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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停止对苏联、东欧国家的主要农副产品供应，为减少对苏、东的欠账，国家大量撤销与这些国家的已订工业设备的进口合同。力度是非常大的，“成套设备和工业器材，1960年进口预计为53.8亿元，1961年减为25.8亿元”。 中国大量撤销从苏、东已订工业设备，不可避免地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为此，1961年3月8日，周恩来亲自接见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驻华使节，介绍中国国内的情况，寻求各国谅解：“由于持续两年的自然灾害，去年对苏欠交11亿旧卢布，对东欧国家欠交4.2亿旧卢布，今年不能全部归还，要逐年归还。由于农业减产，农产品不能出口，由于使用了大量人力做救灾工作，矿产品因人力不足和运输困难，也要减少出口，今年贸易额不得不大大下降。由于出口的减少，进口也要有相应的减少。今年减少出口、减少进口、欠账推迟归还，这是我们对兄弟国家最大的要求，也就是对我们战胜灾荒最大的帮助。如果各兄弟国家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就非常感谢。” 总体上，苏、东多数国家对中方的要求表示理解。据1961年12月26日的《外贸通报》，“只有德、捷两国对华态度特别坏。民主德国派其政治局委员马特恩来我国板起面孔向我要债，经过周恩来严肃批驳了马特恩的无理要求，德方始有所收敛”。 “吃饭第一”的进口方针得到有效落实。据统计，生活资料在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60年的4.6%，猛升至1961年的38.1%；生产资料的比重由1960年的95.4%，降为61.9%。 努力扩大出口 上述办法都属于应急之策，根本的办法还是在于扩大出口。正如李先念所指出的“为了保粮食，一定要把一切可以挤出来的东西出口，或者用于出口工业品的生产”。 当时的出口局面是不容乐观的，为了增加出口，平衡进口粮食所带来的外汇收支逆差，国家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加强对出口工作的领导。1961年初，中央要求，“中央各有关部门要指定一位副部长负责组织对外贸易货源的工作，切实做到按时间、按品种、按数量、按质量地完成出口供货计划”。 其次，减少一些农副、土特产品和服装的消费，把这些产品尽可能地用于出口。我国的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打开销路不容易，农副产品则不同，销路有保证。1961年，国家硬是从牙缝里，挤出3.09亿元的农副产品出口。国家还通过减少居民服装消费来支持粮食进口。通过每人再减少一尺布，国家又筹集了可进口10亿斤粮食的外汇。 第三，扩大“以进养出”（即今天的“来料加工”）的规模。这类商品在1960年约为9亿元，1961年增加到13.4亿元，增加近4.4亿元，增幅近50％。 经过艰苦的努力，外贸出口成绩显著，超额完成了任务。1961年，中国没有因大量粮食进口而出现贸易赤字，相反，当年实现贸易顺差0.4亿美元。 进口粮食的意义 据统计，1961年中国共进口粮食580多万吨，净进口440万吨以上，其中小麦进口388万吨，占当年世界小麦进口总量的12.3％。 这批进口粮食直接抢救了人民群众的生命。正如李先念所指出的：“（这批粮食）用在刀口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而且，“完全用于弥补国内粮食收支缺口”。因此，可以认为这批进口粮食实际上全部是救命粮。按当时大致人均一年360斤的口粮标准计算，这批进口粮食，维系了超过2400万人一年的口粮。 粮食进口还缓和了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如果没有这批进口粮食，国家为了保城市，势必要增加从已经普遍出现严重饥馑的农村征粮，那样后果不堪设想。进口粮食对于减轻农民负担，调整国家同农民的关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1961年7月1日到1962年6月30日这一个粮食年度，共进口粮食117亿斤。同期，征购粮食的实际数是679亿斤（贸易粮，下同），比庐山会议确定的当年计划征购数717.5亿斤减少38.5亿斤，比上一个年度实际征购数837亿斤，减少158亿斤，折合原粮190亿斤，全国平均每个农民少缴售30多斤粮食，相当于每人一个月的口粮。 1961年的粮食主要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口，这有力促进了中国与部分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在与西方的粮食贸易中，中国领导人很快意识到粮食进口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诸多好处，特别是有利于打破美国（以及后来苏联）对中国的封锁孤立。因此，中国政府决定把购买粮食与中国商品进入西方市场挂钩，以进口粮食为契机，促进与加拿大等重要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重返世界市场。经过努力，到1965年，中国内地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额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经由1957年的17.9％上升到52.8％。这对于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保持对外经济联系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简介：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责任编辑：李大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