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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之所以称为“补课”，是基于对此前进行的“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五反”等运动已经解决或初步解决了私营工厂内的部分民主改革任务的认识。参见《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补课”宣传提纲（草稿）》，1952年，A22-1-58，上海市档案馆藏，第26页。一般来说私营企业包括工厂和商店两种类型，本文主要是以私营工厂为考察对象。 ⑥对典型试验厂的选择，原则上要求是生产和劳资关系正常、规模较大，同时厂内共产党组织发展较完善的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2：458-459）。 ⑦高华认为民改运动的核心内容就是对城市人口的一次“阶级摸底”，工人只有在政治上过关，才能获取“工人阶级”的身份（高华，2007）。 ⑧其中又以参加陆京士系统（如工福会、护工队）的职工人数为最，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侠谊社次之，参见《恒丰纱厂是如何进行材料工作的》，1952年7月30日，011-0017-002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62页。 ⑨《榆林区第一批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补课工作总结草案》，1952年，011-0017-000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50页。 ⑩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工作组会根据新掌握的信息对它进行调整，同时由于政策在分类标准上存在漏洞，干部个人的主观评价对实际的分类操作也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顺带说明的是，一、二类分子的材料一般由车间掌握，而三、四类分子、政治破坏事故以及专案线索材料一般交由厂材料组掌握。参见《榆林区恒丰纱厂民主改革材料工作总结》，1952年9月12日，011-0017-0004，杨浦区档案馆藏，第56、58页。从后来的处理结果看，一、二类分子基本上都能得到“解放”，被惩治的主要是三、四类分子。据第一批74家试点厂统计，在交待了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7096人中，其中系“反动组织”的一般成员且无显著罪行的占到了94.3％，除此外问题较严重的人中，被逮捕的仅有3人，另有150余人继续接受审查（张金平、张长森，1999：296）。 （11）有关“五反”运动与民改运动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有必要作一些说明。从笔者目前接触到的文献资料来看，首先二者在初衷上并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但不论是较激进的“五反”运动，还是较和缓的民改运动，二者恰体现了中共执政初期对资产阶级既要改造又要合作的既定政策。 （12）“民主改革委员会”，一般由党、工会、团、公安分局、资方代表、工人与职员代表组成。参见《上海总工会关于恒丰纱厂拟作为私营厂民改典型试验的请示及谭震林同志的意见》，1951年12月，A38-1-171，上海市档案馆藏，第21页。 （13）《恒丰纱厂材料组民主改革第一阶段工作小结》，1952年，011-0017-002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70页。 （14）《恒丰纱厂民改组织工作总结（草稿）》，1952年，011-0017-002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20页。 （15）组织组的干部要负责根据积极分子的日常工作表现，将他们划归不同的等级，一、二类积极分子等级较高，三类为一般积极分子，一般来说党组织在发展新党员时优先考虑等级高的积极分子。 （16）上海市国营企业的民主改革运动从1951年5月开始试点工作，之后共分四批推进，至1952年8月基本结束。全市参加民主改革的国营企业共260个，参加人数计17.16万人（邹荣庚，2001：214-236）。 （17）《恒丰纱厂第一阶段工作总结》，1952年，011-0017-002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79页。 （18）一些地方曾明确提出民改运动“反封建不反资本”的政策方针。参见萧风、沈石，1951。 （19）即由民改工作组在工厂中选拔出若干政治历史清楚而有代表性的工人，他们在工作组的指导下进行诉苦培训，并在职工大会上进行诉苦示范。 （20）《恒丰纱厂如何培养典型诉苦》，1952年，011-0017-002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83页。 （21）即寻找“苦”的根源。 （22）《恒丰纱厂如何培养典型诉苦》，第84页。 （23）《新成区民改委员会关于1952-1953年民改工作情况》（第二十期），1952年10月9日，018-2-744，静安区档案馆藏。 （24）《恒丰纱厂如何培养典型诉苦》，第84页。 （25）《恒丰纱厂第一阶段工作总结》，第80页。 （26）《新成区民改委员会关于1952-1953年民改工作情况》（第二十期）。 （27）《恒丰纱厂如何培养典型诉苦》，第83-84页。 （28）《新成区民改委员会关于1952-1953年民改工作情况》（第十九期），1952年10月7日，018-2-744，静安区档案馆藏。 （29）《新成区民改委员会关于1952-1953年民改工作情况》（第二十一期），1952年10月10日，018-2-744，静安区档案馆藏。 （30）《榆林区第一批民主改革工厂中宣传工作总结》，1952年，011-0017-000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62页。 （31）据榆林区（今属杨浦区）三个试点厂统计，在2528名职工中共有2100人以上诉了苦，参见《榆林区第一批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补课工作总结草案》，第42页。 （32）日本学者岩间一弘在《在演戏和宣传之间--上海民营企业职员阶层的重组与群众运动，1949-1952》（2007）一书中以“演戏”为核心词，对上海私营企业中的民主改革运动有专章探讨，他指出在“五反”运动后丧失了威望和实权的职员在民改运动中，一心要表现自己对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服从意志。