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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中日贸易问题的过程中，美国国务院是政府内部积极反对放松日本对华贸易禁运的最活跃的一股势力。它主要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否定中日贸易的重要性。在1955年年初，国务院提出，日本人“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达到战前水平的任何希望都是一种幻想。对日本来说，把共产党中国作为天然资源的来源地是很危险的，因为共产党的贸易政策有着政治上的动机，其目的就是要分化自由世界”。它还认为，同共产党中国的越来越多的贸易联系，“可能会对美国和日本、南朝鲜、台湾等盟友间的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必将极大地阻碍日本通过赔偿、经济开发计划及拓展贸易来强化同东南亚等地区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30）当然，杜勒斯也曾强调，即使放松或取消当前的管制，日本人也不可能从中日贸易的增长中获得更多的益处。即便如此，他不得不承认日本人憎恨美国人，因为是美国的压力导致了对中日贸易的那些管制。（31）由此看来，艾森豪威尔内阁中最坚决反对中日贸易关系发展的国务卿亦开始考虑，如果美国继续坚持僵硬的贸易管制政策，那么日美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 进入1955年，中日贸易仍然是华盛顿决策层讨论的热点问题。4月7日，在第244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提出：“我们必须给日本更多的帮助，用以改善它的经济状况。日本消费品和共产党中国货物间一定数额的交易也许会有助于解决日本的问题”。他还指出，除非“日本和共产党国家间的贸易是绝对有害的这种看法”完全站得住脚，否则美国不能“继续忽视日本提出的和中共通商的明显要求”。（32）尽管在会后出台的NSC5516/1号文件与NSC125/5、NSC125/6号文件一样，对中日贸易的政策目标基本维持不变，即继续保持日本对华出口的现行管制标准避免日本在必需的食品、天然资源以及出口市场方面依赖中国等共产党地区（33）。然而，艾森豪威尔内阁对中日贸易的模糊性态度依然没有任何变化。在此方面，国务卿杜勒斯的表现最耐人寻味。 杜勒斯认为，苏联集团国家是通过发动经济攻势拉拢日本，使其远离西方阵营，最终通过缔结经贸协定而赢得日本。同时，由于担心日本社会内部日益出现的和中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压力，以及中立主义势力的崛起，他赞同美国不能使日本人在中日贸易中长期地维持现存的贸易管制标准。（34）一方面，杜勒斯在1955年8月底同日本外相重光葵会谈时表示，美国不打算放宽对华贸易管制的标准，因为考虑到“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比较贫穷，不会有太多的物资用于出口，尤其是共产党人不愿意牺牲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商品和日本交换”，所以即使缓和对华管制，也不会给日本带来经济上的重大收益（35）。这反映出杜勒斯为防止日本依赖对华贸易而故意贬低中日贸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在1956年3月下旬同日本首相鸠山会谈时，承认中日贸易还是很重要的。他说已注意到日本和中国大陆间贸易关系的发展。这使日本获得了它想要的货物。他还认为，这种贸易对日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同意经常检视美国对华出口禁运商品清单，从而希望能够帮助美国的朋友——日本。不过，他不准备让中国获得能使其实力取得更大增长的物资。（36）这说明，杜勒斯对中日贸易也抱有某种期待，而且没有让美国驻日外交机构强行干涉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 此外，在1955年12月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商务部长威克斯说：“假如放松贸易管制，日本将会对同中国的贸易兴奋不已”。杜勒斯当即表示同意，并且补充道：“美国应主要关注日本对（贸易管制）问题的反应。”（37）这显然表明国务卿看到了对华贸易对日本的重要性。甚至美国驻日大使约翰•艾利逊也非常看好中日贸易的发展前景。据他预测，如果强加于日本的对华贸易管制水平下降至对苏联的管制程度，那么中日贸易额每年将增长大约8000万美元。这个数字将超过除了巴基斯坦外日本在1952年和任何一个国家间的贸易数额。（38）与此同时，国防部长威尔逊也认为应当允许日本发展对华贸易。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82次会议上提出，既然中日贸易互补性的特点十分显著，那么这两个国家也许能就贸易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而且会使其贸易计划实行得很好。因此，对于美国来说，“最好的事情也许就是许可日本人努力增加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量”。