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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策反工作的实践展开 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时曾指出：“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利益对立”，“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20）。中共承前启后，将列宁的这种思想中国化为对国民党军的策反，并且使这一理论几乎发展到有史以来的巅峰状态。中共对国民党军的策反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统一战线策略的重要内容，是削弱敌方力量与增强我方力量的完美结合，它充分发挥了中共军队作为战斗队和工作队的双重作用。以非战斗的方式进行对敌斗争是中共军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项重要课题，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争取和平、民主的实现。中共中央于战争伊始就提出：“坚持自己和平民主立场，向国民党军有系统，猛烈的开展政治攻势”，“号召他们反内战的起义”（21）。并且指出：“我们必须学会这些为我们所不很熟悉的斗争形式，否则我们就会失败”（22）。中国共产党人在公开和隐秘两条战线上与国民党进行了紧张而残酷的博弈，成功地践行了党中央的策反政策，这一斗争情况大致包括以下4个环节： 1.策反工作是在中共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实施的。 坚持党的领导是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策反工作作为对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及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就独立领导过顺沪起义、渭华起义、平江起义等一系列起义，这些尝试或成或败都为以后的对敌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解放战争时期，也是中共的对敌工作全面、深入开展并且取得前所未有的大丰收时期。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中央在军委之内专设国军工作部，王世英为部长，各中央局和分局下设国军工作部，专门进行国民党军队的工作。1948年1月，又将“国军工作部”改为“敌军工作部”，撤销地方党委设立的国军工作部门，只在军队政治机关设“敌工部”，统一瓦解敌军工作。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防御阶段还是进攻、决战、追击阶段，从中央到各军区政治部在对敌方针和指示中都多次提到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分化与争取国民党军以及组织起义等方面的内容。即使在停战状态下，中共中央仍然提醒全党全军和各界人民，不要将这一工作松懈下来。随着局势日渐明朗，到1949年1月4日毛泽东公开发表了可与国民党政府及其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或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8条基础，号召国民党军通过非战争的方式加入到人民革命阵营。尔后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将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方式概括为“天津、北平、绥远三种”（23），其中后两种方式即通过策反工作瓦解敌军的方式。这样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对国民党军的策反工作得以有组织、有系统开展，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瓦解敌军的奇迹。 2.策反工作的执行者来源于中共久经考验、最得力的干部，党中央领导，教育争取后的国民党俘虏、投诚人员，国民党起义人员及其他进步人士5种力量。 在党中央的部署下，选调了一批与国民党势力有各种亲疏关系并且适宜从事策反工作的干部，经过适当训练后打入到国民党政府、军队等部门中，广交朋友、组织力量、俟机起义。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通过传话、递信等方式与国民党将领进行交流，往往对国民党将领消除疑虑，下定起义决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共在处理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时，十分注意对他们的改造和争取工作，指出：要选择其中不顽固的“一部分散放回其原部队，以便扩大我军影响”（24），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大胆使用俘虏瓦解敌军的策略。如人民解放军鲁南军区通过被俘的吴化文部第六军军长于怀安派原该部参谋主任靳文元直接做吴化文的工作。再者，利用国民党起义过来的人员尤其是高级将领现身说法，进行对敌策反，其说服力也是不可小视的。如二野情报部派原傅作义部副师长陈济生对重庆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兼一○八军军长罗广文、一一○军参谋长贾应华进行策反，毛泽东请张治中电促新疆的陶峙岳、包尔汉起义等。此外，还有一部分有进步思想的人士积极帮助中共的和谈努力，如一野十九兵团联络部部长甄华请以兰州上层知名人士郭南蒲为首组成的代表团，赴银川劝说马氏父子走和平之路。同时，一野一兵团司令王震也请回族上层马丕烈、马良，汉族士绅徐季直、祁子原组成代表团，对马步芳进行劝说。 3.