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社会激荡嬗变的历史时期，各种政治力量集团纵横捭阖、或沉或浮。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没有和棋的牌局背后破冰潜行，导演着波澜壮阔的“和平之路”，从1945年9月到1950年6月共有国民党军118万多人起义（包括和平改编），促使近50％的国土实现和平解放。这不仅加速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分化瓦解，推进了战争进程，而且对于减少生命财产损失，壮大人民力量乃至新中国的建设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将尝试从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起义将领的思想动态及中共的策反实践三方面对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进行探析，阐述其之所以发生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以求有裨于该问题的研究。
    一、策反国民党军起义的军事环境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已经上升为全国的主要矛盾，在政治战线与军事战线上国共两党开始了异常激烈的较量。
    过渡阶段，中共以谈对谈、以打对打，争取和平但绝不放松警惕。一方面通过重庆谈判和政协协议宣传了中共和平、民主的主张，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另一方面中共中央适时确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对向解放区进犯的国民党军予以坚决的打击，先后歼灭国民党军54万余人。其中在平绥路、上党、平汉路进行的三次大规模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不仅打破了蒋介石从陆上进军东北的计划，还有力配合了谈判斗争。这一时期中共策动了高树勋于邯郸、赵云祥于盐城等相当一批原国民党将领高举义旗，起义人数约占解放战争总起义人数的4％（见表2）①。
    从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包围中原军区的第一线部队向宣化店外围发起进攻，全国全面内战爆发，到1948年7月是国民党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中共军队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阶段。战争第一年，中共军队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相继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在除陕北、山东外的各战场上进行了战略反攻。战争第二年，中共军队开始全国性的大反攻，三军以“品”字之势逐鹿中原，外线作战和内线反攻同时并存、相互策应，迫使国民党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实现战争形势的根本性转折。这个阶段中共策反的国民党军起义数量相对较少，规模也有限；但是也有一些重大事件，如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济深和冯玉祥公开支持国统区的人民民主运动，反对内战。蒋介石认为他们是“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机之秋也”②，影响可见一斑。经过两年作战，双方兵力消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战争初期的3.4∶1下降到1.3∶1，中共军队的机动兵力已大大超过国民党军，同时国统区政治、经济陷入危机与中共军队根据地政权日益巩固也形成了深刻对比。
    1948年7月开始中共军队相继进入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阶段。三大战役歼敌173个师，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主力部队几乎丧失殆尽，而中共军队兵力在数量（双方兵力对比为0.57∶1）和质量上已经占有绝对优势；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南京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国民党反动统治摇摇欲坠。决战期间，中共策反国民党军起义的数量呈明显的上升态势，其中辽沈战役中的曾泽生起义、济南战役中的吴化文起义、淮海战役中的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起义以及平津战役中的傅作义起义无论在军事还是在政治上都是有相当大影响的事件。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后，人民解放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进军，猛追穷寇，到1950年6月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全部解放。战争最后一年双方兵力损失比大幅度增加，达到26.56∶1（战争第一年为3.13∶1），策反的国民党军起义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其数量和规模均大幅度提高（见表1、3），实现了绥远、新疆、云南、西康等省的和平解放，成都一战就有5/6的兵团起义，这一年的起义人数更是占到解放战争中全部起义人数的59％（见表2），占歼敌总数近1/3，使策反国民党军起义成为非军事对抗瓦解敌人的主要方式③。
