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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团结在华国锋、叶剑英周围的中央政治局多数，居于正统地位。他们坚持民主集中、反对专制独裁；坚持安定、团结，反对动乱、分裂；坚持光明正大，反对搞阴谋诡计。他们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代表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四人帮”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罪恶滔天，人心丧尽。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路人皆知，遭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坚决反对。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四人帮”急不及待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既造舆论又有行动，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气势咄咄逼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促使华国锋与叶剑英等在这场关系中国前途命运又牵涉个人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不得不先发制人，采取特殊手段，以快打慢，及时粉碎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在这中间，解决方案的得当周密，组织的严密，部队的忠诚，高度的保密，实施的果断等等，都是取得胜利的保证。而两种政治力量在民心向背、实际权力以及斗争经验的对比上，都有天壤之别。江青一伙不堪一击，也无反攻可能。正如香港一家报纸分析的那样：“极左派毫无枪杆子基础、毫无群众基础，在党和政府机关中势力单薄之极。”[香港《明报》社评：《打垮江青普天同庆》，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６日。]这样的“两军对垒”，“四人帮”一败涂地、束手待擒的结局是注定的。 （六）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四人帮”坏事做绝，劣迹昭彰，罪恶累累。“四人帮”恶贯满盈，不能不说也是他们必然灭亡的一个因素。香港一家报纸的评论十分尖刻地指出：“任何国家的政治斗争，双方总是各有拥护者，但要做到江青那样‘国人皆曰杀’的地步，那倒也是十分不易的事。”[香港《明报》社评：《打垮江青普天同庆》，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６日。]这篇评论还说：“这次斗争，谁先动手，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上海帮非打倒不可’，这是全国党政军干部以及广大群众的普遍愿望。”“要打倒江青，不需要什么理由，她这一伙过去已做了无数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大坏事。十年来的罪行罄竹难书。他们这一帮所犯的罪行，只须有其中的千分之一，就该杀头有余。干掉江青和上海帮，正是大大的‘应天顺人’之事。” 四、关于对两个重大事件认识和评价的若干问题 对于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这两件中国命运决战中的大事，当时和事后，在认识和评论上都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这些问题应该在“双百”方针指导下，通过自由讨论，通过不同观点的争鸣来解决，力求逐步取得一致。负责任的历史研究工作者有义务通过深入的研究，对这些问题作出客观、公正的分析和说明。 （一）丙辰清明前后发生在中国的、以北京天安门为中心、以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内涵的群众运动，怎样指称为好？称“四五运动”，还是“天安门事件”？ 实际是，当时和后来，“四五运动”和“天安门事件”并用。 邓小平在讲到这一段历史时说：“１９７３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１９７５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１９７６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５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邓小平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的谈话（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３日），《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５５页。] 《邓小平文选》编者对“四五运动”加了一条注释。注文是这样的-- 四五运动，又称天安门事件，是１９７６年４月发生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全面整顿，使国内形势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恩来逝世。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４月间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南京和全国许多城市爆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群众运动，受到“四人帮”极力压制。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４月５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广大群众采取了抗议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次抗议行动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且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宣布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４０８页。] 按照这条注释，“四五运动，又称天安门事件”，两个名称是可以互通的。这条注释对“四五运动”和“天安门事件”下的定义是：“是１９７６年４月发生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这个定义简明扼要，是确切的。但注文中的叙述，说明在实际上“四五运动”和“天安门事件”又不能完全等同。注文中说到： 一、“４月间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南京和全国许多城市爆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群众运动，受到‘四人帮’极力压制。”说明清明节前后爆发了一个全国性的强大群众运动，也就是说，在时间上（清明节前后）、地域上（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许多城市），远远超出清明节在北京天安门爆发的群众运动。 二、“４月５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广大群众采取了抗议行动。”对这次抗议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次抗议行动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且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可见，名称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对“四五运动”与“天安门事件”的认识：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和区别？两者的关系究竟怎样？两者到底是不是一回事？ 笔者以为，《历史决议》的评述实际上说清楚了上述问题。《历史决议》写道-- 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 《历史决议》的这个论断说明：“４月５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广大群众采取了抗议行动”，是“１９７６年４月发生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的代表。把两者的关系讲清楚了。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全国抗议运动的代表，而事件的高潮发生在４月５日（丙辰年的清明节是阳历１９７６年４月４日，一般年份清明节是在阳历的４月５日）；因为这个运动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四五”和“五四”在数字上又有偶合，人们用这场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的代表天安门事件的标志性时间“四五”来指称这场运动，非常自然，也十分贴切。所以，笔者以为，可以像邓小平那样，用“四五运动”来指称１９７６年“４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可以用“天安门事件”来指称在清明节前后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抗议运动。