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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荦是章太炎门下弟子，曾撰有《北周职官志》和《北周地理志》等书稿，1947年即应聘到青岛山东大学，新中国建立后一直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对于王仲荦的治学路向的转变，有学者评论说：“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中国历史具体问题相结合，既要熟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又要精通中国历史上的具体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进行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王先生在这种结合上走在了史学界的前列，也正因为此，在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中，他都能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20）王仲荦于1961年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史隋初唐史》（上册），这部著作的撰写即缘起于编写教材，“我从一九五二年起，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担任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的课程，同时开始编写一部讲义，但不尽符合教材要求，以后就索性放开手，写成《魏晋南北朝史隋初唐史》这一部断代史”。（21）这部著作被称为“建国后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系统完整的断代史著作”。（22）王仲荦发表的关于古史分期的第一篇文章《春秋战国之际的村公社与休耕制度》（23），“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探讨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村公社制度的性质和作用”，“王仲荦教授应该说是中国历史学界第一个以他独立的研究证明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适合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24）众所周知，王仲荦是魏晋封建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56年在《文史哲》连载长文《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25），该文的基本观点是把奴隶社会分为战国前和战国后至秦汉时期两个阶段，到了魏晋时期，封建主用超经济强制手段，把“部曲”、“佃客”束缚在土地上，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成为主导，中国历史进入封建制。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魏晋封建论经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等人的论证，成为古史分期讨论中最有影响的观点之一，它与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同为最主要的分期观点，被称之为“三论”，王仲荦观点的贡献和影响由此可见。 同为持魏晋封建论的另一位著名学者何兹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运用唯物史观致力于汉至隋唐的社会史和中古社会的寺院经济研究，既是“食货派”成员又有史语所背景。1950年秋何兹全从美国回国，以“副教授”任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继续坚持其魏晋封建说，限于当时的学术环境，他从四个方面（一、从交换经济到自然经济；二、从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三、从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四、从民流到地著）来讲魏晋时期社会经济变化问题，“让史料说话，用材料说明这四方面的变化”，“魏晋封建说就有了坚实的说话的经济基础了”。（26）何兹全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史料研究问题、阐释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前后具有一贯性的特点，与“食货派”时期不同的是，他是从一位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学者发展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经过长时间的磨砺与思考，他晚年更加确认，“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仍然是观察社会历史最科学、最有力的理论”。（27） 张政烺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此后在史语所工作十年，于甲骨、金文、陶文、碑刻、通俗小说等许多领域发表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66年以后专任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政烺在学术界以学识渊博、精通文献典籍和地下出土史料、记忆力惊人、学品人品俱佳著称，他在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等领域内，都有突出贡献。“约在上世纪30年代，先生（指张政烺——引者）从郭沫若的著作中获得了不少启发，使得他在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又接受了新的史学方法和观点。主要是开始拓宽研究的对象，从农业技术、土地制度到政治社会结构、他都花工夫去钻研，而古代社会经济这方面都是他以前的学者所不大重视的，尤其在解放后，努力阅读不少马、恩的著作，对古史有了更多新的理解。”（28）如在古史分期讨论中，他以自己在甲骨文和古文字方面的专门知识，对商代农业生产中的“众”作了长时期的专门考察，并由此延伸，讲清了商代农业生产从开荒到治理农田的全过程，“张先生细致、深入的微观考察，为从宏观上把握商代社会形态，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时间过去了几十年，回过头来看，和那些空对空的理论争辩相比，这种务实的考察，似乎更为有益”。（29）张政烺的学术研究轨迹表明，他既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发而拓宽了自己在史学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同时他的研究又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微观考索、史料依据等方面作出了切实的推进和贡献。 童书业在新中国建立前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从“古史辨派”的一员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经历另有其典型性。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文章中表示：“我们对于唯物史观是相当承认的，对于唯物史观者研究历史的成绩也是相当钦佩的”（30），“郭沫若的研究古代社会，张荫麟、齐思和等的研究西周以及春秋时期的社会制度，也都很有贡献，他们所用也多是科学方法，所以能有相当的成绩”。（31）童书业在1946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还曾表示：“我个人受这个新潮流的激荡，最近的兴趣也移向通史理论的寻求。”（32）已有学者评价说：“在科研上，丕绳教授在解放前‘去伪存真’的考证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开始从缜密的考证中寻找事物发展的规律，用历史唯物主义给予合理的解释。”（33）近有论者进一步认为：“正是由于有前期思想的铺垫，童先生到山东大学任教后在学术研究上顺利地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说是他前期思想合乎逻辑的延续和发展，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过程，其中没有任何勉强俯就或刻意迎合的痕迹。与前期的不同之处只在于，他这时是以自觉、积极、主动的态度学习马列主义，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更加深刻，运用也更为娴熟。”（34）童书业在新中国建立后，很快发表有《试论对偶婚》、《中国封建制度的开端及其特征》、《论“亚细亚生产方法”》（35）等论文，成为从“旧史家”转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最快、最明显的史家之一。由《论“亚细亚生产方法”》一文，引发了学术界自20世纪20年代对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之后的又一次讨论高潮。1951年2月5日顾颉刚在读过童书业对撰写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想法的信后写道：“丕绳博闻强记，运以深邃之思，此函所述，玄珠在握，一部中国史犹网之在纲矣……丕绳心志不纷，历史智识已极丰富，近年又得史观理法，一经贯穿，遂能道人所不能道，使人昭若发矇。”（36）足见童书业学术路向转变后所产生的巨大变化。论者形容童书业“进入主流史学界速度之快，使用主流话语之娴熟，掌握主导历史观念之地道，真是无人能敌”。（37）这不仅是童书业深厚的学术素养与悟性所使然，也与他一直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对新的史学话语系统的真诚与执著、对学术事业的全身心投入等因素有关系。