策反对象的选择有一个从兵到官兵并重、从非嫡系向嫡系非嫡系兼而有之的转变过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国民党军中组织的兵变多以失败而告终，周恩来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指出：“我们过去在敌军工作中”，“一直重视在士兵中开展工作，而轻视做军官的工作”，“今后绝不能这样搞了”（25）。周恩来特别强调做好将领尤其是高级将领的工作对于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的秘密党员存在下来、开展党的秘密工作的重要性。另外，兵随将转，做好统帅的工作就能产生滚雪团效应，起到巨大的带动作用，同时还要促进军队内部的团结，这些也成为解放战争时期策反工作的一项重要准则。而周恩来当时所说的“敌军”指的是国民党非嫡系军队。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策反对象由战争初期的以非嫡系军队为重点到后期嫡系非嫡系兼而有之，实现对国民党的全面策反。 4.采取灵活多样、缜密机巧的方式方法，对国民党军进行有效策反。 （1）知己知彼，在充分掌握国民党军的各种实际情况后对症下药。策反工作大都经过了一个长期的酝酿和磨合的过程，期间各对敌工作部门不断地在国民党军队、俘虏以及人民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充分掌握军队的政治情况、思想动态，通过各种渠道对将领的人生经历、性格情绪、社会关系、地位处境等方面尽可能做到了如指掌，从而能“从敌人最基本的弱点上来痛击敌人”（26），有针对性地进行策反。如对傅作义进行策反期间，中共更是每天都能了解到傅的神态、言谈以及情绪变化，以便随时改变对策。 （2）利用一切社会、亲属等人脉资源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的策反工作。敌工干部对很多国民党将领的策反都是通过多层关系的周转才得以实现的。如对吴化文的策反利用了敌工干部李昌言的姨表姐林世英是吴的第三个妻子、李昌言的胞兄李正言在吴部任上尉军需官以及吴的老师刘子衡、吴的旧友王道的关系；对傅作义的策反利用了大女儿傅冬菊，傅作义的亲信前绥远主席刘厚同、华北学院教授杜任之以及傅的高级幕僚李腾九的关系等等。这种内线攻心对于国民党将领转变到起义的道路上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多管齐下，各策反部门相对独立或者相互配合。由于策反工作本身的机密特性，所以就算对同一支部队进行工作，也可能形成彼此互不交叉的平行工作模式。如镇江起义的国民党海军第三机动艇队，从1947年夏到1949年春，就有苏北军区第一分区公安局长江直属工作站、苏南行政公署和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3个系统，都分别进行策动起义工作。各系统都是单线联系，直至起义之前，也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起义组织。而“两航”起义则得到了中共香港秘密组织、驻香港情报机构以及工会组织的共同配合。 （4）以点带面，对起义军队和反正的原国民党官兵加以宣传，发挥其示范效应。如对高树勋（27）和王克勤（28）的宣传。中央于1945年11月12日发出了《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解放日报于1946年12月11日发表《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的社论，号召国民党官兵怠战、罢战或起义。这样通过树立将领或士兵的典型，把民主和平的精神具体化，使其具有更加普遍、生动的号召力，达到动摇、瓦解国民党军心，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目的。 （5）利用矛盾、激化矛盾、制造矛盾、解决矛盾。对彼方矛盾的利用是转换双方力量对比的有效方式，策反工作在此基础上不仅要激化矛盾，甚至还要在敌方阵营中制造矛盾并且主动解决矛盾，这种“无事生非”和“雪中送炭”的策略对于化敌为友、促成国民党军起义起到了助推作用。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就回忆道：“当部队缺粮时，解放军竟将煮得热腾腾的米粥送到我前沿阵地，士兵吃后，有人将碗钵摔破，解放军却只笑一笑便走开了。这怎能不使人感动？”（29） （6）注重起义时机选取的策略性，发挥起义作用的最大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30），对于时机选择要特别注意，既要使我方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又要使起义超越简单的人数上的作用，起到小则影响局部战役大则震撼国民党当局的重大意义，而平时要荫蔽埋伏，不失时机地向我方提供秘密情报。如中共地下党员、原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在国民党营垒中潜伏近20年，于淮海战役发起之际，率部2.3万余人战场起义，策应了淮海战役，为顺利完成中间突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被毛泽东誉为“淮海战役第一胜利”。又如中共特别党员、原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利用合法身份为中共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和绝密文件，三大战役后又设法担任国民党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兼第七十二军军长，成功率部1.5万余官兵于宜宾起义，为川南地区40多个县城的迅速解放创造了条件。此外，“御林军”国民党警卫师在师长王晏清率领下于南京近郊起义，“太子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在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局少将局长贾亦斌的率领下于嘉兴起义，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领导的北平起义，国民党海军中两大王牌“重庆号”和“灵甫号”起义等不少国民党军在中共策反政策的影响下举旗倒戈，在国民党朝野上下引起了不小的震撼，使中共军队取得了政治、军事上的双赢。