（39）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日贸易的模糊性态度，尤其是，这种态度中表现比较明显的对中日贸易的期待，固然出自于其对日本国内经济、政治局势不稳的担心，但同时与国内不少利益集团要求缓和对中日贸易管制的活动休戚相关。事实上，中日贸易问题涉及日美贸易问题，直接关系到美国国内不少利益集团的经济收益。如果严格管制中日贸易，势必使日本廉价工业品的出口方向主要对准美国市场。一旦大量的日本商品涌入美国市场，美国国内许多产业部门都要受到冲击，经济利益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这种情况在1955年已经发生过。当时价格低廉的日本棉制品全部集中出口到美国，出口记录比1954年激增近3倍，使美国棉纺业界的损失惨重。（40）所以，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许多利益集团推动政府放松对中日贸易的管制，以便把日本产品引向庞大的中国市场。在这方面，美国南方的纺织业集团表现得最积极。他们的努力使得一大批参议员开始公开赞成日本发展对华贸易。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沃尔特•乔治（Walter George）认为美国对其盟国和共产党国家间的贸易限制得太多。他在1955年6月11日呼吁应大规模地扩大日本和中国间的贸易。（41） 毋庸置疑，美国国会对中日贸易态度的变化助推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日贸易的模糊态度。客观地说，这种态度的确为日本发展对华贸易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使得美国对中日间频繁的贸易接触表现得不怎么敏感，要求日本严格管制对华贸易的压力随之变小。1955年3月29日，应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邀请，新中国第一个贸易代表团访日。经过一系列谈判，中日双方于5月4日在东京缔结了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对于日方在协定最关键的甲类物资清单上开列的都是遭到禁运的商品，美国驻日大使艾利逊认为协定规定的该项内容不可能得以充分的实施，所以他没有向日本政府提出任何异议。不过，让他最烦恼的是协定所具有的政治含义。（42）因为协定第十条明确规定：双方“相互在对方国家设置常驻商务代表机构；中国方面的常驻商务代表机构在东京设置，日本方面的常驻商务代表机构在北京设置；双方的商务代表机构及代表机构的人员享有外交官待遇的权利。双方并同意努力促其尽早实现”。（43） 美国国务院担心，通过设置常驻商务代表，日本政府最终会在事实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鉴于现存东西方多边贸易管制协议并没有专门禁止外国商务代表的进驻，国务卿杜勒斯不得不作出结论：美国不能在法律上迫使东京放弃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第十条。他指示艾利逊，在“友好忠告的层次”上向日本政府传递华盛顿不赞成该条款的信息。直到1957年春季，在中日双方打算讨论缔结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之际，美国方面也没有积极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以取消该条款。（44）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中日双方的不懈努力，使得第三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的执行情况良好。在协定执行的第一年，完成了协定规定的输出入总额的67.2％，中国输出是92.45％，日本输出是42.4％；该协定延长一年后，完成了77.67％，中国输出是72.92％，日本输出是82.43％（45）。在此期间，中日民间经济交流出现战后以来最顺利的局面（46）。就此而言，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日贸易的模糊性态度，无疑是对美国自杜鲁门时期就精心设计的对华经济遏制包围战略的一种讽刺。 三 1956年末东欧爆发波匈事件后，美国调整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政策，对华政策亦从中美大使级会谈以来的稍有松动转变为重新趋于强硬。接着，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酝酿如何继续维持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对中国的严格贸易管制政策。1957年3月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题为《美国经济防卫政策》的NSC5704/1号文件。其设定的总体目标是“防止中苏集团战争潜力的发展，并破坏该集团内部的团结”。为此，美国“应当支持自由世界目前在贸易管制领域中的共同协定”，“应当避免，且尽力使其他友好国家也避免过分依赖作为市场或原料供应地的中苏集团；鼓励自由世界的国家抵制中苏集团的经济渗透”。针对中国，该文件专门强调，“保持目前美国对共产党中国单方面的进出口和金融管制水平”，“尽力维持对共产党中国有效的多边贸易管制体制，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管制比对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要更严格”。