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那个老年的审判员见夏世富走进了法庭，他丢下朱延年不问，转过来对着夏世富严肃地问：
    “你是不法资本家夏世富吗？”
    夏世富慌忙回答：
    “不是，不是。我是工人阶级。”
    “你参加了工会吗？”
    夏世富愣了一下，旋即信口应道：
    “我参加了工会。”①
    “我是工人阶级”，这句话在反映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社会风貌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工人阶级”，在1949年之后，仿佛成为一道国人都愿意拥有的护身符，一种普遍化的身份认同。那么，这种新的社会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
    根据裴宜理等人的研究，近代中国的产业工人受到了地缘、党派和产业等多种因素的分割，不同的工人因而有着不同的政治，并不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工人阶级”（裴宜理，2001a；Honig，1986；Hershatter，1986）。与之相比，1949年之后的“工人阶级”显然已经具备了完全不同的意涵。在这样一个从“旧工人”到“新工人”的转变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魏昂德指出，在新政权成立后，实际上发生了一个国家自上而下重新塑造工人阶级的过程（Walder，1984：3-48）。那么，新国家究竟是如何改造旧工人的呢？新“工人阶级”的普遍认同又是如何形成的？
    对1952年发生在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补课运动的研究，为我们在微观层面上回答以上问题提供了一个切入点。民主改革运动与三反、五反运动一样，是1950年代一次席卷了城市基层社会的政治运动。根据已有研究，厂矿企业民主改革的“实质是彻底清除官僚资本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官僚机构和一些压迫工人的制度，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些企业进一步体现出来”（周鸿主编，1993：22）。但事实上，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对工人的改造是同时并行的，如果进一步区分国营和私营工厂的话，我们会发现，后者在生产关系尚未发生根本变革的私营工厂要更加重要。②本文认为，私营工厂里的民改运动可以被视为新国家改造旧工人，从而重塑工人阶级的一种尝试。在下文中，笔者将通过对保存在上海市各级档案馆中的、有关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补课运动的文献资料的梳理，对新国家与旧工人在民改运动中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国家所使用的动员技术以及工人自身的思想和行动，进行细致的考察。
    二、民主改革：城市“阶级斗争”的补课
    许多学者都曾对土改运动的“阶级斗争”予以了特别的关注，他们的研究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农村中发动“划阶级”、“诉苦”等实践活动，将乡村社会原生的各种矛盾以“阶级对立”的方式展现出来，藉此成功地将党的意志转化为农民的意志（Shue，1980；何高潮，1997；黄宗智，2003；张小军，2003；李放春，2005；方慧容，2001，等等）。在这其中，“阶级”是否存在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人为构建起来的以“阶级对立”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确确实实地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1949年之后被运用到城市环境之中。
    1949年，当共产党人夺取城市政权之后，他们马上要面对的是两大挑战：一个是“发展生产”，一个是“稳固政权”，后者对于刚刚主政城市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至关重要。新政权的稳固是伴随着对“阶级敌人”的“否定”与“清算”向前推进的。何谓“阶级敌人”？它首先包括与旧政权相涉的人群，对他们的打击主要通过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和惩治其首要分子的方式得以实现，其次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者，再次是“资产阶级”。
    “镇反”运动被认为是中共农村政治动员经验在城市中的第一次实践（裴宜理，2001b：107；杨奎松，2004：1），通过启发基层民众的阶级仇恨意识，新政权在清算“阶级敌人”的行动中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将其以为不可信任的群体贴上“反革命分子”的标签予以严厉地制裁。在基本肃清了“面”上的敌人之后，1951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2：453-460），把矛头转向了“潜藏在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③同时由于新政权成立之初，共产党对原有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采取了“原封不动”的接收政策，对其中的旧人员和旧制度的清算与改造尚未着手进行，于是，这项未竟的重任也落在了民改运动的“肩上”。