但客观而言，由于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任何个人活动所无法抗衡的，因此，策反起义对解放战争的作用只是加速，而不是决定性的。 （7）宣传方式多样化。对敌工作部采取放“思乡曲”，火线喊话，媒体报道、评论，张贴简明而有煽动性的标语，用射弓箭、发炮弹或者放风筝等方法向敌军散发传单，以各种名义给国民党军将领写信，组织联欢，送礼物等方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宣传中共民主和平的主张和优待俘虏的政策，标明时局利害，打破国民党军队中的欺骗宣传，动员国民党军高举义旗，将功赎罪。 （8）建立立功制度，提高起义者和策反工作者的积极性。毛泽东在1947年的《双十宣言》中，提出了区分对待国民党人员的方针，即“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中共“对于起义加入本军的蒋军部队和公开或秘密为本军工作的人们”，“给予奖励”（31）。1948年8月5日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又发布了《政治攻势立功条例》，对于在策反工作中有成绩者均可记一至四等功。虽然起义者和策反工作者的行动初衷与立功毫无干系，但是立功制度的建立使策反政策的实施体系更加正规和完备，极大地减免了国民党军对起义的思想顾虑，对起义产生了一定的拉动作用。 中共进行民主革命的政治意图既是解放战争不断走向胜利的决定性前提，也是策反政策得以成功实施的逻辑起点。而策反工作以战争形势为依托，且与军事打击并行不悖，二者里应外合、相得益彰，共同促使国民党将领举棋不定的思想最终外化为率军起义的具体行动；国民党军起义反之又加速战争进程，并且推进策反工作的顺利开展，这样就形成了战争形势、中共的策反工作及国民党军起义三者间的良性循环。 起义的行为发生是众多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力量中既有动力也有阻力，当动力的总值大于阻力总值时，起义就水到渠成了；反之，则起义计划流产甚至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在所有的条件都相同时，由于量化的比重差异也可能产生多种不同的结局。就动力而言，总的说来，全国解放的大趋势应该是最重要的外动力，政治前途这一根植于起义将领内心的价值考量则是促成起义的最根本性内动力，它的附加值便是生命财产得以保全。当然，少数政治觉悟程度较高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如刘善本）除外。不言而喻，起义的决心下起来还是相当有难度的，不仅因为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重大的人生拐点，更是因为事情本身充满变数，没有人能笃定打开这只潘多拉盒子之后的凶吉，正如傅作义在起义之前决然地说：“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第一，几年来，我不断对部属讲‘戳乱、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个180度的转弯，他们的思想若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如果做得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32）吴化文在起义通电中更是不忘以赞许的方式提醒中共信守诚诺：“解放区上下此种相见以诚与人为善之胸怀，实足令人感动。以化文过去之罪孽深重，错误重重，犹能获得如此待遇，更足以证明中共与人民解放军言行一致及宽大政策之真诚；而蒋贼种种威胁之词，适足暴露其荒谬拙劣与无耻欺骗之卑劣心理。”（33）但是当南京政权陷于全民的包围中败相毕露、无力回天，当共产党的局部胜利乃至全国解放的大趋势难以逆转时，国民党将领们必须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暗自思忖对策，起义就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在起义通电中，公开的起义原因是对国民党祸国殃民政策的不满以及对民主和平这一群情大义的认可，并且所有的电文在这点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事实上，由于无法突破阶级局限性的瓶颈，很多起义将领对革命本身并不能真正的理解和认识，也没有因中共的规劝而真正幡然悔悟，有的竟把共产党取得胜利等同于从前的改朝换代，他们的政治取向在根本上取决于权利的诉求和利益的分配，这也是长期军阀、派系斗争所形成的定式思维。在起义前的谈判协定中，起义后的政治地位及其私人财产问题几乎成为所有将领关注的要点。湖南起义前陈明仁更是以能否保住其省主席和兵团司令的位子作为其是否起义的筹码。原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也曾坦白地说：“我的反蒋，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同样，我的亲共，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政治上的利害”（34）。但由于本身所特有的敏感性，仕途问题只能处于鲜有触及的灰色地带，为大多数起义将领所避讳，也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我们特别深入的探究。 从结果上来看，原国民党起义将领在新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很多领域和部门都有任职，也可谓各得其所。在中共军队的开国将帅中，就有3位上将（陈明仁、陶峙岳、董其武）、2位中将（孔从洲、曾泽生）和5位少将（邓兆祥、刘善本、张全珍、林遵、巍镇）是原国民党的起义将领（35）。而那些跟随蒋介石的国民党高官的命运就各有千秋，但总体上并不尽如人意。这种比照可以大致从1948年12月25日中共公布的国民党头等战犯的最后结局中参见一二。这些人对中共来说都是涂炭生灵，罪大恶极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都是在国民党内位高权重的高级将领，为蒋介石立下过汗马功劳的。43名战犯中除6人（36）弃暗投明外，其余近20人的人生均以惨淡收场。他们随国民党到台湾后或者不受重用，或者逐渐失宠，有的即便被授予高官，也是有名无实，终究难逃凄凉的宿命。