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研究新中国外交史，可以发现两条明显的线索。一条是民族主义外交的线索，一条是以阶级斗争思维为特质的革命外交的线索。前一条线索在今天已经被讲得很多，甚至也肯定得很多了，而后一条线索的讨论却很少。尤其是，从反思的角度来研究新中国外交史的著作论文还极少见到①。结果，当今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几乎都承认，在改革开放前，即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曾经走过许多弯路，经历了不少挫折，有许多值得探讨和反思的地方。但是，涉及到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包括那些专门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著作，对这段历史或全盘肯定，或仅着眼于那些给中国带来利益的外交行动与实践②。即使个别有所评论的文章，也要么断言改革开放前后完全是继承关系，并无二致，怎么变都有道理③；要么高调肯定过去革命的作法，激烈批判现在的缓和态度④。即使是学者基于学术研究的意图撰写的研究论文，早些年多半也都是着眼于总结“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就是提到了时人在对外政策思想上明显对立的政策主张，也仍不忘强调其“从总体上讲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国际战略思想相一致”，并说明当时“我党对外工作”中只是出现了“某些偏差”而已⑤。迄今为止，在所有中文的出版物中，能够较多地触及到对外政策中一些问题的，主要还是一些外交工作者的回忆录⑥，和最近几年从事于冷战史研究和中苏关系史研究的少数学者的一些论文。由于多数回忆录所涉及的中国对外政策发生严重偏差的时期，都还是“文革”时期，因此，那些围绕着中苏同盟的形成、朝鲜停战、炮击金门，以及珍宝岛事件等具体事件中中国方面的反应以及政策本身偏差进行讨论的论文，就显得尤为重要了。⑦
    但是，尽管已有一些论文讨论到新中国外交政策与工作中的某些偏差与失误，这样的文章也还太少，所触及到的问题也还十分有限。不仅如此，因这些讨论还只是停留在具体事件和具体问题上，鲜有对导致新中国对外政策长期或摇摆不定，或片面激进的外交思想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因而它对全面了解这些表现在具体事件上的失误与偏差的由来及其政策背景，也难有太大的帮助。
    显而易见，要了解新中国外交工作的种种问题，就不能不对新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外交思想有所剖析和把握。而在1976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新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外交思想，或曰对外政策思想，无疑就是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主张。明瞭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能不注意到那种力图割裂内政与外交的叙事逻辑和研究思路，存在着太过明显的矛盾。外交从来都是内政的一种延续。我们如何能够设想，当毛泽东在国内高度紧张地为应付内外部敌人威胁与颠覆的危险，不惜一个接一个地发动政治运动来清除潜在对手的情况下，他又如何能够理性客观地看待外部世界和灵活自如地运用外交谋略，并一路凯歌高奏呢？
    研究新中国对外关系问题时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的问题。作为一个不断（或曰继续）革命论者，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巩固其革命的成果，和试图依照阶级革命的路径创造新社会。在国内政治上是如此，其对国际政治的认识也不例外。当今在新中国外交史解读上所存在的偏向，很大程度上恐怕正是这种割裂的历史观造成的。讲新中国的外交史，当然要注意到其民族主义外交，即基于复杂民族情感的对外政策所引导的一种发展轨迹，但是，简单地把毛泽东视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无视他同样在运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思维看待中国外部世界的事实，和他主导的革命外交的思维模式给中国对外关系所带来的种种影响，注定是会曲解历史和误导读者的。这里受篇幅所限虽不能全面讨论新中国的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但可稍做梳理和讨论。
    二中共外交的历史由来
    研究新中国的外交，不能忽略中共自身话语习惯及其观念变动的历史。比如“外交”这个词，在1931年以前，中共几乎从不使用。这不是因为中共还没有成为执政党，因而还不具备开展外交活动的条件；而是因为在中共当时的观念看来，在国与国之间，只有弱肉强食和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外交是不存在的。因此，中共涉及对外政策问题的观念中，当时只有“反帝”的概念，而无外交的概念。这也正是中共早期历史上以“反帝”为名目的各种指示文章、团体、会议和活动多不胜数的原因所在。
    1930年，中共开始考虑创立自己的苏维埃中央政府，因而亦不能不开始考虑自己的“外交”问题。但是，中共中央对外交的看法，依旧是从阶级斗争观念出发，因而它直接把对外政策与反帝政策等同起来。中共中央在相关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中国革命中之最基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反帝，因此，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不仅“绝不（能）有任何‘敦睦邦交’或‘亲善邻国’的意义”，而且，就是俄国布列斯特和约的经验，也“不能在中国运用”。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必须以“充分暴露帝国主义罪恶”为目的，因为任何试图和缓帝国主义进攻的企图，都“必然要阻碍着坚决的反帝国主义的战斗”。⑧受此观念影响，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中共虽模仿苏联的样子，建立过一个“外交人民委员会”，但它除了发表过一个“对外宣言”，宣布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最好朋友与同盟者”之外，没有也不屑于同任何其他“各帝国资本主义的政府”发生外交上的联系⑨。
