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贤”“良”内涵的重新界定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的是亘古未有的“一大变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涵化与转型过程中，资产阶级维新派对传统的贤良主义进行了改造，赋予了它一个反映时代精神的新内涵。其首倡者，当属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
    1898年维新运动的高潮中，梁启超发表了《倡设女学堂启》，文中开宗名义写道：“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倡，千室良善，岂不然哉！岂不然哉！”（《饮冰室文集》之二，第19页）第一次把相夫教子、宜家善种作为贤妻、良母的新标准提了出来。在此以前，维新派的另一著名人物郑观应也提出了通过兴女学、开民智，使女子成为“贤女、贤妇、贤母”的主张。
    成为新型的贤妻良母，是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对女性新的要求。它不同于传统的贤良主义之处在于以下三点，一是要求女性从为一个家庭而生存，改变成为社会承担一定的义务，为善种强国做贡献；二是不惟酒食是议，要具有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具有相夫教子的能力；三是改变在家庭中为奴隶为工具的地位，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新的理想女性，既对家庭有责任感，又对社会有义务感，具备一定知识、能力和主动精神。梁启超认为，这种新型女性有两种优势，一是可变“分利”为“生利”。由于女性“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使“执业之人可骤增一倍”，于国于家都有利；二是可以真正承担母教之责。有了文化知识，教育子女就可“因势利导之”，有利于改善国民素质（见《变法通议·论女学、论幼学》，同上书，之一，第38、57页）。既能相夫教子成为男子的贤内助，又能为强国善种尽到责任，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赋予贤良主义的新内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提倡和要求含有反封建的意义，比起传统的以三从四德为标准的贤妻、良母，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重新界定“贤、良”的内涵是时代的要求。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资产阶级维新派奋起救亡图存，深感力量单薄，于是把发动占人口一半的妇女参加这场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提上了历史日程。他们以不缠足和兴女学为切入点，发动了近代意义上的妇女运动，以求得女性在形体上和精神上的解放。他们着重批判了明清以来盛行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指出旧式女教“勿道学问，惟议酒食”，其结果“等此同类之体，智男而愚妇”，造成男女教育上的不平等（见《倡设女学堂启》，同上书，之二，第20页）。而“女学衰，母教失，愚民多，智民少，如是国之所存者幸矣！”（《盛世危言·女教》）由此他们得出结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欲强国，必由女学”（《变法通议·论女学》，《饮冰室文集》之一，第38、43页）。提倡办女学是为了培养新的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其直接目的则是为了救亡图存。
    贤、良内涵的更新，又是同批判传统文化、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分不开的。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已开始从三纲整体上来认识女性受压迫受歧视的根源。指出，理学家们“假君权以行私说”，使夫为妻纲成为捆绑妇女手脚的绳索。他们拿起天赋人权的武器批判道：“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女子亦何得听男子擅其权，而不奉行其天职？”（康有为《大同书》第130页）女子无才便是德，“务欲令天下女子，不识一字，不读一书，然后为贤淑之正宗，此实祸天下之道也。”（《变法通议·论女学》，《饮冰室文集》之一，第38～39页）
    戊戌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对贤、良内涵的重新界定，虽然是积极的，但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其表现是没有跳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范式，其背后潜伏的仍然是男尊女卑的观念。同时，他们所重视的是女性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而忽视女性的权利，并认为女子只能助男子成事业，难以自成事业，这说明他们还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上进步人士公认的贤妻良母形象，便是能够相夫教子、宜家善种。当时热衷于女学事业者，其办学的宗旨也大多是培养这种新式的贤妻良母。一般的女子学校均设有修身、家政、女红等科目，就连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爱国女子学校也不例外。
    一般顽固守旧势力仍旧坚持传统的贤妻良母主义。清政府在1907年颁布的女学章程中，虽承认了女子教育的合法性，但其封建性是明显的。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第一条便规定：“中国女德，历代崇重。凡为女、为妇、为母之道，征诸先典史册，先儒诸述，历历可据”，要求女子师范学堂学生“务时勉以贞静、顺良、慈淑、端俭诸美德。总期不背中国向来之礼教”。章程还把《列女传》、《女诫》、《内训》、《闺范》、《妇学》等传统女教的范本，全部列入修身科目中（见《苏英在苏苏女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词》，《女子世界》第12期，1904年）。可以看出，晚清政府的女子教育仍然是沿着三从四德--贤妻良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模式展开的。
    三、新文化运动中对贤妻良母问题的再认识
    当社会上对新内涵的贤妻良母持赞美态度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一些人已开始抨击这一口号。1905年有人在演讲中公开指出：即使我同胞姊妹都受了教育，有了学问，“到头来不过巴结到一个贤妻良母的资格，说什么母教，说什么贤内助，还是男子的高衙（等？）奴隶、异族的双料奴隶罢了”（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812页）。还有人指出，“贤妻良母之主义，仍是男尊女卑的产物”，呼吁女学界“勿以贤妻良母为主义，当以女英雄豪杰为目的”（《男尊女卑与贤妻良母》，《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484页）。署名愤民的一篇文章指出，“所谓女德、妇道者，不过使女子放弃权利，贬损人格，蜷伏于男子万重压制之下”（《论道德》，同上书，第3卷850～851页），造就成那种必敬必戒、毋违夫子、以顺为正、惟酒食是议的贤妻良母，这是一种伪道德！
    辛亥革命后，胜利果实落到了袁世凯手中，社会上泛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妇女解放运动也暂时出现了倒退现象。教育总长汤化龙宣布：“余对于女子教育之方针，则务在使其将来足为良妻贤母，可以维持家庭而已。”（《教育杂志》第6卷第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