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有个宰相叫崔甫，他当宰相不到200天，就选了800名官员。唐德宗[注： 唐德宗李适，天宝元年（742）四月十九日生于长安大内宫中。他是肃宗的长孙、代宗的长子，他的整个少年时代，正是大唐帝国昌盛繁华的辉煌岁月。]问他：有人说你用的人多沾亲带故，为什么？崔答道：臣为陛下选用百官，不敢不认真负责；如果是我从来不认识的人，我怎能看他的德才来选用呢？唐德宗认为有道理。
    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提到这件事时，提出异议：“夫天下之贤，固非一人所能尽也，若必待素识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遗亦多矣。”据此表明自己的用人主张，主要有三层意思：其一，“用人者，无亲疏、新故之殊，唯贤、不肖之为察。其人未必贤也，以亲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贤矣，以亲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其二，“举之以众，取之以公。”其三，“众曰贤矣，己虽不知其详，姑用之，待其无功，然后退之，有功则进之。”
    司马光不愧是古代大政治家，他在用人上提出的观点确实高明。司马光的用人观，从他写完《资治通鉴》算起，距今已近千年，现在看来，不但切中古时的用人之弊，就是放在当今也不过时。甚至可以说，与我们现行的干部政策“不谋而合”。
    学史可以明智，借古不妨论今。在干部选用上，我们究竟该有多宽的视野、多高的境界、多大的气魄呢？重温一下司马光的用人观，或许能受到启发。
    任人唯贤与任人唯亲，这两条对立的用人路线，有时也会有交叉，或者所用亲故有贤能，或者所用贤能有亲故。司马光的观点非常鲜明。在他看来，用人只看“贤”与“不贤”，不看“亲”与“不亲”。因为亲故而用“不贤”，势必造成不公；但因为亲故而不用“贤”，同样有失公道。
    现在有些领导选用干部，与古代崔甫的做法一样，名义上是选贤用能，美其名曰出于“放心”“好用”的考虑，却把选用范围局限在“身边人”“自己人”这样的圈子里。即便用的人不差，也有很大弊端。除了像司马光指责的那样，将非亲非故的人才埋没外，还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趋炎附势、托亲拉故的多起来，而埋头苦干的越来越少。
    对于这个问题，封建时代的司马光提出一个非常民主的办法，那就是“举之以众，取之以公”。意思是，推举时凭威望口碑，使用时出以公心。其实，这与我们提倡的听取群众意见、坚持公道用人是一个道理。那为什么还会出现选人失察、用人失误呢？问题就在于，“众”的范围不大，“公”的程度不够。
    选人用人是领导干部的重要责任，但并非领导干部的个人行为。一方面，领导干部个人眼光毕竟有限，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选人，就不能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另一方面，领导干部用人，是代表组织行使职权，为的是党的事业。所以，用人，绝不能出于私心、为了私利。
    领导干部选人视野宽不宽，取决于能不能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虽然自己对选用对象了解不够，但只要大家认为是人才，就不妨选进来、用起来。不过，选用完了，还不能一选了之，一用了事。选准用好固然不易，但“能上不能下”也是用人上的一个难题。司马光提出“有功则进之，无功则退”，很值得借鉴。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这样，才会让更多人才脱颖而出，让我党干部队伍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放心地选，大胆地用，选用不妥不要紧，因为--心底无私天地宽，敢为事业用人才。这是何等的境界和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