    中共真正开始有所称的“外交”工作，是在1936年以后。虽然从这一年开始，像毛泽东等人已经开始注意到通过西方记者对外宣传自己正面形象的策略意义，并努力尝试之。如毛泽东等人在陕北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以及毛泽东与王稼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和人民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谈话宣布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蒋介石携手作战等等，都可以被视为其外交工作的开始。只是，在中共中央这时的正式文件电报之中所谈及的“外交”一词，却与我们这里所讲的“外交”一词的概念大相径庭。它更多地是用来指党与非党之间，或党与党外势力之间联络交涉的工作，尤其是用来指中共正在展开的针对国民党各派势力的统战工作。⑩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抗战期间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40年，中共中央才开始更多地使用另一个更为准确的名词，即用“统战”一词来取代了“外交”这一用语。
    中共中央最早开始真正从我们今天所讲的外交一词的含义来谈自己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工作问题，已经是1944年夏天之后的事情了。这个时候美国政府派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中共中央有了与外国政府人员密切接触的机会，因此，开展“外交工作”，实系“国际联络工作”，成为了一种必须。故1944年8月16日，中共南方局率先就此一新形势提出建议，主张“指定专人负责研究国际外交问题”，“建立专门负责国际宣传的机关”，充分利用盟国政府及其各个政党和人民中对中共的不同态度，展开宣传和交际工作，以便于争取外援（11）。中共中央也随即发出了第一个“外交工作的指示”，强调要把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来到延安及敌后根据地，看作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同意目前外交工作重心，“应放在扩大我们影响，争取国际合作上面”。（12）
    1945年春，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也专门讲到要重视外交工作的意见（13）。战后，随着美国人进一步介入到国共内战之中，中共更不得不全力应付这一特殊局面，小心处置对美关系乃至各种对外事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外交问题不能不日渐成为中共中央的重要工作项目之一了。
    三中共的“外交”与“统战”
    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无论这种改变早或迟，我们都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中共领导人一直有把“统战”和“外交”两个概念混用的情况。以毛泽东为例，早在1936年，他就已经在继续用“外交”一词来指对反蒋派的统战工作的同时，又在使用“统战”一词来指对英美的工作了。所谓“国际统一战线”的概念，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提出来的（14）。8年之后，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外交工作的指示”，通篇也仍然是在讲“国际统战”的政策和策略问题。它明确认为，所谓“外交工作的开始”，就是指“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故我们“在国内统战中的策略原则，一般的也适用于国际统战”（15）。
    外交，即Diplomacy，在今天通常被用来指主权国家政府之间交往或交涉的活动。而其特点，就是通过圆滑、机智的灵活手法，来处理不同国家利益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鉴于近代以来构成国与国之间外交关系格局的历史，是建立在国与国之间长期弱肉强食、刀光剑影的惨痛历史教训之上的，因此，基于和平的愿望，运用智慧，在最大限度保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妥协互让，实现国与国之间互利互惠和平共处的目的，无疑又是近代以来所谓外交的最本质的要素。从这一点出发，说外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中心在以和求利，当不为过。
    统战就不同了。“统战”一词源于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它最初的提法叫“联合战线”。之所以要“联合”，是因为共产党人当时相信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单打独斗地发动革命，必须要与在现阶段有着共同敌人的其他社会力量合作，共同推倒统治阶级（16）。但很快，“联合”的概念就变得不适用了。这是因为，这一政策是建立在共产党人的阶级斗争观念之上，并为阶级斗争的目标服务的。正式提出“联合战线”策略的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就明白规定：“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占第一位。我们加入民主革命的阵线，完全是以他为达到工人阶级夺得中国政权的一步过程。”所以，组织“联合战线”只是为便利达成阶段性目标的一种策略。（17）更何况，按照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革命最好趁热打铁。前一个敌人被推翻之日，即应该马上转入对后一个敌人的斗争之中。受此阶级斗争和不间断革命理论经验的影响，也就有了日渐成为中共革命重要法宝之一的统战政策。统战，依当时的认识可以说就是又团结，又斗争。即所谓：“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18）而具体斗争策略，又强调要把统战对象分成左、中、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19）。