此后，童书业在古史分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工商业发展史、先秦思想史以及古史考证等多个研究领域都有重要学术创获。 唐长孺在20世纪40年代治辽金元史已有突出成就，其治史风格以考证为主，亦受到文化史观的影响。他在1946年撰成的《唐兵书志笺证》得到陈寅恪的肯定并经其评审而被聘为教授。新中国建立后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唐长孺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38）“从属于进化论范畴的文化史观为主要内涵的旧时代学术传统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树立唯物史观，这是唐长孺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39）林甘泉说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唐长孺先生身上就得到了很好的结合。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结合，使唐先生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境界，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唐先生实证史学的功力很深厚，1949年之后，他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的文章里并没有引经据典，但是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他的影响，使得他的视野更开阔，或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所帮助。唐先生并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标签和装饰，是真正经过自己的思考融化。这就使得唐先生的著作具有比较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搞实证史学的，还是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都能从中获益”。（40）唐长孺在新中国建立后完成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1955年）、《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1959年）、《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1957年）等著作，不仅是他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权威性研究成果，而且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论进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结晶。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等著作的确是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发生了“质的飞跃”的典型体现，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将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实践的有机结合，如论者评价：“凡研究每一论题，必广泛搜集和详尽占有资料，然后缜密考校，去伪存真，精深分析，由表及里，探求历史的真实面貌与发展演变的规律；始终注意从具体史实的考订分析入手，溯其渊源，考其流变，以把握历史演进的大势，探求历史发展的趋向，终究达到发微阐宏的境界。”（41）1955年陈寅恪在写给唐长孺的信中，高度评价了唐长孺的史学研究成就：“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并谦称“恐详绎大著之后，亦止有叹赏而不能有所质疑承教也”。（42）陈寅恪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态度为人所知，他对此期唐长孺学术成果的肯定，足以令人深思。 傅衣凌早年在厦门大学和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历史学和社会学，年轻时经历过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深感论战中流于教条空泛的弊端，立志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史、中国商业资本史。傅衣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是：“在收集史料的同时，须扩大眼界，广泛地利用有关辅助科学知识，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务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43）以1944年出版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为标志开其端。1949年以后，傅衣凌的研究重点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等问题，从农村经济的角度探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重点放在明代的江南地区。他说：“对于后期封建经济的分析，必须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一起研究，两者缺一不可。对前者主要看它新生的、发展的因素，而对后者主要看它迟滞的、落后的一面。”（44）。这里仍然要引用他所说过的话：“解放后，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后，我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研究的信心增强了。”（45）新中国建立后傅衣凌出版了《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年）、《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957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年）等著作。傅衣凌及其弟子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果和特点具有国际影响，形成了“傅衣凌学派”。 三 “中生代”史家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在思想上和学术上的转变，实非所列这些颇有影响力和代表性意义的史家们如上述所表述的那样简单和顺畅，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实际经历充满了自我反省、自我检讨、被批评和自我批评，被批判和自我批判等艰难、痛苦的过程。从1951年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到1952年秋在全国高校系统知识分子中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1954年到1955年对胡适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实用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批判、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在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的对资产阶级学术批判运动和随后的“史学革命”高潮等，“十七年”时期的历次政治运动，绝大多数史家难逃厄运。包括“中生代”史家在内的新中国史家群体在这些运动中的遭遇和表现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有各种困惑、委屈、不满。“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都严重挫伤了史学工作者政治上和学术上的积极性，并助长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错误倾向的滋长。”（46）但是在此期间“中生代”史家在历史研究中所作出的贡献，不仅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长足发展，也使他们自己的学术研究在许多方面获得不同程度的改观。 “中生代”史家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史学主流转变的情况下，除了各自所关注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随之发生变化而导致自身学术研究处于转型中，正值展开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如“五朵金花”问题）以及几次大规模的史料整理项目的实施，都为他们提供了融入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机会。如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徐中舒、王仲荦、童书业、杨向奎、张政烺、何兹全、王玉哲、王毓铨等“中生代”史家都积极参与进去，王学典认为：“在‘五朵金花’讨论中……他们一般不直接卷入唇枪舌战、口诛笔伐的理论争辩，不做泛泛之论，而是多从具体研究和专门研究入手，力图为讨论提供一个坚实的史料基础，从而切实推进讨论的深入。他们的加入使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更加精细化和专门化，创造了通过考证去解决重大历史问题的典范。”（47）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因“中生代”史家的投入而“更加精细化和专门化”，“中生代”史家因“五朵金花”的讨论而更加主动地融入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