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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待一般先是采取自动报名的形式，再由干部进行“排队”（即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安排政治历史问题较轻的人先行交待）。交待的范围被严格限制在了四个方面之内，即“参加过反动党、团、特组织曾在反动军、政、警、宪任职者”、“参加过反动会道门者”、土匪和恶霸，以及虽未参加以上“反动组织”但历史上有反动罪行者（中央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1999：606-615），不过涉及到的工人数量仍是较多的，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工人从前还只当是入了“会”可以求神拜佛、保平安，小伙子们也只为了能混口饭吃，如今却因此落入了交待的范围中。（35） 事实上，如前所述，在运动开始前工作组对工人们的政治背景已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依据问题的轻重程度划分了四个类别，有意识地将政治问题较严重的工人分置在不同的小组中，以便孤立并打击之。这一切都是被严格保密的，只有不让工人们知道自己的底牌，工作组才能在动员工人交待时争取主动权。那些深知自己“问题严重”的工人，在不确定工作组对他们内情的掌握程度时，往往推说自己无知，或扯谎搪塞，或是抱着被组织“知道多少讲多少”的侥幸心理，避重就轻地先交待一些小问题，然后视情势而行，几个有利害关系的工人还达成了“攻守同盟”，更有的索性当起了“积极分子”，表现得格外抢眼：自己主动诉苦不说，还劝说他人老实交待，以示自己的清白坦荡。（36）有经验的干部这时候会有意向交待者透露部分已被掌握但尚需求证的情报加以试探；一次未交待清楚者，就被要求二次交待，若交待仍不彻底，则继续保留，这些沉淀下来的所谓“最坏分子”就在这种无声地追逼之下做着内心的挣扎，直至投降。（37）其间的心理较量是令人玩味的。 而其余仅列席“反动组织”普通会员的工人，在交待中则相对积极主动，但是也有他们的顾虑，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无法预知是人们在行动前犹豫不决的一个主要原因。为此，工作组按既定方针采取了“交待一批，解放一批”的策略。以新城区（今属静安区）一批私营工厂为例，当交待阶段接近尾声时，先后共有210人向工作组交待了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占职工总人数的20％左右，其中被判定为一、二类分子有204人，三、四类分子仅有5人（一人当时尚未判定），在这210人中当时已有八成以上被宣布“解放”。（38） 在这场心理较量中，干部们要攻破的其实不仅是工人们的心防，更重要的是工厂内部既有的各种私人交往规则，以及在此之上形成的人际关系纽带。事实上，民改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运动进一步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消除工人之间因地域观念、行会帮派所造成的隔阂”（周鸿主编，1993：22）。 在上海“资本主义企业”中，自近代以来的惯例是资本家向来很少与工人直接打交道，例如在纱厂车间里通常由“拿摩温”（39）专事监督工人，这些“拿摩温”往往就成为工人们在工厂里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上级”。向“拿摩温”送礼以求得其关照，是每一个工人们都心知肚明的生存方式。从日常生活的逻辑出发，工人们与“拿摩温”之间的这种利益交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你情我愿”，但如今他们被告知这是一种“封建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关系”，他们是其中的受害方，批判和废除“拿摩温制度”也毫无疑问地被列在私营纱厂民改运动的议程之内。在“拿摩温”检讨会上，小部分工人并没有表态，但更多的人在形势之下控诉了“拿摩温制度”的剥削压迫，特别是那些过去未受到“拿摩温”很好关照的人，他们甚至不满检讨后的“拿摩温”继续留在车间当工人。（40） 在民改运动中，上海私营工厂存在已久的“拿摩温制度”被正式废止，而“拿摩温”本人在检讨之后大部分成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的普通工人，少数技术出众、舆论甚佳的也还是有机会被选举为生产小组长的。（41）除完成原岗位的生产工作之外，生产小组长的职责还包括督促本小组成员完成生产任务，向车间主任反映本小组情况，同时负责各小组间的联络工作。