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一生留下了大量著作，其中有独自创作的诗文论述，有对古代经典著作的注释阐述，有对当代人物著作的编辑整理，有由其学生整理的谈话记录，有对著名史书的提纲挈领删繁就简，有收集史料加以考订编录而成的史书等等。
    《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就是朱熹编著的非常特殊的书。这部书又被称为《八朝名臣言行录》、《朱子名臣言行录》等，五朝为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和英宗，三朝为神宗、哲宗和徽宗，整个北宋，只缺了钦宗亡国的那一段。此书既题为“言行录”，则当然系辑录他书而成，不是朱熹的原创作品，但在材料的去取、删略、考辨之际，也可以很明白地透露出编者对当朝史的看法和在史料运用方面的功底。众所周知，朱熹是集宋代理学之大成的大学者，而对他史学方面成就则不太了解。朱熹除编著著名的《资治通鉴纲目》以外，还留心政事，熟谙有宋一代故实，在其语录中，品评人物史书，留下了许多他书所无的宝贵材料，而《八朝名臣言行录》则是他的重要史学著作。束景南先生认为：“真正还能够体现他（朱熹）的求实的史学精神而不被他的理学义理扭曲的著作，却是在乾道八年编成的《八朝名臣言行录》。”（注：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9页。）朱熹开创了“名臣言行录”这样一种体裁，前此未见，后来宋、元、明、清，代有续仿之作。这也是朱熹对中国史学的一大贡献（注：叶建华的《朱熹〈宋八朝名臣言行录〉初探》（《史学月刊》1988年第6期），列表说明“言行录”成了一种特殊的列传史体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共列举了24种续仿之作。）。与朱熹同时代的史学家陈傅良，推介朱熹为“良史之才”，是不无道理的（注：陈傅良：《止斋集》卷二十七《辞免实录院同修撰第二状》曰：“以臣所见，当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叶適。”）。
    有趣的是，这部书在朱熹生前就已开始引起争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争议的内容愈来愈丰富，成了一桩延续八百年的历史学术公案。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我就对这部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写过一篇题为《朱熹名臣言行录引书析》的论文，还出于辑佚考证的需要，自编了一份《八朝名臣言行录》引书及作者索引。90年代后期，朱杰人、刘永翔、严佐之等学长发起整理朱熹全部著作的伟大工程，我主动请缨标校《八朝名臣言行录》，对这部著作的浓厚兴趣，终于可以贯注于阅读、研究、考订和整理之中了。在用五年时间完成整理工作的同时，为了选择版本、撰写前言，又涉及了这部书本身的一些问题，发现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史料，并发现从古到今，有不少学人对这部书发表过这样那样的看法。据我所知，当代学者师友撰写的相关论文有台湾王德毅先生的《朱熹〈五朝及三朝名臣言行录〉的史料价值》（注：王德毅：《宋史研究论集》第二辑，台湾鼎文书局1972年5月出版。）、台湾郑骞先生的《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的原本与删节本》（注：《宋史研究论集》第四辑，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9年6月印行。）、叶建华先生的《朱熹〈宋八朝名臣言行录〉初探》，以及我师裴汝诚、顾宏义先生合作的《两种版本，不可偏废》（注：载朱杰人主编：《迈入21世纪的朱子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等等。
    笔者在整理朱熹原书，研读相关资料和论文的过程中，对有关《八朝名臣言行录》的争议做了系统梳理，发现了一些新材料，形成了一些新观点，试图对这桩八百年公案作一初步总结，以就教于宋史学界师友们。
    一
    朱熹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卒于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据清王懋竑撰《朱子年谱》卷二，《八朝名臣言行录》成于乾道八年（1172年），时朱熹43岁。
    据《朱子年谱》，乾道八年“春正月，《论孟精义》成”，是书后名《要义》，又改名《集义》；随后，《资治通鉴纲目序例》成（注：《朱子年谱》谓《通鉴纲目》成，据严文儒先生的《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丛考》（见前注《迈入21世纪的朱子学》），乾道八年四月朱熹撰成的是《资治通鉴纲目序例》。）；在《名臣言行录》之后，有《西铭解义》成。而在此后一年，又写成了《太极图说解》、《通书解》、《伊洛渊源录》等。这一方面说明朱熹到中年的时候，学问已经成熟，创作达到了高峰，另一方面也说明，朱熹做学问的方式是多头并进的，因为如《八朝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这样的著作，是需要用较长的时间来收集和积累材料的，而如《论语精义》、《资治通鉴纲目序例》这样的著作，又是需要反复琢磨、反复讨论的。朱熹的这几部著作，应该早就开始准备了。可以说，《八朝名臣言行录》成书的前后几年，是朱熹的收获季节，而朱熹一生与历史相关的著作，都成于这一时期。
    南宋前期，史家对于北宋后期官修国史、实录的严重失实十分不满，出现了收集当代文献资料、编修史书的潮流，代表作有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朱熹编撰《八朝名臣言行录》，也一定受到了当时史学潮流的驱动。
    见之于书前及朱熹《晦庵集》卷七十五的《八朝名臣言行录序》云：“余读近代文集及纪事之书，观其所载国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然以其散出而无统也，既莫究其始终表里之全，而又汩于虚浮诡诞之说，余尝病之。于是掇取其要，聚为此录，以便记览。尚恨书籍不备，多所遗阙，嗣有所得，当续书之。”序中的“有补于世教”一句，成了时人和后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分析其书得失的一杆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