    由上不难看出，外交和统战除了形式上都强调灵活和策略外，本质上实有极大的区别。从外交的观点出发，世界上既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一切当以是否合乎自身的实际利益为转移。既讲外交，就要讲“礼之用，和为贵”，要广交朋友，故而要重信用，守秩序，断不能以邻为壑，翻云覆雨。
    而那个时代的统战却是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设计出来的，其形在和，意却在战。这不仅是为了对付共同的强大敌人，而且是因为，凡可纳入统战对象者，无一不是有相当影响、不可轻视的异己力量，尤其是可以划入地主、资产阶级行列者。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中共不能不相信这些暂时的联合对象与自己“在阶级上始终是敌人”，不能不坚持“防人之心”（20），并出于“统”你于我、为我所用的目的，不得不将这些异己力量划出左、中、右，然后纵横捭阖，为自己的革命目标服务。这也正是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这一公式之所由来。把国内统战的策略应用到国际统战工作中来，其行事逻辑及结果必不同于一般之外交理念及行为，可想而知。
    只要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共产党人如何认识和处理国内政治斗争问题，也就注定会如何认识和处理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问题。
    早在1922年，即中共宣告成立的第二年，莫斯科就成功地使中国的共产党人相信：今天的世界已经划分成截然对立的两部分，即“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和“国际共产党和苏维埃俄罗斯--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人们今天或者站在以苏俄和共产国际为中心的革命运动一边，与帝国主义为敌，或者站在国际帝国主义一边，与苏俄为敌，二者必居其一。（21）而中国革命则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世界之一部分，因此必须以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并“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才有彻底胜利的可能（11）。正是这样一种观念的形成，造成了中共长期奉行“反帝”政策，坚持不和任何帝国主义政府妥协的强硬立场（23）。
    进入到抗战阶段，中共中央开始有了某种“外交”的意识之后，这种观念也难有改变。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就曾多次重申过类似的观点。战争初期，基于苏联当时的“集体安全”主张，中共中央也曾积极赞成过联合英、法、美等民主国家，共同抵抗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政策。但战争爆发不过两年时间，苏联转而依据阶级斗争理念，为“祸水西引”，与法西斯德国妥协并瓜分波兰，促成了欧洲战争的爆发。中共中央亦转而公开支持斯大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判断，即认定它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狗咬狗的斗争，进而公开断言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没有了”，世界大革命的形势正在到来。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看法，与1925年中共四大的观点并无二致。他明确讲：今天我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变成世界反革命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变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24）。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二分法”的观点，即使在抗战后期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产生了很大隔阂，1944年中共又与美国有过一段密切的外交接触，到抗战将要结束之际，他依旧会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斩钉截铁地告诉全党说：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注定会进一步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使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空前强大起来。因此，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联共党（还）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人只能，也必须准备背靠苏联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25）
    当然，战后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发展，也并没有如毛泽东预想的那样顺利。苏联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一度按照它所理解的雅尔塔协定的规定，严守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生怕与中共的关系会危害到自己已取得的战略利益，曾不愿直接与中共发生关系。但是，中共中央始终不为所动，坚持背靠苏联的方针，反而是苏联最终发现无法与美国达成妥协，不得不改变态度。结果，中共终于达成了背靠苏联的战略意图，取得了军事上的有利发展态势，打败了始终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政权。这一成功经验，自然更加强化了中共在国际政治问题上的既定立场。随着美苏冷战爆发，世界政治格局出现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美国又坚持不马上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决心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无可避免（26）。