（42）虽然兼任生产小组长的工人在工资待遇上是只升不降的，但是不少人在就职时还是表现出了犹豫，他们担心自己将来还会走上“拿摩温”的老路。（43）不过，生产小组长与“拿摩温”毕竟不同，前者显然并不能像后者那样有决定工人去留的特权，而他本人的业绩考核高低是与其所在小组其他成员的生产任务完成情况密切相关的，因此，“拿摩温”时代的私人关系已经被一种相互合作的同事关系所取代。同时，“不脱产”也是一个生产小组长作为基层管理人员得以被划入“工人阶级”行列的重要凭证。 近代工厂企业中，工人因地域差别而产生隔阂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仍旧以恒丰纱厂为例，该厂创始于19世纪晚期，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一代又一代的聂家子孙继承着祖上的资产。（44）聂家祖籍湖南，不仅厂内的高级职员几乎清一色是湖南人，就连雇用的工人也以湘鄂籍居多（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1958：35）。湘籍工人对来自其他地域的工人的排挤和疏离，在恒丰纱厂历来存在。工人内部的这种分裂也使得外来势力的干预有机可乘，共产党人当然深知同乡势力在工人分裂活动上的潜能。（45）1929年1月被中共中央委任为沪东区委书记的刘少奇就曾与恒丰纱厂有过较多的接触，同是湖南人的刘少奇对厂内突出的帮口观念（同乡观念）早有认识（席与齐，1998：194）。 出于自我保护意识，在一个利益集团内部的相对少数群体往往会在行动上达成不同程度的默契和联盟，恒丰纱厂里的“安徽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恒丰纱厂的安徽人主要分布在布机间，该车间里共有22名机匠（男工），其中安徽人占去了17个名额。（46）在这17人中，先后加入国民党各系统组织者9人，另有一名是所谓的恶霸，其中大部分人还入了帮会。（47）布机间的其他安徽籍女工大多是他们的妻女、亲戚或同乡，整个车间俨然成为厂内“安徽帮”的大本营。由于机匠负责的修车工作在生产上的重要性，“安徽帮”在工会中的权势显而易见，似乎“任何事情不通过他们就行不通”（48）。以上种种使得打击“安徽帮”势力成为恒丰纱厂民改运动的头号政治目标和政治示范，对与旧政权相涉的集团势力的打击，一方面是出于对旧人员的清算和改造，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是对新政权下“合法公民”的一次政治教育。心理战术同样成为了“安徽帮”的克星，民改工作组首先通过典型交待人在职工大会上放出风声，宣称后者已向组织提供了厂内参加“反动组织”的“黑名单”，再由厂内民改委员会主任言明政策（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安徽帮”中的“动摇分子”晓以利害。不出所料，会后即有几个“动摇分子”主动交待了自己的“反动组织”身份，并检举揭发了其他“核心成员”，如此，工作组从内部成功地瓦解了这个小集团。（49） 五、“向党组织靠拢”：新权威下的“工人阶级” 当旧有的私人联系被宣告为“非法”之后，工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另一种被庇护形式，那就是“向（共产）党组织靠拢”，于是，争当“积极分子”也从一个少数人的行为选择，成为工人们的普遍共识。随着民改运动的推进，积极分子的规模不断壮大，据榆林区三个试点厂的统计显示，至运动结束时，积极分子数量从原有的201名，增至590人（占到总人数的23.0％），如何从这庞大的队伍中提携出较优秀的后备党员人选，让干部们伤透了脑筋。（50） 应该说，民改工作组取得的以上工作进展与厂内“积极分子”的活动是分不开的。这里的“积极分子”，并不限于我们今天所谓的入党积极分子，只是在理论上，都可谓之拥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通常就是一些自愿或经劝说后能够较好地完成上级指派任务的活跃分子，如前面提到的“典型苦主”等，他们中有的早在“镇反”、“五反”运动中便已崭露头角，此时又成为民改工作组搜集厂中各种人事材料的得力助手。（51） 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的赖若愚在工会工作报告中曾指出，民改中的积极分子以徒工和农村来的新工人居多，老工人和旧技术人员相对较少（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编，1989：189）。笔者所见杨思区（今属浦东新区）典型试验厂恒大纺织厂在民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资料统计，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情况（见表1、表2）。