可能全部是捕风捉影，也不可能是相互之间的抄袭与模仿，或出于巧合的自我想象，它们一定反映了特定时空中的历史真实。霍德金森对这些文献的全然否定是不合适的。但是，这段历史的时间起点不可能如这些作家所言开始于莱库古，实际上古风时期的斯巴达并不是军国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只反映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因为他们都将这一体制归结于远古的立法家，这说明这一社会体制已经存在较长的时间。如前所述，从斯巴达社会制度和内政外交的演变来看，这一时期应该始于公元前5世纪后期。纵观公元前430年之后的斯巴达，在此前国家生活军事化的基础上，其外交奉行扩张主义、霸权主义的政策。这表明在这一历史时期斯巴达已经基本成为军国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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