    大体上，全国范围内的民改运动都先从国营企业开始，待取得工作经验之后，再转入私营企业。与其他地区相比，私营企业的民改运动对于上海来说无疑具有更大的意义。1949年上海私营工业生产总值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了79.1％（孙怀仁主编，1990：35），即便到了1952年年底，上海私营工业企业的职工人数也占到了全市工业企业职工总数的67.4％，④更毋庸说私营商业。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补课运动⑤最早于1951年底开始筹划，计划在全市挑选74家工厂先行开展试点工作，除市委直接掌握4个单位（启新纱厂、永大染织厂、永安三厂、大隆机器厂）外，其余的70家工厂分别由21个区的43名区委委员负责（邹荣庚，2001：224）。为此，各区委干部在申报典型试验厂⑥时对辖区范围内的私营工厂的职工人事档案（包括“反动党团”、“反动帮会”情况等）作了初步的摸底调查，⑦除汇集各种“反动组织”的名册、工会入会志愿书、劳保卡等人事档案进行比对分析、“顺藤摸瓜”之外，搜集“活材料”也是他们的重要策略，如召集厂中政治历史清楚的原地下党员和老工人回忆隐情，利用厂里少数的工人“积极分子”在普通工人中明察暗访，甚至提审已在“镇反”中获罪入狱的“反革命分子”。
    笔者所见榆林区（今属杨浦区）确定的三个试点工厂中，以恒丰纱厂情况最为复杂，在运动开始前，有关部门掌握到的该厂参加“反动组织”的人数已达231人，占到全厂职工总数的11％。⑧当然，这一数字不一定准确，有的列名“反动组织”名册的工人，可能自己都不知情。⑨因此，根据情节轻重，工作组还对他们划分等级：一、二类为情节较轻者，一般为这些“反动组织”的普通成员，而头目分子或“与民有血债者”则划入三、四类，作为重点打击对象。⑩
    随后，以上筹备工作由于“五反”运动的不期而至被暂停，（11）直到1952年7月才被重新提上议程。1952年7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上海市委《关于“五反”运动后在私营工厂进行民主改革补课的指示》，7月30日，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办公室成立并选派到各试验厂的工作组。8月初，32个工作组进入第一批私营工厂进行试点工作，历时一个半月完成。之后民改运动向全市其他私营工厂推广，至1953年春，30人以上的私营工厂民改运动基本完成（邹荣庚，2001：214-236）。
    三、谁是“阶级敌人”：被导演的工人诉苦会
    1952年8月，由市区级党委、团工委、工会以及国营企业中的基层干部组成的首批私营工厂民改工作组正式进驻74家试点厂展开工作。分配到指定厂的工作组首先与该厂的原有干部合并成立新的党支部（没有党支部的则组建党支部），作为本次运动的领导核心，对外称“民主改革委员会”，下设生产、材料、宣传、组织、秘书等部门。（12）一旦确立了人事格局，他们的日常工作马上步入正轨。在工人们并不完全知晓的情况下，先期进行的工作，首先是对职工政治档案的完善。此时的材料工作被分作公开与隐蔽二线同步进行，除民改工作队材料组干部的日常工作之外，厂内暗中设有保卫小组（由若干不露身份的材料员组成）对一些问题严重的人物进行重点追踪，同时也关注一般“落后群众”的动态。在调查时，材料员可另行联系若干名积极分子协助其工作，（13）继而由这些最基层的积极分子通过漫谈等方式在工人中发掘未被掌握的隐情。为提高效率，每个积极分子可能会小包干一定数量的谈话对象，（14）再由组织组干部根据他们每日的工作表现记录在案，以便日后发展新党员作参考之用。（15）与完善职工政治档案工作同步进行的还有对厂内基层干部（包括党支部干部、普通党员、积极分子以及工会干部）的工作培训，一方面它是对基层干部政治历史问题的一次清查和政治教育，同时，它也是民改运动的一次预演，帮助干部们熟悉运动的全部流程，掌握政策，积累经验。在干部们对厂内政治情况有了大致的把握，明确了重点打击对象和工作方法之后，一次前所未有的工厂“革命”完成了它最初的准备工作。
    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民改工作组一直在暗处筹备着即将打响的战斗，但是不少工人已经嗅到了空气中的“火药味”。此时“五反”的硝烟才刚刚散去，工人们从国营企业工人那里听到了一些有关“民改”的说法，（16）紧接着谣言四起：“三反”整干部、“五反”整资本家，现在“民改”要整工人了。（17）
    果然，很快工人们被召集起来，在职工大会上工会主席向他们发出了动员令，公布了本次运动的几个显性目标：（一）清理残余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纯洁工人阶级队伍，（二）改革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发展生产力，（三）加强职工团结，改善干群关系，整顿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中央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1999：606-615）。之后按照原有的车间设置，工厂被划分成若干个小单位，每个车间又划出若干个小组，每组成员一般不超过20人。各小组先是分头行事，组织本组成员进行“诉苦”。所谓“诉苦”，最早是作为军队中的一种政治教育形式（孙成武，1994），而后在农村土改运动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以往的研究者有将“诉苦”作为一种激发“阶级仇恨”的情感动员方式，也有将其作为一种塑造民众国家意识的权力技术（李里峰，2007；郭于华、孙立平，2002）。虽然这些解释有的还有待商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工厂里发动的“诉苦”也是从类似的逻辑出发的。如果说农村中的土改运动呈现出的是一幅“斗地主”的图景，那么城市里的“阶级敌人”形象为何？更重要的是，它又是如何被确立起来的？这一切都将在“诉苦”中找到答案。