一般而言，农村来的新工人，一来本人的“旧迹”鲜为人知，二来他们在工厂里的资历尚浅，是受挤压的下层群体，因此他们最有可能在旧权威被颠覆的过程中率先倒向新权威。相比之下，工厂里的老工人和旧人员的顾虑就多了，行动往往小心谨慎，不敢出风头。（52）恒丰纱厂在民改运动期间，也曾组织过一次老年工人座谈会，试图借此收集补足本厂的“反动组织”人事情况。根据过往的经验，工作组对老年工人可能存在的思想挣扎作了充分的估计，并预先布置三个往常活动积极的老工人准备发言提纲，以期他们能够在与会当天起到带头作用，打消其他老年工人怕与人结怨的顾虑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经过工作组如此精心的准备工作，那次座谈会总算取得了比预期要好的成效。（53） 但无论如何，在运动开始之初，积极分子毕竟只是少数人，更多的工人是在运动情势的发展之下才选择了成为积极分子。 上海私营工厂的民改运动最后是以发展（共产）党组织、改选工会、建立各种工厂管理制度（如生产小组长制、劳资协商会、协税小组、治安保卫委员会等）而收关的。据统计，上海市私营工厂前4批民改单位共新建基层工会组织67个，改选2179个；同时在私营企业建立了群众性的职工协税组织，协助政府开展税收工作，至1953年11月，全市新建协税小组1705个，协税干部计有9000余人；此外，在私营工厂还建立了1682个治安保卫委员会，有治安积极分子63899人（《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编，1997：426）。 在这一过程中，有政治问题的原干部自然落选了，在运动中浮现出的部分较为出众的积极分子填补了职位空缺。其中，发展（共产）党员是这一阶段工作的中心环节。（54）在私营工厂民改运动开始前，据统计，当时上海2684家30人以上的私营工厂中，有共产党组织的只占11.79％，相反，所谓的“空白单位”占到了56.94％（邹荣庚，2001：219）。因此，民改运动在策略上要求将发展基层党组织的工作贯穿于整个运动的始终，并且发展了一整套“公开建党”的规定程序（见图1）。（55） 在民改运动的准备阶段，工厂的“民主改革委员会”下设了组织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组织组的干部需要对运动前和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进行追踪考察，通过一些繁杂的“日报表”全面记录积极分子的一举一动，以此对他们加以“分类”、“排队”（排队在前的积极分子优先考虑发展入党）。对积极分子的考核工作关系到党组织对入党条件标准的把握，而后者又关系到共产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所以这一标准虽不宜制定得过高，但决不能太低。在那一段时期，上海《文汇报》特设的“社会大学”专栏中几乎每期都可以见到有关入党标准问题的讨论。从实践来看，华东地区在同期发展的新党员大多是在工厂的生产竞赛中表现突出的劳动模范、优秀团员以及新提拔的工人干部。（56） 在厂内党支部大会确定了新党员的人选之后，就会召开面向全体工人的“入党宣誓大会”。数百名工人群众被邀请参加这一典礼，其规模之大，仪式之隆重，让许多过去总是暗地里吸收新成员的老党员很不适应。在恒丰厂的第一次入党宣誓大会上，16位非党员工人上台表示了自己的入党决心，有了这一次示范，到了第二次宣誓大会，要求上台表态的工人在台下排起了长队，因为害羞而不愿上台发言的工人便当场向大会主席递交了书面入党申请。（57） 显然，“宣誓大会”决不仅仅是为了“宣誓”而召开，它是中国共产党1948年以来“公开建党”方针在基层工厂中的延续，它同“典型诉苦”、“典型交待”一样向全厂工人作了一次政治示范，为工人们指明了一条“积极分子-共产党员”的晋升途径。（58）在目睹了旧权势的垮台和旧关系的瓦解之后，工人们明确了新权威所在，纷纷“向党靠拢”。这甚至形成了一种群体效应：当“入党光荣”成为一种共识时，对入党的消极态度就会被视作落后的表现，甚至有的工人把入党视作党组织对自己的政治考验（参见何俊瑞，1952；艾冰，1952；白亚，1952）。 六、结语 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补课运动，只是持续了几乎整个1950年代的城市民改运动的一个面相，（59）同时它也只是这一时期数次席卷基层社会的政治运动中历时较久的一次。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来实现对城市的基层动员和社会整合，是共产党政权从农村革命中沿袭而来的政治经验。民改运动的动员策略及进程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土改运动类似，其目的在于引导民众认明“阶级敌人”，并对后者加以清算，藉此建立起民众对于新国家的认同，为基层社会的政治治理铺平道路。