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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文化大革命”(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党史研究与教学》 郭圣福 参加讨论

    (三)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作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并为这场“革命”正名。“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先后召开了3次重要的会议,即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这3次会议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史上各具不同的意义。
    关于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最主要的议题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原来,自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并开始向整个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蔓延。为扼制这种势头,并把运动控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于1966年2月3日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12日,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党,作为运动的指导性文件。
    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二月提纲》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列举了《二月提纲》的10个方面的“主要错误”,认为“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39)。《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强调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批判他们的“反动思想”,夺取被他们篡夺的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通知》还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40)因此,“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41)
    以《五一六通知》取代《二月提纲》,否定运动的“学术讨论”性质而将其扩大为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文化大革命”历史上最主要的作用。而会议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42),又为“文化大革命”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条件。所有这一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发动。
    关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会议主要是完成以下几项工作:第一,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奠定法理基础。从党的组织系统看,中央委员会是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其地位高于中央政治局。虽然中央全会闭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可以代行中央委员会职权,但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要在全党和全国开展的政治运动,则须经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决定,才显得循规合法。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就具有在党内完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法理程序的意义。第二,排除“文化大革命”的阻力。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社会上开始发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动乱现象。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中专院校派驻工作组,使运动在法律和秩序的范围内进行。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这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是“实行白色恐怖”(43)。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为了“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44)。第三,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调整中央领导机构。比之《五一六通知》,《十六条》显得更加正式、全面和系统。这也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规范性文件。会议对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的组成人员进行了调整,林彪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毛泽东说,采取了这两项措施,今后的“文化大革命”“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45)毛泽东对这次会议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46)他还把这次会议到次年上海“一月风暴”这一段称之为“扭转方向阶段”(47)。可见,这次中央全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关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这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履职期间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会议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全会“一致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次政治大革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极其深远的意义”。全会全面肯定了“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如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会议公报;毛泽东、林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和行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作用;“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等等(48)。八届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理论与实践的全面肯定,从法理上解决了这场“革命”的合理性问题,从而标志着完成了为“文化大革命”正名的工作。第二,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49)全会为九大作了一些具体的准备工作,如审议新党章草案和代表产生办法等。会后更加紧了筹备九大的工作。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和变节发迹的人,在这次全会上和会后表现得十分活跃,他们在九大后纷纷进入党中央领导机构,成为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基本班底。所有这些,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即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也即将结束自己的命运。
    上述三次中央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由刘少奇主持并讲话;八届十一中全会由刘少奇代表中央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工作作报告,刘少奇还作了检讨。所有参加这两次会议的人都赞成发动“文化大革命”和赞成通过会议的文件。而八届十二中全会则通过决议,批准了中央专案组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铸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最大错误,也造成了刘少奇等中央委员会成员的重大冤案。
    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履职13年,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同时,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失误,由于日益严重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又把党和国家拖入“文化大革命”的深渊。中央委员会也是想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战胜所谓“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却又被这场革命击打得遍体鳞伤。“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50)“当然,应该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和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候,党没有能够阻止毛泽东同志逐渐发展起来的错误,而且接受和赞同了他的某些错误主张。”(51)“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52)。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履职13年的历史,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值得深思的问题,诸如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如何建立严格的监督制度和纠错制度;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如何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程序性规定和健全的民主生活;党的中央委员会的集体责任意识及其成员的责任意识如何强化等等。本文只是就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作了一些初步的思考,希望能够以此引发更多学者关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研究。
    注释:
    ①(16)(37)(50)(51)(5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8~809、818、819、814、858、819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82页。
    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606页。
    ⑤⑦《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288、288页。
    ⑥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⑧⑨(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314、653、654页。
    ⑩《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第387页。
    (12)(15)(3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第21、21、21页。
    (13)(14)(3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72、504、65页。
    (17)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外宣传局编:《中央负责同志对外宾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7页。
    (18)(24)(25)(26)(2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3、127、393、369、369页。
    (1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62页。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192、238、473、623、635页。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页。
    (2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129页。
    (28)(35)(36)(3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8、330、331、329页。
    (29)(3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05、431、447页。
    (3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125页。
    (3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2页。
    (39)(40)(41)(42)《人民日报》1966年5月17日。
    (43)(45)(4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90、100~101、101页。
    (44)《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
    (47)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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