    综上可知，对于信奉阶级斗争理论，凡事坚持非左即右、非敌即友的“二分法”的当年的共产党人而言，本质上是没有今人所谓的外交观念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时期，如果说他们有过某些“外交”工作的话，其实也就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对外的统战工作而已。正如中共中央所说，外交政策，就是党的国际统战政策的一部分，亦即是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27）。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外交政策，自然会带有很强的革命色彩。因为，它所为关注的不是国际间的缓和与交往，而是绝不妥协的“原则”和“立场”。中共中央1944年第一次发出外交工作指示，就特别强调“立场”问题，要求既不能左，也不能右。到1949年再度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时，它更是通篇都在强调“原则”和“立场”。指示明确把一切外国划分成三类，第一是与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同的苏联与新民主国家；第二是对中国没有现实危害但仍属于敌对阵营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三是继续与国民党站在同样反动立场，直接威胁着新政权的帝国主义国家。除苏联与新民主国家在未正式建交前可做“非正式的外交来往”外，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均要求采取“一概不予承认”和不忙于建立外交及经贸关系的态度。（28）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在外交承认的问题主张“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甚至多次强调几年内不要忙于与美、英等国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主持外交工作之初再三告诫工作人员“首先要认清敌友”，“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懂得又联合又斗争的斗争策略，等等（29），其出发点亦都是基于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考量，手段方式亦都不离统战的思路与模式。
    四在革命与外交间的摇摆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讨论到新中国外交史的时候，第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是新中国建国后有没有必要采用“一边倒”的政策。但是，如上所述，如果我们了解到共产党人当年如何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就应当能够了解到，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来思考国家关系问题，给新中国对外关系带来的最初的挑战，其实并不是要不要“一边倒”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革命与外交的关系问题。这是因为，基于阶级斗争的理念，它所认同的首先是超民族、超国家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其次才是民族和国家关系及其利益的问题。中共早年的创立和走上革命的道路，就是得到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帮助，即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列宁主义及其从人才到经费等各方面的帮助与指导。如今中共革命成功，它的胜利和它所创造的独特经验，中共领导人也理所当然地会按照列宁主义的国际革命学说，想去推而广之。还在1944年延安整风运动后期，中共中央诸多领导人集体表态拥护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统帅地位时，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中国革命的经验理当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具有榜样和引导的作用（30）。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支配下，中国革命刚一胜利，中共领导人首先想到的，自然不可能是如何争取外交承认和拓展国际交往问题，而是推广中国的革命经验，发扬国际主义义务，帮助兄弟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取得解放斗争胜利的问题。
    1949年春天，中共中央刚刚搬进北平城，朝鲜劳动党中央就派金一前来请求中共帮助朝鲜人民的革命事业，即是想要中共中央同意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的几个朝鲜族师转交给朝鲜方面。对此，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表示了赞同的态度，并且说明，对这几个朝鲜师今后还可以继续给予弹药方面的援助，要多少给多少。他并明确讲：目前北朝鲜虽然还不宜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如果美军撤出朝鲜半岛，日本人没有来，等到有利时机，如1950年，他不反对朝鲜党解放整个朝鲜半岛。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统一已经完成了，即使美国特别是日本可能干涉，“因为有苏联在旁边，有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31）