但是，对于共产党人而言，城市要远比农村复杂，尤其在上海这样一个被称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大都市，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竞相角逐，新政权要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依靠“工人阶级”是新政权进入城市后的既定政策，它不但是新国家实现社会整合的需要，同时也是国家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使然。新民主主义阶段实际上涵盖了两个发展方向，一是要建成先进的工业国，再一个是要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就是要改造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双重战略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种悖论：一来社会主义的宏图以消灭私有制为首要目标，但同时，工业化的任务对于一个工业比重只占10％的国家来说（孙健，1992：90），仅依靠公有制经济自身力量的壮大实属艰难，私有制经济仍需被利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过渡时期要解决的就是这一悖论。在意识形态上划清界线的前提下，新政权在经济领域内仍然“利用”并“改造”私人资本。这其中，除了通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将私人资本逐步纳入国家体制之外，对私营企业工人的思想和组织方式的改造也是重要的步骤。 在民改运动中，工人们通过政治学习认识到，作为“工人阶级”应具有崇尚集体主义、反对剥削、热爱劳动等品质，（60）诉苦会进一步启发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意识，对个人历史问题的交待或者作为积极分子申请入党则是思想改造取得成效的外在表现。在后来的国企工厂中，这种对思想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强调表现得更加明显，这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的群众动员模式不同于苏联的一个重要特点（华尔德，1994：122-132）。 如何改造“旧工人”，思想改造是一个方面，以新的利益认同来打破他们原有的组织关系是另一方面。在上海私营工厂的民改运动中，新政权先是通过发动基层干部、“典型人物”及积极分子们的带头示范，将阶级路线向基层工人传达，并以一种无形或有形的强制力迫使工人们与官方定义的“阶级敌人”划清界线，旧有的私人关系网络被瓦解，工人们则被引向由党组织所代表的新权威。在此过程中，工人们建立起新的“工人阶级”的利益认同，其实质也是对新国家权威的认同。 当然，1950年代初的私营企业民主改革补课运动，只是新国家改造旧工人的一个尝试，而非其完成。此后，伴随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通过统一工资标准、建立福利体制、完善基层组织等一系列举措，私营工厂的工人被一步步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之内，成为一支庞大的支撑“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的“工人阶级”队伍的一个组成部分。 注释： ①这段文字摘自周而复以上世纪50年代上海重大政治、经济事件为背景的小说《上海的早晨》（周而复，2004），朱延年和夏世富分别是小说中福佑药房的经理和账房伙计。周而复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是1949年后上海历次政治运动的参与者，依作者所言，这部小说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其亲身经历而作。 ②既有研究对民改运动关注甚少，主要见于一些党史资料中，且以对民改运动政策的描述为主（白云涛2002；李小秦，1995；沈逸静，1998；苏少之，1985；张金平、张长森，1999；邹荣庚，2001，等等）。 ③事实上早在1950年前后，以清除“封建残余势力”、改革“封建压迫制度”为中心内容的民改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具体而言，其内容包括废除“搜身制度”、“把头制度”（如“包工制”、“工头制”等），以及各种垄断制度，与此同时清算这些领域内的恶霸分子。 ④《1952年年底上海市工业企业单位数及职工人数统计》，1953年，B182-1-428，上海市档案馆藏，第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