就此，笔者认为，“演戏”并非“失势”的职员所特有的行为，工人有时也同样需要用这种行为在新权威面前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33）根据1952年出版的《人民学习辞典》（陈北欧，1952：331）对“诉苦”一条所下的定义，诉苦是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一种方式。它通过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迫害、剥削的历史，激起别人的阶级仇恨，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 （34）《恒丰纱厂重点小组交代阶段总结》，1952年，011-0017-002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100页。 （35）《榆林区恒丰纱厂民主改革材料工作总结》，第59页。 （36）《榆林区恒丰纱厂民主改革材料工作总结》，第59页。 （37）《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宣传工作报告》，1952年，A22-1-58，上海市档案馆藏，第66页。 （38）《新成区民改委员会关于1952-1953年民改工作情况》（第三十三期），1952年10月23日，018-2-744，静安区档案馆藏。 （39）“拿摩温”是英文N0.1的谐音，即工头，在上海纱厂里也叫“堂倌”（朱邦兴等编，1984：47）。 （40）《恒丰纱厂第二阶段工作总结》，1952年，011-0017-002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88页。 （41）《恒丰纱厂废除拿摩温制度总结》，1952年，011-0017-0004，杨浦区档案馆藏，第136页。 （42）《怎样建立生产小组长制度（参考资料）》（抄自1952年9月6日增产节约简报），Q197-3-18，上海市档案馆藏，第13页。 （43）《上海市私营纺织生产小组长学习班张明同志的报告记录》，Q197-3-18，上海市档案馆藏，第18页。 （44）恒丰纱厂大家长聂缉槻是曾国藩的女婿。 （45）1925年恒丰纱厂便成立了党支部，当时隶属中共杨树浦部委（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组织部、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上海市杨浦区档案馆编，1991：9）。 （46）《私营恒丰纺织厂安徽帮情况》，1951年12月3日，A38-1-171，上海市档案馆藏，第7页。 （47）这些安徽籍工人在入厂前的情况就十分复杂，有贩过白粉的，也有打死过人的，有的在日伪政府中当过宪佐，或专做打手。参见《私营恒丰纺织厂安徽帮情况》，第6-7页。 （48）《私营恒丰纺织厂安徽帮情况》，第9页。 （49）《榆林区恒丰纱厂民主改革材料工作总结》，第59页。 （50）《榆林区第一批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补课工作总结草案》，第43页。 （51）《恒丰纱厂民改组织工作总结（草稿）》，第19页。 （52）《榆林区第一批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补课工作总结草案》，第47页。 （53）《恒丰纱厂召开老年工人座谈会收集材料初步经验》，1952年，011-0017-002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66-69页。 （54）《榆林区民主改革补课工作第一批第三阶段工作总结》，1952年，011-0017-000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59页。 （55）从1952年9月上旬开始，华东各地陆续开始了新一轮的整党建党工作。整党就是整顿党的组织，建党就是发展新党员。1952年9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特别下发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补课建设阶段以建党为中心工作的指示》，指导建党工作在私营工厂的开展。参见《新民晚报》，1952a。 （56）参见《文汇报》，1952；《新民晚报》，1952b。 （57）《恒丰纱厂党支部建党工作总结》，第31页。 （58）在报刊上有关入党标准问题的讨论，暴露出了不少工人在入党动机上的功利性，“往上爬”、“找靠山”的思想并非个别存在。参见何俊瑞，1952；《文汇报》，1952；艾冰，1952。 （59）1953年前后，上海的民改运动开始从工厂向各行业、街道、弄堂扩展开去。 （60）《大场区工厂民主改革补课十一月上半月工作的综合报告》，1952年，A71-2-1771，上海市档案馆藏，第29页。 【参考文献】 [1]艾冰，1952，《正视自己，正视别人》，《文汇报》9月22日，第6版。 [2]白亚，1952，《谈谈争取入党的几个思想问题》，《文汇报》10月20日，第6版。 [3]白云涛，2002，《建国初期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党史天地》第l2期。 [4]陈北欧，1952，《人民学习辞典》，上海：广益书局。 [5]方慧容，2001，《“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载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6]高华，2007，《新中国五十年代初是如何进行社会统合的：对十五个“小人物”回忆录的研究》，《领导者》8月号。 [7]郭于华、孙立平，2002，《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第4辑。 [8]何高潮，1997，《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分析》，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9]何俊瑞，1952，《学习党员标准八项条件中的几个问题》，《文汇报》9月14日，第6版。 [10]华尔德，1994，《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1]黄宗智，2003，《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12]李放春，2005，《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三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3]李里峰，2007，《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14]李小秦，1995，《解放初期国营（公营）厂矿企业的民主改革运动》，《北京党史研究》第3期。 [15]裴宜理，2001a，《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6]--，2001b，《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