    解放战争发展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情况的发展态势，有平缓回落也有急剧高涨，但总体上，解放战争发展形势与中共策反工作的效果成正比（见表1、3）。随着解放战争不断向前发展，国民党军队起义总量无论是人数还是建制数④均不断上升，在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阶段尤为明显。其中策反国民党正规军起义的数量亦由战争开始时的低于非正规军起义的数量，到第四年度明显超过非正规军起义的数量，是其的7倍多，此后继续增加。策反的起义将领也不断升级，由最初为数不多的少将、中将提高到战略决战时开始大量少将、中将出现并且有上将一级的将领加入到起义阵营。识时务者为俊杰，在中共的大力策动下，原湖南绥靖总部副司令李觉、原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等大大小小的许多起义将领，均“意识到国民党即将垮台”⑤，“国民党统治体系陷于土崩瓦解”⑥，从而增加了他们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最终丢掉幻想，下定起义决心。但是，由于起义存在发生的不稳定性，所以只要起义还没有真正实现，人民解放军就丝毫不会松懈战斗的努力。另外，策反起义的成功反之又推动着战争的胜利进行，如辽沈战役原计划10个月实际只用了52天，淮海战役原计划3至5个月实际只用了66天，平津战役原计划1949年上半年完成实际只用了64天。解放战争与国民党军起义这种互动作用在三大战役以及渡江战役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战役以兵不血刃的方式结束。可见，策反工作是以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形势为依托，并与之相配合开展的，这种方式体现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间辩证统一的关系。
    二、策反对象的思想动态
    1.对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外交上的腐败有所认知。
    国民党内滥用职权、贪污腐化、营私舞弊的现象十分严重。在人事调整上普遍的唯“关系”是举，战时逃跑、战后回来接管，兵败犹荣，这种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风气在国民党内上行下效、习以为常。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官员以“接收”为名，行“劫收”之实，“三洋开泰”、“五子登科”。更有官商勾结，将完好的机器砸碎卖废铁以牟利。杜聿明曾直接向蒋介石明述他怀疑郭汝瑰是共产党，理由竟是郭汝瑰清廉得让人难以理解：他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甚至连自己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上补丁的！连国民党自己都要以是否到处捞银子来判断党派之分，腐败程度由此可见。内战时，每当即将败走麦城，国民党便会蓄意损毁当地的车站、码头、水电厂等重要设施及档案卷宗，珠江大桥未能幸免、小丰满电站险遭破坏。此外，蒋介石为了得到美国支持，不惜拿主权当礼包，以致美国的势力渗入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凡此种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做法，造成了国民党与人民群众的离心离德，也使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国民党将领对自己的事业和信仰“产生了怀疑”甚至“失去了信心”⑦，这是构成他们萌生改弦更张念头的一个原因。
    2.对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且日益尖锐的状况极度愤懑。
    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宗派主义作风由来已久，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大大小小的反蒋派系，他们在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积怨或深或浅。蒋介石在1949年初下野时曾说：“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⑧。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可见一斑。新华社在1946年8月19日评蒋介石五大军事弱点时，就将“中央军和杂牌军的矛盾”、“首领意图和下级情绪的矛盾”列入其中。在蒋介石“打死敌军除外患，打死我军除内乱”的利用消耗方针下，这些反蒋派系在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内战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为保存实力而各自心怀异志。
    蒋介石用人三大原则：一黄埔门生，二浙江籍同乡，三亲信嫡系。在此之列的有别，不在此之列的更是有天壤之别。解放战争中，蒋介石袒护嫡系、任人唯亲的做法变本加厉：嫡系将领骄横跋扈，即便位低也是权重，嫡系部队装备精良、常常无功受赏；相反，非嫡系将领则处处受制于人、有职无权，他们的部队多被分割、缩编，有时连最基本的军需物资都得不到解决，却打仗在前、有功无赏，部队不仅受到特务监视，还要受其侮辱。傅作义、肖秉钧等很多起义将领在回忆起这种“排异己、灭杂牌”的政策时，无不义愤填膺，倍感绝望：“追溯过去为反动派作帮凶，搞得国事日非、民不聊生，到头来仍被他们猜忌歧视”⑨，“内心痛苦，不问可知”⑩。