当然，用“天安门事件”来指称这场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也是可以的，只要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里不致引起歧义就行。还应看到，在有的情况下，用“天安门事件”来指称这场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还是必要的，如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后来经党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既是特指首都天安门发生的抗议事件，又包含全国的抗议运动在内，就必须用“天安门事件”这个专名来指称。 （二）怎样评价四五运动中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四五运动是不是党领导下发生的？ 《历史决议》指出：“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领导”。四五运动反映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人民群众信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期待党能够战胜江青集团，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 当时的党中央政治局没有、也不可能领导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同时应该看到，这场规模空前的、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参与的抗议活动，是广大干部群众长期接受党的教育，包括文化大革命正反两方面教育和在大风大浪中锻炼的结果；是党的理想信念，党提出的奋斗目标，深得人心的结果；是党的领袖人物周恩来、邓小平得到干部群众拥护爱戴的表现。而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许多党员，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可以说，四五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教育与影响下发生的伟大革命运动。在组织上，由于“四人帮”的极坏作用，当时的党中央不仅没有领导这场抗议运动，反而错误地压制、镇压了这场抗议运动。但在政治上、思想上，这场抗议运动没有脱离党的领导，广大干部群众始终遵循党的路线、方针，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四个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民主为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在思想上、政治上领导了这场抗议运动。 从这场运动可以看到，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人民群众的伟大，在于当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有被阴谋家、野心家篡夺的时候，他们能够敏锐地觉察，自觉地行动，不怕流血牺牲，凝聚成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及时地予以制止，把党和国家从危难中解救出来。四五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满足了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一种期待：“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第１版，第１３９６页。]《历史决议》肯定这场群众抗议运动的意义：“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三）粉碎“四人帮”是否合法？是不是一场政变？是不是军事阴谋？ 用非法的或非正常的手段打倒执政者，推翻现有政权，这是政变。而粉碎“四人帮”是执政的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的断然措施。 首先报道这条要闻的外国记者看得很清楚。路透社记者罗杰斯的报道头一句就是：“一些人士今天说，江青和中国其他三个领导人已经被捕，他们被控策划一次政变。”《每日电讯报》记者韦德的报道也指出：“这一‘粉碎极左分子’的重大行动，是在‘华’领导之下进行。‘华’，亦即华国锋。华国锋当时的职务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和叶剑英、李先念团结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行动以后又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通报此事，作出决定。是完全合法的。并不是发动了一场政变，而是制止了“四人帮”图谋发动的政变，粉碎了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 叶剑英深谋远虑，在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策时，他等待华国锋下决心，等当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首先发话。华国锋委托李先念找他谋划以后，他才积极参与。因为他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由他首先提出、主持解决“四人帮”的话，会造成“军事政变”这样一种影响。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外一些领导人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工作，他总是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 还应该指出，历史评价的用语问题，牵涉到无法回避的立场和感情问题。语言没有阶级性，但语词本身是有褒贬和色彩的。对同一件事，立场不同，倾向不同，作出的价值判断必然不同，用词的褒贬就不一样。对同一件事，态度不同，感情不同，褒贬对立，爱憎相反，所用词语的感情色彩也必然不同。用实践检验，粉碎“四人帮”这一场样斗争进行得非常及时；全过程只用了半个多钟点，不费一枪一弹，没有流一滴血，就解决了问题，为党、为国、为人民除了大害。干得干净利落，确实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在当时采取通知开会、隔离审查的特殊方式是得当的、有效的。对这一断然措施肯定、赞扬，就绝不会用“阴谋”这样的贬斥、憎恨的词语来评论它，否定它。 五、历史的启示与教益 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这一段两种中国命运决战的历史，给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启示与教益是十分丰富的。举其要者-- 第一，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民主是两股不可缺一的、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它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四五运动反映出来的人心向背证明了这一点，十月“四人帮”的覆灭、党和人民的胜利，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民，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党处于危难时，挽救党的力量在人民之中；党陷入困境时，战胜困难的力量在人民之中。没有８３４１部队来自人民又接受党的教育的忠诚勇敢的干部战士，粉碎不了“四人帮”；没有天安门广场广大群众对周恩来、邓小平的拥护、爱戴，对“四人帮”的鄙视、愤慨，也不会有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决心、信心。执政党一定要紧密地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体察群众的愿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想方设法为群众谋福利。 第三，要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紧紧掌握手中的枪杆子和笔杆子。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等人，耳聪目明，动察情势，周密安排，主动进击，果断行动，牢牢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这是克敌制胜的关键。而一支听从指挥的、忠诚于党和人民、训练有素的军队，则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从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可见，笔杆子的配合也不可缺少，而粉碎“四人帮”以后舆论宣传对稳定局势、巩固胜利的作用，更是显而易见的。 注：本文是为《决战――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一书写的结束语。该书已由河北人民出版社与当代中国出版社联合出版。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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