此外，文件还详细规定了对华禁运的物品数目。（47） NSC5704/1号文件表达的意思十分明确，即为了贯彻遏制战略，严格保持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对中国的贸易禁运，防止他们利用贸易往来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不良影响。当然，文件中“自由世界的国家”包括日本，并且它参加了美国主导的“多边贸易管制体制”。所以，对中日贸易的政策自然按照文件规定的内容执行。实际上，文件还表明，美国此时已复归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早期对中日贸易的态度，避免日本依赖中国的资源和市场，严格限制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对中日贸易的模糊性态度随之消失殆尽。此后，东亚局势的变化使美国进一步要求日本保持严格的对华贸易管制政策。 1957年春季，美国不断表现出对华强硬的态势。5月，美军公然宣布在台湾部署了可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和电导导弹，增强了国民党当局的防卫和进攻能力，致使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的气焰一度十分嚣张。此外，从4月初至6月底，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除在一系列公开场合散播反华言论外，还表示要把美国的军事防御范围由台湾本岛扩大到金门、马祖等靠近中国大陆的沿海岛屿，强化对华遏制政策。尤其是在美国人的怂恿下，国民党军队甚至出动飞机到福建沿海轰炸。蒋介石还在金门、马祖一线不断增加兵力。面对这种形势，中国政府不得不适当调整对美政策，从争取和平协商到加强对美斗争，对美采取针锋相对的做法，计划大规模炮击金门的重大举措（48）。于是，台湾海峡局势再度紧张起来。 在海峡两岸紧张对立的气氛下，美国依据NSC5704/1号文件，继续严格执行对华贸易管制政策，同时要求巴统各成员国维持“中国差别”体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特别要求日本在巴统中国委员会配合它继续实施“中国差别”政策，并支持它反对其他成员国废除“中国差别”的行动。（49）因为1955年底以英国、法国为首的巴统成员国呼吁取消“中国差别”，到1957年春季，该呼声越来越高涨，英国率先行动，废除“中国差别”，放宽对华贸易管制水平，继而巴统其他成员国也效仿行事，（50）但日本一直十分谨慎地保持着与英国人的距离，首相岸信介不仅称英国单方面的行动令人遗憾，而且向美国驻日大使麦克阿瑟二世保证，“日本在最近的将来不会采取像英国那样的过激措施”（51）。其实，日本人表面上支持美国的行为并不代表其真实的想法。在岸信介领导下的日本新一届政府对此事的考虑相当复杂。 一方面，岸信介把亲美外交政策、服从美国冷战战略的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52），把同中日贸易有关的经济利益置于第二位，所以他不会为了发展中日贸易而惹美国人不高兴；另一方面，英国等西欧国家通过抛弃“中国差别”，要把日本从中国大陆市场排挤出去，这一危险的前景使岸信介内阁在国内面临相当大的政治压力——包括来自社会党人、保守党人、商贸界、产业界和劳工界的各行各业（all walks of life）的压力（53）。岸信介认为，日本公共舆论和商贸界对英国人的单独行动表示“强烈同情和支持”，这让日本政府很难无限期地维持“中国差别”，所以希望美国人同意日本也废除“中国差别”，以便帮助他缓解在国内遭遇的政治压力（54）。此外，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在国内防止团结一致的社会党人的攻击。为了阻止日本社会党在对华贸易及其他有关中国问题上攻击自民党——这是日本所有亲美政治家的软肋，岸信介需要华盛顿赞同日本取消“中国差别”，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55）出于这些考虑，同时为了给1958年上半年的大选营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环境，岸信介决定访问美国，力争美国人许可日本废除“中国差别”。 1957年6月19日至21日，岸信介首相和藤山爱一郎外相等人抵达华盛顿，对美国开始正式访问。在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中，岸信介专门提出中日贸易的问题。他指出，由于“日本和中国有着地理和历史上的关系”，加之“日本的人口问题”，使得“日本人民渴望发展对华贸易”。这句话实际已经向美国总统表明，在对华贸易一事上，他在国内面临来自“日本人民”的压力。同时，他进一步明确提出，鉴于“英国已废除中国差别”，并且“巴统中国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国正追随英国的领导，废止该差别”，那么“日本也支持这种措施”。（56） 岸信介的意见并没有引起美国总统的共鸣。此时艾森豪威尔对中日贸易的看法已经与以前大相径庭。