    就在朝鲜党派来代表后不久，正在与法国殖民主义者作战的越南党，也三番五次派人到中国来，向中共中央请求帮助，包括要求提供三个师的装备和人员训练。中共中央最初考虑到自身当时财力、南方交通状况，及军事进展情况，没有完全满足越南党的请求，还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得知后马上就表示了不同意见，主张即使现时一次援助到位做不到，也要告诉对方，目前先给一部，然后逐步增加，一定不要让越南党失望。他不止一次地讲：“我方党政军必须尽可能给越盟人员及越南人民以使得和帮助，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同志一样。越盟所需炸药、炮弹、子弹、粮食等项，应尽力帮助。”（32）很快，中共中央就派出政治和军事顾问团赴越帮助正在抗法战争中的越南党开展军事斗争和建设根据地，并开始大量提供军事援助和帮助训练越方人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一个月后，世界工人理事会亚洲委员会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号召亚洲-印度支那国家、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的工人阶级公开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主张“在已经存在人民解放军的国家要为巩固这些部队而奋斗，而在没有建立这些军队的国家应当为建立这样的军队而奋斗”。这样的号召，显然未考虑到外交问题，并且不仅与会的亚洲各国工会领导人感到难以接受，就连苏联工会代表团团长也倍感困惑（33）。
    中国革命迅速胜利的强大历史惯性，以及革命的意识形态的理想目标，这时明显地激励着中共中央的革命斗志。还在当年6月底7月初刘少奇访问苏联的时候，中苏两党就已经对欧亚革命的领导责任做了明确的分工，中国党正式承担起了指导亚洲各国革命斗争的政治使命。因此，1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他除了向斯大林祝寿和与苏方商谈中苏结盟等条约问题外，还代表中共中央专门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帮助和推动亚洲各国革命力量开展解放斗争的意见书（34）。正在欧洲和中东与美国单打独斗的斯大林，显然也受到了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共革命热情的强烈感染。
    就在一年前，即1948年，美、英、法和苏联围绕着对德国占领区的控制权问题，刚刚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史称柏林危机。柏林危机的爆发，使苏联在欧洲的处境变得极其困难，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革命如果能够扩展到亚洲各国，推动起更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可以迫使美国不得不分散它的注意力，减轻苏联在欧洲所受到的压力。而事实上美国也确实感觉到了“丢掉”中国大陆的严重后果，美国国会为此通过了新的亚洲政策纲领，有意想要像在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复兴一样，用经济手段帮助日本成为遏制共产革命在亚洲扩张的战略基地（35）。鉴于这种情况，斯大林放弃了战后一直在宣传的“两个体系长期共处”的方针，不仅积极支持刘少奇在世界工人理事会亚洲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号召，而且决心乘中国革命胜利的东风，通过中共，推动亚洲的革命运动，迫使美国分散其在欧洲的力量，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之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1月6日，莫斯科突然改变了战后与日共中央商谈好的斗争策略，通过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发表文章，公开批评日本共产党所奉行的议会道路政策，要求日共用武装斗争来与美国占领者进行斗争（36）。这时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也很快做出反应，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响应莫斯科的主张，劝告日共接受批评，坚决转入武装斗争的道路（37）。
    在日共以及印度共产党先后被推向武装斗争的同时，斯大林也秘密批准了朝鲜劳动党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行动方针。苏、朝双方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之后，金日成等受斯大林之命专程来到北京，请求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认可与支持。尽管中国此时正全力以赴为最后夺取台湾、完成统一大业作着准备，但出于国际主义的信仰，中共中央还是对朝鲜党的计划表示了支持。不仅如此，从6月25日朝鲜战争打响后，中共中央就按照当初承诺的那样，开始做出兵朝鲜、帮助朝鲜党实现军事统一朝鲜半岛的作战准备。（38）最终，当朝鲜人民军军事上严重失利时，在苏联的支持下，中国政府毅然派出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并动员全国之力，进行了长达近三年之久的抗美援朝战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东北境外实行抗美援朝战争外，中共中央这时其实还在中国南部边界内外，使用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援助、训练越南党的武装力量，进行了一场持续时间更长的抗法援越的战争。中国革命的持续性效应，在1950年代最初的几年里，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得到了十分明显的反映。
