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外交史专家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在她的新书《中国的威胁》中，通过详细梳理诸多手稿和口述史材料、在北京与华盛顿的亲身访谈记录以及大量已解密的官方档案，为我们呈现了五六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真实历史情况。在美国，这是 “中国威胁论”的高潮年代，曾一度贯穿了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届政府，并在美国公众中造成了某种偏执倾向。
    人们普遍认为，艾森豪威尔既阻挠了继任者的正确决策，也妨碍了继任者实现对华政策的改弦更张。肯尼迪律师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说：“艾森豪威尔声称，如果肯尼迪政府像一些自由民主党人士所主张的那样承认了社会主义中国，他不仅会极力反对这一政策，还会争取民意全力抵制这一政策。肯尼迪对此并未作出回应，但我深信不疑：艾森豪威尔的警告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然而，唐耐心并不相信这样的历史叙述。她分析了艾森豪威尔及其顾问在公开立场和个人立场上的矛盾。作为一位坚定的反共斗士和务实的政治家，艾森豪威尔曾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坦言：“我们真正的麻烦乃是，国内政局迫使我们在对华事务上采取一种绝对刻板的政策”。在冷战正酣时，虽然艾森豪威尔畏惧民意和政治压力，但他的政策逐渐朝着更为务实和灵活的方向转变。事实上，在这之后，对华政策才进入艾森豪威尔和美国的视野，而艾森豪威尔并未阻挠肯尼迪建立更加开放和灵活的中美关系。
    该书还粉碎了另一个神话，即认为国务卿杜勒斯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着对华政策走向。事实上，这位大胆的国务卿“既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也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唯一缔造者”。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一样，是一名大西洋主义者。根据唐耐心的研究，杜勒斯在任职前对中国知之甚少。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对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充满信心，让“杜勒斯传递形势所需要的防御性政策信号，但他从不完全依赖于杜勒斯的意见”。通常，艾森豪威尔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灌输和执行自己的观点。在重要问题上，他采取坚定的反共立场，但这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
    该书最后揭示了艾森豪威尔未能改变对华政策的原因。事实上，艾森豪威尔一生都是一位大西洋主义者。这位总统最为关注的是德国、苏联和古巴，而不是中国。他毫不关注欧洲以外的国家，即使某种程度上关注中国，也只不过是为了安抚美国的亚洲盟友，把中国视为中美苏三边博弈的一部分而已。他借助“中国威胁论”，给民意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因为他认为民意“坚定而令人生畏，但也变化莫测、自相矛盾”。
    在对华政策上，艾森豪威尔既非被动，也非置身事外。私下，他曾持有这样的观点，即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可以不属于共产主义国际大阴谋的一部分。同时，美国绝不放弃台湾，两个中国政策乃是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所能想到的最佳解决方案。他们确实绞尽脑汁地想让中国获得联合国席位，然而，对于艾森豪威尔来说，“重构冷战格局的时机尚未到来”。 唐耐心认为，“如果艾森豪威尔愿意采取行动，他本可以在时机合适时接近中国。事实上，他也早已渴望改善两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