在日本经济处于极糟糕的境地时，他对缓慢发展的中日贸易持十分同情的态度，可是现在，随着日本经济状况的逐渐好转（57），他则强调东南亚在日本经济复兴中的作用，鼓励日本同该地区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而不赞成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艾森豪威尔先对岸信介指出中日贸易对日本益处不大：“尽管我们完全理解日本需要和红色中国通商，但红色中国仅有有限的外汇和支付出口的能力，取消中国差别将只会导致在对华贸易中出现交易物资种类的变化，而不会有数量的变动。共产党中国将会用其有限的资金去购买更多的军事物资，日本的总体收益不会增加。”他强调：“我们的资金不是无限的，所以必须支持对东南亚经济援助的任何一个计划，因为它们都是既现实又切实可行的。”言外之意，日本只有同东南亚国家发展经贸往来，才可能获得美国的资金。不过，美国总统也不想让日本首相太失望。他说：“我们理解日本必须（在对华贸易中）保持对英格兰的竞争地位，认识到日本现在需要这么做。”他表示随后将详细讨论这些问题。（58） 接下来，岸信介和杜勒斯国务卿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冗长的会谈。岸信介再次提出中日贸易问题。他说：“对华贸易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日本期待这种贸易能有合理的增长。”然而，为了让美国人放心，他保证，在日中之间的贸易往来中，“日本政府不打算承认共产党中国或与共产党中国发展正式的外交关系”。同时，日本首相也向美国人施加压力。他提出：“中日之间有着某种‘历史和地理的联系’，日本绝对有必要拓展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及经济关系。”他还明确要求取消“中国差别”贸易管制，并且对美国国务卿说：“事情已经发展到废除该差别的地步了”。（59） 对于岸信介软中带硬的话语，杜勒斯首先说：“美国一直认识到日本应该与共产党中国开展适当的贸易，无论是使中国作为日本天然资源的来源地，还是成为日本商品的销售市场”。不过，这位国务卿话锋一转，指出美国对中日贸易的忧虑之处，“美国主要关心的是这种贸易也许会迅速增强共产党中国的战争潜力。目前中国的军事工业仍处于婴儿阶段，并且中国几乎完全依赖苏联提供军事和战备用品。一旦中国获得了独立的战争资源供给地，那么这一地区的战争风险就会大大增加。”（60）其次，杜勒斯强调了美国反对中日贸易的理由。他说：美国认为日中之间的贸易总量将不会增加，因为共产党中国能够获得的外汇金额不大，显然中共当局将利用他们得到的有限外汇额，尽可能地购买像机床和电子设备那样的具有高度战略重要性的商品。美国坚信，对中国大量出口这些商品必将极大地增强其战争潜力。再次，杜勒斯对日本首相提出的废除“中国差别”的要求显得无可奈何。他在谈到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取消“中国差别”的行动时说，美国意识到，对于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接受已不被其他贸易国所接受的出口限制，的确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果日本一定要和共产党中国发展贸易关系，那么它不能出口战略物资。（61）这就已经表明美国同意日本放弃“中国差别”。事实上，在此方面，美国人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在岸信介抵达华盛顿的前一天，杜勒斯在白宫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关于中日贸易问题，美国没办法阻拦日本人步英国人的后尘，因为日本人会说由于需要在对华贸易中保持竞争地位，因而必须追随英国人（62）。 在访美归国后不到一个月，7月16日，岸信介便宣布日本废除“中国差别”，把对华出口管制标准下降到和对苏联东欧国家同一标准。在巴统成员国纷纷废除“中国差别”的既成事实下，美国只得对日本的行为保持一种无可奈何的默认态度。即便如此，美国政府对中日贸易采取非常敌视的政策。用国务卿杜勒斯的话来说，美国像对待恶魔那样来反对中日贸易。（63）此后，美国政府开始采取行动，力图使这些国家在贸易领域的政策无效。其中，美国打算利用对日本的投资作为筹码，逼迫日本政府重新严格管制对华贸易。只是美国驻日大使馆极力反对，认为这有损美国人在日本的形象，可能引起日本人的敌对反应。美国不得不放弃该计划。（64） 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并不善罢甘休，想尽一切努力，重新使巴统各成员国恢复其联合对华实施的严格贸易管制政策。这一政策在9月16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的NSC5704/3号文件上表现得最显著。该文件和前述NSC5704/1号文件之间的唯一差别就是，承认在对华贸易多边管制已消失的情况下，制定新的政策、采取新的措施：“为了在自由世界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中尽力维持某种程度的差别，美国应当同其他国家举行双边谈判”，使单个国家而非多边组织更充分地认识到“共产党中国继续威胁自由世界”的事实，然后，“美国在比多边管制更严格的水平上，鼓励自由世界的单个国家保持对共产党中国的单方面贸易管制”（65）。这就是说，艾森豪威尔政府确定，根据已发生变化的对华禁运形势，利用双边谈判，在交涉中对每一国单独施加压力，以使其强化对华贸易管制水平，在事实上恢复“中国差别”。NSC5704/3号文件中设定的这种新政策被间接地应用于中日贸易关系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