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意义；第二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存在下去？第三个是，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抛弃了《共同纲领》，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急于要搞社会主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意义可以从多方面来说，比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使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恣意宰割中国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从民国初年开始的长期战乱不断、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变成了和平统一的国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以前被人看做“劣等民族”的中华民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尊重；等等。今天，我只想着重讲一个问题：“万事开头难”。开头的关系极为重大，它决定事物以后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起点，构成了前进的格局。
    为什么在新中国开国的历史中要特别讲一下开头难呢？因为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化，是要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着手建设一个新国家，一个新社会。
    在新中国成立前，经过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只有苏联。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也曾面对如何建国的重重困难。卢森堡1918年在《论俄国革命》中指出，当时列宁和他的战友面对的是一个荆棘丛生、陷阱遍布的环境，一切没有经验，纷至沓来的问题又必须立即做出决断。如果不能坚决地迅猛地前进，等待着的就是死亡。她称列宁和他的战友们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勇气、意志和远见发挥到了极至，同时也指出在这种状况下做出决断的艰难，包括也会做出一些不正确的决断，这是不奇怪的。
    同“十月革命”相比，新中国有着优越得多的条件，中国共产党是依靠人民军队先在一块块解放区建立政权、积累起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初步经验、培养出一批管理人才后，再夺取全国政权的。但这不等于一切都是现成的，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新中国。至少要注意两点：第一，建立一个新中国并不是把原来的解放区连成一片加以扩大就行了。事实上，从原来没有中央政府的、分散的、主要在农村的政权，到创建全国性的政权，并把新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民族关系、对外政策等基本格局确定下来，这是一次飞跃。第二，尽管独立、富强的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反动势力远远大于人民革命的力量，这种目标只是美好的远景，并没有被提到现实的议事日程上来。1947年是一个转折点，20年没有解决的谁占优势的问题解决了。胜利到来得比人们预期的要快得多，随着局势的迅猛发展，战略决战、土地改革、新区接管等等任务极端繁重，不能不占用中共中央绝大部分的精力。当面临全国解放的时候，需要对新的国家、新的社会绘制一幅比较完整而清晰的蓝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从十二月会议、九月会议、一月会议、七届二中全会、《论人民民主专政》到《共同纲领》，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完成了这一历史性任务，而且对一些基本问题做出的决断是正确的。这是极不容易的事情。
    第一，关于新中国的国体
    《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
    新中国的成立，并不只是一个政权代替了另一个政权，一种政治力量代替了另一种政治力量，而且是一场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费正清在《美国和中国》中写道，“1949年以来的中国革命，以其牵涉到的人数或从其变革的广度和速度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对世界外部地区来说，这也是一次最少为外人所知的事件。”一向遭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这是怎么评价也不过高的社会变革。
    费孝通在参加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后写道，“我踏进会场，就看见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服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皮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而他们会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在我说是平生第一次。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望着会场前挂着大大的‘代表’两字，不免点起头来。代表性呀！北平住着的就是这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如果全是一个样子的人在这里开会，那还能说是代表会么？”这是整个社会大变革中富有象征性的一个缩影。
    人民民主专政是最广大人民的民主，同时还有人民对敌对势力实行专政这一方面。现在有的人觉得提到“专政”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小平同志说，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谈专政。原因很简单，不这样，人民就会遭殃。专政机器包括军队、国家安全机构、警察等在内。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相当强大、并一直用各种手段来对付和破坏我们的情况下，更不能以为天下一切太平，轻易放下这个武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就有这一条，这是作为我们立国之本的一项原则，是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的。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又指出，“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产阶级，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政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理论上讲清楚这个道理是必要的。”
    第二，关于新中国的政体
    毛泽东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2]，“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对此，在《共同纲领》中有了更具体的规定。
    今天，“人民代表大会制”仍然是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反观非洲有些国家不顾自身的国情，搬用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至今连稳定也很难保持，更难以集中精力建设自己的国家了。
    第三，关于社会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方针
    〈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新中国的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农民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构成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新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又规定，“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1]（P.7）。这些规定是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
    有一种误解以为，新中国成立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事实上，当时除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三大运动外，主要工作是恢复国民经济和以“一五”计划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就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体两翼，许多人似乎也忘了主体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左”的错误是以后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至于认为建国后党内领导层一直存在两条路线斗争，那更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四，关于民族政策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过去曾提过搞联邦共和国、民族自决权，那是从苏联搬来的。制定《共同纲领》时，周恩来说：“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
    这符合我国民族历史和各民族间相互关系的特点，各民族间几千年经济文化密切交流，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易于搞民族区域自治制。从苏联解体的教训看，这个决策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第五，关于对外政策
    新中国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彻底改变了以往100多年来跪着办外交的屈辱历史。《共同纲领》中明确指出：“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1]（P.13）这为后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打下了坚实基础。
    “凡事起头难”。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动。许多事情正处在草创时期，没有现成的答案，也缺乏成熟的经验。它的基本格局一旦确定下来，对中国日后的发展就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如果当时轻率地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它所造成的恶果也将十分严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过头来看，我们惊奇地发现，当年所做出的这些重大决策都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它的影响不仅今天还能让人们强烈地感受到，而且还将延续到将来。这是新中国缔造者和奠基者们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遗产，是他们对中华民族做出的难以估量的贡献。
    二
    新中国成立了，它能不能站得住脚，能不能存在下去？许多同志也许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而且很严峻。胡绳同志在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社会主义部分时，首先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时摆在面前最突出的问题有三个：第一，军事上，国民党在大陆还有100多万军队，控制着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和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各地有200多万土匪武装，其中早的是从明代传下来的；第二，经济上，国民党留下的是财经总崩溃、物价飞涨失控的烂摊子。1948年时商店里的物价标签一天换一次，群众如潮水一样去抢购东西，新中国成立后半个月，又出现物价大幅度上涨的情况，许多人对共产党能不能把经济搞好还缺乏信心；第三，外交上，对新中国，美国敌视，苏联不完全放心、怀疑中国是第二个“铁托”，周边国家因缺乏了解而存在不少恐惧。如果外交上处理不当，就可能使新中国陷于孤立，或重新沦为别国的附庸。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中，中共中央就有条不紊地顺利处理了这些问题，在不长时间内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使自己站稳了脚跟，这是十分不容易的。
    军事上，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但它还想负隅顽抗或逃到边境外去。毛泽东采取了大胆的、远距离的、规模空前的大迂回战略。他在八九月间，一次致电：“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崇禧）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3]另一次致电：“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3]（P.670）加上政治攻势，争取起义。到1950年6月，共消灭国民党军队130万人，完成了除西藏外全部大陆的解放。同时，围剿各地土匪100万人以上，使社会秩序初步稳定下来。
    经济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在陈云同志主持下，从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迅速地调运粮食、棉花、棉布、煤炭，在各大城市敞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降；还实行了发行公债、增加税收、厉行节约三项措施。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及经济工作的决定》。5月以后，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日趋稳定。在战争尚未结束、又遭帝国主义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在短期内取得这样的奇迹，是值得自豪的。薄老说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得不为之折服，说‘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物价，是我们所料不到的。’”“毛主席还说过，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外交上，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项政策。这里着重讲一讲“一边倒”的问题。
    有人曾提出这样的疑问，“当时为什么不推行‘全方位’的外交？”“美国停止对蒋援助时，中共为什么没有抓住这个‘机遇’改善同美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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