    但是，运用革命的手段和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在亚洲拓展中国革命的影响，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效。印共的武装斗争毫无效果可言，日共因放弃议会道路，转向武装夺权，遭到取缔，很快陷入分裂且社会影响力丧失殆尽。朝鲜党的军事行动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干涉，虽加上了中国的力量，亦只是保住了战前的版图，人力、物力、财力损失惨重。各国武装斗争中只有越南党的武装斗争因对手较弱而颇有起色，但美国已经开始着手帮助法国，距离取得成功还难以预期。中国在这一系列援外斗争过程中，虽然在朝鲜取得了成功抗击强大美国的骄人战绩，但数十万人的死伤，无数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失，亦成为百废待兴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的极为沉重的负担。特别是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在1952年展开之后，继续保持南北两面的紧张战争形势和庞大的军费开支，也极不现实。
    幸亏在这个时候，即1953年3月5日，力主在亚洲向美国示威的斯大林突然去世了。二战结束后一直渴望看到一个和平建设时期到来的多数苏联领导人，都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他们马上中止了斯大林几年来一直在推动的进攻性政策，并开始劝告中国、朝鲜和越南，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革命党，停止武装斗争，尝试着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平共处”。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也权衡利弊，接受了苏共中央的建议，与朝鲜党一道，在谈判桌上做出了让步，同美国达成了朝鲜停战协议（39）。随后，中共中央进一步接过莫斯科提出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40），周恩来并将之具体化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用以宣示新中国新的对外政策，及其全面谋求和平外交的诚意（41）。
    中共中央能够如此容易地放弃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转而从纯粹外交和自身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考虑改善自身国际生存环境的问题吗？其实不能。除了苏联的影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需要的现实考量以外，在毛泽东看来，这一政策转变的关键所在，仍是为了便于反美。即是要通过这种策略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对于需要实行新政策的理由，他是这样解释的，即各国现在都要求缓和与和平，只有美国要打仗，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我们这个时候打出和平的旗号，“可以进一步分化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42）。
    不难看出，毛泽东依旧是从他所习惯的统战思维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外交新政策的。不过，由于这一新政策所追求的和平任务相当艰巨，在国务总理和外交部长周恩来的努力下，新中国政府所做的全方位的和平外交的尝试，也是相当深入的。中国这时不仅积极参加了平息亚洲战争的日内瓦会议，成功促成了全面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日内瓦协议的签订，而且还采取了解散周边国家华侨中共产党组织，和劝说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的做法，这些都让一直以来极度恐惧“赤祸”蔓延的东南亚和南亚不少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开始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也因此明显地改善了新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
    但是，从革命的统战思维来解读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原因，明显地说明毛泽东其实还只是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政策的实施。因此，其检验这一灵活性成功与否，不仅要本着原则性，而且不能不着眼于它的功利性。而这时中国方面推行和平政策的一个最主要的功利性的目的，就是想要通过联合欧亚大多数国家的办法，来孤立、削弱美国，迫使其在台湾等问题上与中国展开对话。
    从阶级斗争观点和中国革命成功经验出发，毛泽东这时其实很难赞同全面停止武装斗争的做法。这一方面是它不符合他关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的大原则，即“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43）；一方面是它难免会给各国革命党造成一种中国党不革命了的错觉，甚至会让美国误以为中国在示弱。正是这样一种心理促使毛泽东在中国刚刚开始全面推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不久，就做出炮击金门的激烈举动。