    此外，将领之间，无论是嫡系还是非嫡系，经常为了权与利而明争暗斗，部队之间协作很差。战斗中只顾自己，见死不救的现象时有发生，由分配不公或其他矛盾引发的冲突迭起，以自己的战略位置定夺别人兵力部署的个人本位主义屡见不鲜。蒋介石更是经常凭空下命令，以致部下在实际行动中无法完成任务。但凡失利，蒋介石从不反观自身，部属轻则通令训斥、重则撤职查办。在巨大的矛盾和压力下，将领们的“心情虽极端愤懑，但仍尽量压抑，勉强支撑”（11）。而中共的策反工作就善于“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12）利用之、强化之，并形成与之相反的无形引力，以影响国民党将领们的抉择。
    3.对生命财产的担忧大于拼死“剿”共的信念。
    “决定战争失败的精神因素”是“过分发展的自我保存的‘本能’。”（13）蒋介石寄希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即可反攻复国，他不断地提醒一线将领们：牺牲小我以完成大我，安慰先总统在天之灵。不过事与愿违的是，在蒋介石的“美好”愿景与“光荣”感召下，将领们处心积虑的却是如何“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14），以及为“留条后路”而“保存实力”（15）。前者以嫡系为主，后者以非嫡系居多。非嫡系将领或是为了在国民党内继续生存，或是为日后有可与共产党对话的资本而不甘愿拼死打硬仗，他们也没有执行“能搬就搬，不能搬就毁”的命令，这在客观上减少了国家资财的损失。
    华东、华中相继失守后，信誓旦旦“西南大决战”的蒋介石、顾祝同等国民党高官还未等开战就逃往台湾，把部队甩给胡宗南。只是胡宗南也忙着撤退，还在胸有成竹地给属下布置完作战计划后望风而逃了。上级“这样的自食其言，竟不告而别的跑了，”下级更是“不愿帮他做替死鬼”（16），只图各自性命了。显然，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当“不再走错路”成为“不能同归于尽”（17）的唯一方式时，起义就显得尤为合情合理。因此，“走向新生”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是肉体的生命得以保全，然后才是政治生命的重新转化。
    也正是因为有贪生怕死的将领，才有中共“立功赎过，既往不咎”政策的出台，给那些想弃暗投明却又怕共产党清算其罪恶历史的国民党将领以极大鼓舞。
    4.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思想基础。
    很多起义将领都经历过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如滇系军阀龙云、卢汉。20世纪初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龙云、卢汉的脑海里有着深厚的根基，他们参加过同志军的反清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龙云将滇军主力编成第六十军，卢汉任军长，率4万三迤子弟北上对日作战，期间在鲁南会战中血战台儿庄，粉碎日军直下徐州的计划，堪称抗日典范。这种爱国心和革命精神成为1946年潘朔端海城起义、1948年六十军长春起义以至后期卢汉领导云南起义的重要思想基础。又如原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他参加过护国战争、讨伐张勋复辟、五四运动、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高树勋出于民族义愤拒绝内战而毅然离开部队。后与原西北将领吉鸿昌取得联系，帮助冯玉祥筹建抗日武装。他们发表联名通电，声援冯玉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严厉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同盟军成立后，高树勋重新开始了领兵作战，在抗日问题上始终坚持民族大义，曾将变节投敌的上司石友三就地正法。这些经历成为高树勋日后主动与共产党建立联系，战场起义的重要阶梯。再如率部在南京江面起义的原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他出生于海军世家，自幼深受家族祖辈林则徐严禁鸦片、抵御外敌的爱国事迹和为官清正的品德的教育熏陶。林遵参加过北伐革命，抱着海军救国之志赴英学习，并且在抗战爆发后坚决要求回国，积极投身于抗击日寇的战斗中。有此类似经历的还有黄樵松、邓宝珊、张轸、程潜、董其武、陶峙岳等一批国民党起义将领，他们的进步思想与革命精神是促使他们产生进步与革命行动的重要基础。
    但是，由于惯性思维，也有一些国民党将领把对蒋介石的忠诚等同于对国家人民的信仰，把高举义旗等同于犯上作乱、离经叛道，他们很难跳出这种君臣、师生的特殊而微妙关系的桎梏，胡宗南“非不为也，实不能也”（18）的无奈，可谓是国民党将领对待起义一事态度的典型诠释。因此，将领们要下定“背叛领袖”的决心大都需要一个激烈、艰难的思想斗争过程。因此，上述情况成为导致国民党将领可能率部起义的内部因素，但由于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除少数完全主动自觉起义的将领（如邯郸起义的高树勋、贾汪起义的何基沣）外，其余绝大多数将领则需要大量的外部刺激和诱导才能起义，而中共根据将领们的思想动态不失时机地开展策反工作就成为起义发生的关键性推动力量。这种心理攻略有着巨大的瓦解作用，连蒋介石都认为是使国民党固有的“精神”“斫丧”、“德性”“毁灭”，为“反共战争之所以惨遭挫折的一个基本原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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