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离开大陆前也有一份暗杀黑名单，在这份名单中有4人（李宗仁、白崇禧、傅作义、卫立煌）也曾在中共通缉令之中。他们既是“国人曰可杀者”，又是蒋介石的政敌，是为蒋所不容的人，但是由于选择的不同，先后走大陆路线的傅、李、卫受到国家和人民的礼遇，他们也利用自己的影响为争取海峡两岸统一而尽心尽力，而走台湾路线的白崇禧却只能像趴在玻璃窗上的苍蝇，有光明没前途。这样看来，不管出于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起义的国民党将领的确通过投向人民阵营的方式延续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并起到了革命的意义，也赢得了人民的尊重。而中共善于把握解放战争形势，善于利用国民党将领的心理动态，则是策反国民党军起义成功的关键之所在，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共总揽全局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这些国民党起义将领也随之顺势而为，由“暂时的利用”变为“长期依靠”。正如毛泽东在会见傅作义时形象地说：“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37），诚哉斯言。 注释： ①本文数据来源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五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解放军出版社1994-1996年版。 ②蒋介石：《本月反省录》（1947年11月30日），转引自长舜等编：《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3页。 ③解放战争最后一年起义、投诚、俘虏及毙伤人数占歼敌总数比分别为：29.1％、16.4％、54.5％。 ④非正规军没有绥署总部和兵团部绥区部这两种建制。 ⑤⑦（11）（14）（15）（29）（32）蔡惠霖、孙维吼编：《光荣的抉择--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回忆录》（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4、33、465、30、82、468、154页。 ⑥⑨⑩（16）（17）（34）蔡惠霖、孙维吼编：《光荣的抉择--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回忆录》（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1、434、402、411、131页。 ⑧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82页。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13）刘红松：《军事心理学》，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18）朱汉生：《胡宗南的未遂起义》，《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19）蒋介石：《苏俄在中国》（1957年12月），转引自[日]古屋奎二执笔，木吉雨等编译：《蒋介石秘录》（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06页。 （20）《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5页。 （21）（24）（2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353、426页。 （2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页。 （23）（3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4、1238页。 （25）蔡惠霖等主编：《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续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79页。 （27）高树勋是原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他于1945年10月30日率新八军和河北民军1.3万余人在邯郸起义，这一事件对于我军取得平汉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28）王克勤原是一名国民党士兵，在平汉战役中被解放参加人民解放军，他屡立战功，被评为一级杀敌英雄。1946年入共产党，1947年鲁西南战役中不幸牺牲。 （3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3页。 （33）《吴化文等起义通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鲁豫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35）受中共派遣打入国民党中的地下工作者和解放战争前就被策反但继续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将领除外。 （36）除傅作义、程潜和平起义外，李宗仁于1965年、翁文灏1951年、卫立煌于1955年回归祖国，杜聿明1949年被解放军俘虏，1959年人民政府宣布将他特赦。 （37）《北平国民党军和平改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冀晋察绥平津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 转自《党史研究与教学》（福州）2008年6期第66～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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