    这里的“诉苦”其实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具体而言，它包括回忆、对比、诉苦、控诉等步骤。工人们此刻对于“诉苦”并不陌生，在此前的“五反”等运动中已有过经历，他们知道自己需要“回忆”的是“旧社会”的苦，“对比”的是“新旧社会”的不同，有的工人还表现出了不耐烦的情绪，但是民改运动与“五反”运动毕竟不同，在政策上，资本家并未被列入主要的诉苦对象或者说斗争对象。（18）
    在第一阶段的小组诉苦中涌现出的“诉苦积极分子”，将由小组负责人上报至厂内民改工作组，再由后者确定最终的“典型苦主”（19）大名单，入围者则有机会在集会上向全厂职工进行诉苦示范。“典型苦主”需要有代表性，如恒丰纱厂最后圈定的三个典型分别是一位老年工人、一个中年男工和一个安徽籍女工。（20）在“典型苦主”的培养过程中，除了诉苦对象不明确这一普遍问题，工人们诉出的“原始苦”还往往琐碎、零乱，甚至前后语言自相矛盾，这时候就需要工作组干部的提点。工作组的“引苦”工作大致分为三步：首先是帮助苦主“挖根追源”，（21）使他们诉出的苦带有普遍性；其次，是协助苦主组织语言，使他们的诉苦条理清晰、通俗易懂，要是遇上不识字的苦主，工作组干部还得将代写好的发言稿一段一段地诵读并解释给苦主听；（22）再次就是指导苦主反复演练，必要时会安排苦主上他厂观摩学习，使苦主在诉苦过程中情感自然流露，能够感染观众。（23）姚根林的“诉苦”经历很好地诠释了民改工作组的以上“业绩”。
    年近中年的姚根林是恒丰纱厂最后确定的三个“典型苦主”之一。在“典型诉苦”培训时，姚自己谈到他的父亲因为“酒糊涂，买东西吃光而死”，工作组干部立即指出此说不妥，建议其改说“因为他父亲在电灯厂做了廿多年工，生了胃病就不要他，受刺激太深，吃酒而死”。接着姚又抱怨解放前曾被“匪军”抢去了三只戒子，工作组干部认为如此说来就与先前所言“家计困难、二十年没有做过新衣裳”有冲突，于是教他只说“被抢去东西”，同时还建议他在诉苦中放声大哭之后，最好不要用手帕遮住脸，否则影响观众视听。（24）
    当然说到底，诉苦是否到位的一个核心标准还在于苦主是否将“苦根”提升到“阶级压迫”的高度，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25）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苦主都能很好地领会、自觉地接受。在典型诉苦大会上，苦主因为没能很好地消化“台词”，怯场、慌乱、忘词的状况时有发生。（26）就拿恒丰纱厂的三个“典型苦主”来说，一开始他们也没有这样的“觉悟”。老师傅魏金宝只晓得是“帝国主义”残害“我们工人兄弟”，女工王林珍只道是自己命苦，在工作队员的启发之下，他们才诉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的命题。（27）
    在典型诉苦大会之后，民改运动转回到小组内部，再次进行小组诉苦。虽然不少工人仍旧对诉苦有抵触情绪，暗地里埋怨工作组强迫他们诉苦，（28）更有工人觉得自己目前在厂里吃住无忧，比起从前在乡下食不果腹的生活已无可挑剔，（29）纵使真有苦处，说出来也未必有用，更何况可能遭人报复。（30）但即便如此，如今他们也还是排起了诉苦的长队。（31）
    不可否认的是，不少私企工人真切地感受到了现时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的改善，从而体认到从前所受的“苦”。特别是“五反”运动以来，资本家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无奈，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放弃了“三权”（即财产权、管理权、人事权），甚至许以工人高出国营和公营厂标准的工资和福利。据上海市123家私营工厂统计，1952年的营业额虽然下降了7％，但职工收入却比上年增加了1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合编，1993：714）。与资本家相比，工人在社会地位上可谓是“大翻身”。同时，由于诉苦是将矛头指向他人，对自己并无太大害处，因此在这一阶段工人们较多地表现为对政治权威的自觉服从，哪怕大家都知道许多人只是在“演戏”。（32）毋庸赘言，“典型诉苦”其实就是给工人群众看的一出“样板戏”，它将官方所要建构起的阶级路线向基层落实。
    四、与“阶级敌人”划清界线：旧关系的瓦解
    如果说新政权的意志是希望工人们通过控诉“旧社会”，激发自己与别人的阶级仇恨，从而获得对“新社会”的认知或认同，（33）那么紧接着进行的“交待”一节，则是要号召工人们以自觉交待政治历史问题的方式向新政权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藉此对“工人阶级”队伍进行一次清洗，打击各种存在不安定隐患的社会（私人）人际网络，为接下来的新权威组织与制度建设做好人选和舆论准备。在程序上，“交待”与“诉苦”大体一致，也是从小组动员到典型示范再到小组落实，但由于“交待”实质上是从批评进入到自我批评，对交待后“下场”的未知，加剧了工人们内心的不安。（34）“典型示范”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工人们的这种顾虑，但并不能根除，于是，一场发生在工人与干部、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心理较量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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