    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的直接原因是注意到美国拒绝与中国讨论台湾问题（44），却有与蒋介石当局缔结共同防御条约、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倾向。故7月21日日内瓦协定正式签订，几乎同时他就决定要炮击金门，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制造紧张空气。他的理由很简单，朝鲜、越南均划界停战了，如果这个时候不打一下，就可能使人误以为大陆和台湾问题也可以照此办理。打，就是要让世人明白，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绝不能与朝鲜、越南问题等量齐观（45）。但要让国际社会明白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未必需要采取这样一种激烈的武力的方式。要让美国不愿意和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武力威胁恰恰会适得其反（46）。即使是从解决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海上交通安全的现实利益出发，也未必需要在这个时候，在中国的和平外交取得重大国际影响的时候，用打炮威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事实上，后来这一问题也是通过在浙江沿海真枪实弹地进行登岛作战来解决的。
    在积极推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几个月后，特别是劝说越南放弃了武装斗争，成功签订了日内瓦协议之后，中国突然炮轰金门的决定显然让东南亚诸多国家领导人极感困惑。直到几个月之后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已成既成事实，中国也通过夺取浙江沿海岛屿的作战解决了东南沿海的海路交通问题，周恩来才又代表中国政府再度释放善意，并通过万隆会议安抚了一大批对新中国重又惴惴不安的亚洲国家领导人。但不过三年时间，1958年毛泽东再度在援助中东革命的宣传下炮击金门；1959年中共中央因对苏美缓和强烈反感与苏共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发生激烈争吵。
    毛泽东为什么不满意“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一个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无法适应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和平外交方式及其外交思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大反斯大林，并倡言“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与“和平竞赛”，已经多少刺激了本来就对“和平共处”心存某种疑虑的毛泽东。这是因为，从毛泽东久已习惯的阶级斗争的思维逻辑出发，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主张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和由阶级利益根本相反的统治阶级所统治的国家“和平共处”，在他看来恐怕也不符合列宁主义。虽然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后的最初几年，毛泽东还没有马上就否定和平共处的方针，但从他1957年批评赫鲁晓夫关于“和平过渡”的提法的观点就不难看出，对和平共处的怀疑当在不久之后了。他断言：“苏共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47）要学“十月革命”，指的是要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观点是毛泽东毕生坚持、从不动摇的观点之一（48）。其前提就是因为他相信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绝没有调和的余地。
    很快让毛泽东转向否定和平共处政策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莫斯科完全不考虑中美关系的现状，片面地追求美苏缓和。注意到苏联的这种作法，毛泽东在1958年第二次炮击金门前有意不通知与自己有着结盟关系的苏联政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他（指赫鲁晓夫-一引者）不是想与美国改善关系吗？很好，我们用自己的大炮对他表示祝贺……我们还要把美国人牵涉进来。也许我们还能让美国人在福建扔一颗原子弹……到了那时，我们再看看赫鲁晓夫说些什么吧。”（49）一是1959年中印发生边界冲突，莫斯科为维护苏印关系，不惜采取了偏袒印度的外交姿态，这让坚信中苏关系是建立在牢不可破的阶级关系基础上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大为恼火。周恩来等代表中共中央明确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说，中国党无论如何也不理解：同印度等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斗争，这原本应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可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是为什么？毛泽东很快相信，这正是在国际问题上不讲阶级斗争的严重后果。他明确讲：赫鲁晓夫在国际问题上不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不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了缓和，美化帝国主义，散布和平幻想，实际上无异于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他断言：我们也希望世界和平，但是，我们是阶级斗争论者，不消灭帝国主义，不彻底铲除资产阶级的统治，就不可能有真正和持久的世界和平。因此，我们跟赫鲁晓夫的看法不一样。“我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根本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50）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从1960年代初开始，新中国基本上否定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与政策，重又开始走上了支援周边，乃至世界人民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