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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孙权早在建安二十四年冬发动对荆州的袭击前，就与曹操联络，“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次年曹丕代汉，孙权仍然尊奉北方，黄初二年八月“遣使上章”，曹丕“使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三国志·魏书》卷一四刘晔传，注引《傅子》：“孙权遣使求降，……帝曰：‘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遂受吴降，即拜权为吴王。”同样还有一些记载，把孙权遣使结好曹魏，说成是称臣求降。《资治通鉴》也基本接受这种叙述。我认为这是符合事实的，足以反映吴魏关系的性质。 曹丕从受降开始，就要求孙权送太子孙登为质，孙权推延不从，渡过了吴蜀战争的困难时期以后，遂于黄初三年（222年）十月与曹魏破裂。孙权建年号黄武，双方在江陵交兵，《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称为“孙权复叛”。《三国志·吴书》卷四七吴主权传又说：“然犹与魏文帝相往来，至后年乃绝。”也就是说，表面的称臣于魏的关系，一直到黄初五年（黄武三年）才终止。黄武三年夏天，张温使蜀，吴蜀同盟关系全面恢复，孙权才彻底结束了同曹魏的暧昧往来。 虽然《孙权传》说孙权 “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可是行用年号这种事，恐怕更多地具有“外”的性质。现在的吴镜铭辞中，没有发现“建安二十六”、“建安二十七”这样的纪年，却有黄初二年的纪年。是不是据此可以推测，黄初二年至黄初三年十月这一段时间，孙吴的确是奉行黄初年号的呢？弃四分历、改乾象历，发生在黄武二年（黄初四年），似乎也可以作为这一推测的一个依据。 吴简及文献中建安二十六、二十七这样的纪年，是孙吴追述往事时，所采取的遮羞的办法。这也就是说，现有吴简中相关的纪年简，都是后来追述当年事务时所制作的，并不是真的黄武以前的简。文献中建安二十七年的纪年，便是由这一习惯做法所导致的。然而，建安二十七年（黄初三年），便是黄武元年，为什么吴简和文献不直接使用黄武元年，却要使用建安二十七年纪年呢？前面所举韦昭撰《洞纪》四卷，称“记庖牺已来，至汉建安二十七年”。这是把黄武年号的行用当作孙吴历史的开端，只记载黄武元年十月以前的历史，以建安年号作为其下限。这种做法，并不是韦昭个人的发明，很可能是孙吴官方的某种政策，因此才能够反映到吴简这样的地方政府财政文书中来。 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一文中，报告了以下四简： ① 入吏所备船师梅朋建安廿五年折咸米六斛（6-2263） ② 入□乡传卒付建安廿六年限米廿四斛 （6-1843） ③ 入吏番观所备船师何春建安廿七年折咸米四斛 （6-2277） ④ 其二斛八斗□昭勉□□陈晋黄武元年米 （6-2178） 以上①、③两简中的“折咸米”，王子今先生认为就是“折减米”，是仓米在储运过程中所发生的损耗，是一种合理损失[9]。看起来，把以上四简的内容都理解为事后追述，完全是说得通的。吴简中也有大量的例证，存在着隔数年而缴清有关税米、限米的情况。我举两条例证： 1.出仓吏黄讳潘虑所领黄龙三年[税]米□□□□[斛]二斗司马黄升黄龙元年米（6-2197） 2.领黄武五年佃卒限米□□斛黄龙三年民贷食□□ （12-6591） 两简所述都是跨越好几个年度的仓米出入帐目。建安纪年简就属于这种情况。 可是，③、④两简的年份分别是建安廿七年和黄武元年，事实上是同一年。这种情况如何理解呢？我认为，吴简中的这一情况，可能与赋税缴纳的年度计算方法有关，也就是与政府财政年度的区分方法有关。黄初三年十月，孙吴建年号黄武，从财政年度上看，已经进入下一个年度，而秋收以前的可计入黄初三年（建安廿七年），此后的计入黄武元年，因此会出现对同一年的不同年号使用。这种情况，与韦昭使用建安廿七年以限断孙吴以前的历史，背景相同。同样的用法，史书中也很常见。比如《三国志·魏书》卷五后妃传述文昭甄皇后于公元220年一年之内的事迹：“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即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邺，黄初元年十月，帝践阼。”同一年记事使用两年号，就是出于历史限断的需要。 在没有年度计算方面的考虑时，年号的使用要随便得多。比如，湖北省博物馆收藏孙吴弩机一件，刻文作“黄武元年七月作师陈香臂师□李”[10]。案此年七月尚未有黄武年号，这些文字显然是后来刻写的。这种情况在文献中也许更常见。 孙权与魏决裂之后，对于自己曾经奉行黄初年号一定是有所忌讳的，何况与曹魏的敌对关系也不允许再在文书中提到这一年号，因此，在追述公元220至223年之间的往事时，使用何种纪年方法，一定是经过了认真考虑的。我认为，延长建安以衔接黄武，是孙吴官方的政策，在孙吴境内要普遍遵守。这就是今天我们在文献上看到建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纪年的来历，同样也是吴简中出现这些建安纪年简的原因。 如果这一推论不误，那么，吴简中的建安纪年，反过来证明了现有的长沙吴简，在时间上并没有逾越孙吴历史时期。 [1]参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25-26页。 [2]王仲殊：《“黄初”、“黄武”、“黄龙”纪年镜铭辞综释》，《考古》1987年第7期。 [3]见俞伟超先生为《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所写的序言，见湖北省博物館、鄂城市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1986年，1-9页。 [4]王仲殊：《论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考古》1987年第3期。 [5]湖北省博物館、鄂城市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图版93，说明文字见24页。 [6]湖北省博物館、鄂城市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图版108、109，说明文字见33-34页。 [7]王仲殊：《吴县、山阴和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考古》1985年11期。 [8]王士伦：《绍兴的古代铜镜》，《考古通讯》1956年第6期。 [9]王子今：《走马楼简“折咸米”释义》，《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3号，兰台出版社，2001年。 [10]我2000年夏访问湖北省博物館，多承唐刚卯先生引领参观，谨此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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