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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说法都离开了当时的历史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外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提出要领导世界，也就是要控制世界。对中国，它需要的是能屈从它、利于它控制的政府。1947年同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中美通商航行条约》，规定中美两国互相有在对方自由通商的权利；都有自由开设工厂的权利；都有自由航行的权利。旧中国那时有条件到美国去自由通商、开采、航行吗？这显然是掩盖在表面平等之下的不平等条约。最后美国之所以不再支持蒋介石，是因为所有的军事援助几乎都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而经济援助的款项都到了私人的腰包里去了，而且这是一个无底洞。对于新中国，尽管中国共产党表示欢迎司徒雷登来北平，也表明愿意与一切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但是美国政府不仅不准司徒雷登到北平，而且艾奇逊要司徒雷登向英、法等驻华大使强调：“我们强烈反对任何大国匆匆忙忙给予中共以无论事实上还是法律上的承认。”杜鲁门说，“我们不能和共产党政府打任何交道。”与此同时，还对我进行封锁，乃至1950年对台湾海峡的武装干涉。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援助我们，但那时对我们又不放心，怕中国变成另一个“铁托”。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宣布“一边倒”，解除他们的疑虑，争取他们的援助，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何况，当时我们说的“一边倒”是倒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说倒向苏联。1949年夏天，小平同志在一封信中这样讲，帝国主义在各个方面进行封锁，其目的是逼我就范，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一边倒”，越早表现于行动对我就越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地倒，免得将来被动地倒。在这样一个国际大背景下，中国是那么的弱，环境是那么复杂，说什么“全方位”不是开玩笑吗！结果，连哪一方面的支持都会得不到，而使自己陷于孤立。事实证明：无论从外交地位、抗美援朝还是从经济建设来看，这个决策都是正确的。 在1950年的国庆大会上，周恩来说：“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做了这么多有利于人民的工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驱逐了那么多的强盗式的‘军队’和‘政府’，而代之以纪律严明和蔼可亲的人民军队和廉洁而讲道理的人民政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剥夺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权，消灭了可恨的特务机关，停止了无限期的通货膨胀，而给人民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这个政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4]这确实是值得引以自豪的。 三 最后讲一下，有一种说法：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急于要搞社会主义。 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新民主主义本来就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是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这一点，共产党从不讳言，大家也都知道。制定《共同纲领》时，有人还提出，为什么不把这个前途明确地规定下来。周恩来回答说，“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在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从我亲身经历来说，当时在党内传达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完全没有觉得这是放弃新民主主义而忽然要搞社会主义了。只是原以为会在什么时候宣布“国有化”，一步跨入社会主义，像过“土改关”那样过“社会主义关”，现在知道了是用逐步过渡的办法。 中央所以在那时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基于发展变化了的客观事实做出的新判断。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是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最早提出来的。在这之前一个月，周恩来在1952年8月去苏联商谈第一个五年计划前所写的报告中就谈到，“工业总产值公私比重，已由1949年的43.8%与56.2%之比，变为1952年的67.3%与32.7%之比。私营商业在全国商品总值中的经营比重，已由1950年的55.6%降为1952年的37.1%，但在零售方面，私商经营在1952年仍占全国零售总额的67%。数量上已不占优势的私营工业，大部分又承办加工业务，接受国家的订货和收购包销产品；私营商业也开始为国营商业代销。” 随着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实施，作为骨干的156项重点工程都是国有经济，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集体经济的比重也正在迅速上升。 实际生活证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事实上已在一步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到1952年，无论工业还是商业中，社会主义成分都已取得了优势并处于主体地位。这种优势还在不断加强。农业也是如此。所以，面对新的事实，中央做出了新的考虑。 逐步过渡：农业，从互助组到合作化，从低级社到高级社；工商业，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到公私合营，由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赎买政策。而主体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当时叫做“一体两翼”，这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说了新话。 不能忘记，中国所以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主体是靠社会主义工业化。195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做《宪法》草案报告时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5]1953年起，鞍钢三大工程竣工。第一套成套火力发电机组，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第一架飞机以至第一只手表，等等，这些都是中国过去没有的，都是社会主义的企业生产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生产力不是遭受破坏，而是健康地持续增长。从1953～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9.6%，农业平均增长4.8%，国家蒸蒸日上。 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革，那是两翼，而且一直到1995年夏季前都是稳步前进的。1954年底，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已超过60%，生产没有下降，而是上升，合作社80%以上是增产的。到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错误地批判了邓子恢的右倾后，加速发展，并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这一段发展确实过于迅猛，工作过粗，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这些缺点和偏差是不必讳言的。 但总体看来，在中国动手建成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今天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从此时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国民经济稳定发展下完成的，并且是在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下完成的。 当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成后，中央也开始考虑对所有制结构做些调整，不要搞得那么“纯”，这些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和“八大”上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12月，毛泽东同工商联和统战部负责人说，“地下工厂，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工厂。”“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刘少奇在人大常委会上说，“我们国家有90%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周恩来不久后在国务院会议上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这些只是在1957年反右、八届三中全会后改变了。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追求的美好的理想，它在中国大地上成为现实，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的实现是具备基本条件的。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社会主义在中国好像十月怀胎，后来急了一点，不注意，八个月就生下来了。但新生命的诞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虽然先天有一点不足，但不能重新塞回到娘肚子里去，只能在后天成长过程中补充了。 1956年的决议中讲：“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新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如一场接力跑，后来者总是以前人已达到的地方为出发点，又远远地跑到前面去了。又好像登山，拾级而上，等登到山顶，极目远眺、心旷神怡时，最初走过的路已经在视野之中消失了。但如果没有最初的一步一步艰苦跋涉，也不会有最后的登临绝顶。当然历史的发展没有什么绝顶。我们在发展中有一些偏差、失误，用不着回避。就如同小孩学走路一样，只有摔过多次跟斗才能学会走路，没有人会嘲笑孩子为什么会摔跟斗。我们今天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待过去，中国有一句老话“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就是后人看今天，就好像今人看过去一样。现在有人嘲笑当年还实行过布票、粮票，岂不知当时如果没有它们，人们连起码的基本生活需要都保证不了。现在物资丰富了，当然不需要了。如果现在轻率地否定过去，后人也可以把今天的一切说得一钱不值，这当然不是科学的态度。 当代中国研究所要编写共和国史，我们这50多年风风雨雨走过来实在不易，你们肩上的担子很重。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把历史事件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研究，要有一种“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和“我自岿然不动”的气概。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页。 [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35页。 [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页。 转自《当代中国史研究》（京）2002年05期第8～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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