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击战只有在“发动极广大的群众斗争之中，才能成为有力的武装行动”。瞿秋白认为，游击战只有在“发动极广大的群众斗争之中，才能成为有力的武装行动”：一是游击战争应当是群众斗争发动出来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引导农民进一步的做有组织的自觉的暴动：从吃大户，抗租，抗税等的群众斗争进展起来，群众感觉武装斗争的必要，自然游击战争便要同时发生，自然群众之中要求有游击战争的组织——有集中指挥的武装部队成立。”“游击战争只有在这种发动极广大的群众斗争之中，才能成为有力的武装行动；农村的游击战争是不能和农民群众斗争的发动相离的。农村中群众斗争的发动，同时也不能转入武装斗争而不从事于游击战争。”二是游击战争至少应当是发动群众斗争。瞿秋白认为，开展农村游击战争，必须与夺取政权和土地革命相结合。“工农的武装暴动并不单是‘杀人放火’；工农武装暴动是工农群众的斗争，是要积极建立工农的政权之斗争。”所以，即使是少数的武装革命党人或农民先动手袭击敌人武装，也应当发动群众斗争。单纯的武装队的游击与群众斗争不相混一的斗争，必然是军事投机主义。即使客观上有万不得已而从武装队的游击开始暴动的事实，这种暴动也必须立即发动群众起来。“农民暴动的意义，是要用群众之中生长出来的武力，推翻统治者阶级，而使群众自己取得政权、取得土地，达到自己的要求。”“要树立革命的群众的势力，便必须发动群众自觉的斗争，使他们得到政权和土地。”三是游击战争必须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瞿秋白认为，农村的武装斗争“决不能停滞在游击战争的这一阶段上”，必须“进取而又进取”，并列举了海陆丰农民暴动发展的实例。“树立创造革命地域的目标”，各省各区的农民暴动应“各自推翻当地的反动政权；而使革命势力汇合起来，创造尽可能的大范围内工农政权胜利的局面。”（29）他肯定了在海陆丰建立根据地的做法，认为游击战争必须和农民的群众斗争结合起来，“发动群众自觉的斗争”，使群众自己起来“取得土地”，“进一步而创立革命的地域”。 五、提出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村根据地的正确主张 必须建立革命政权。瞿秋白认为，只有以革命战争为手段，建立“真正民权的独立国的政府”，“真正的和平”“才有达到的希望”。“革命战争的胜利，先行扫灭帝国主义的种种爪牙，打倒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军阀制度，召集国民会议，而建立真正民权的独立国的政府”（30）。他提出在农村组织农民自卫军，实现“耕地农有”，“政权归农民”，“严厉的无情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之反革命运动，剥夺其政权”（31）。1927年2月，瞿秋白认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一方面重要在夺取武装，别方面的目的在于建立政权”，所以应以“一切政权归市民代表大会”作为“总口号”（32）。 注意“革命地域的建立与扩大”，注意“积极建立工农的政权”。瞿秋白早期是坚持用“城市中心论”指导中国革命的，但同时也提出要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配合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他在1927年12月10日写的《武装暴动的问题》一文，虽然存在着“城市中心论”的错误，但同时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以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主要支撑点思想的重要贡献。瞿秋白在分析中国革命斗争特点的基础上，比较明确地提出了通过游击战争“创造革命地域”的思想。此后，瞿秋白又多次阐述过这一思想，并对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斗争倍加赞扬。当时瞿秋白已开始注意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并已认识到中国革命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采取首都武装起义的形式来夺取全国的政权，而应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形式，也就是说在中国应寻找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人开拓革命新道路的历史上首先概括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指出，在注意“革命地域的建立与扩大”的同时，还要注意“积极建立工农的政权”。各地农民暴动都必须了解游击战争的意义，明显树立“创造革命地域的目标”，“使革命势力汇合起来，创造尽可能的大范围内工农政权胜利的局面”（33）。当然，如果站在成熟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高度来考察瞿秋白当时的军事思想，他仍未完全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还没有明确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是由毛泽东完成的，但在理论上的先行者非瞿秋白莫属。 瞿秋白主张建立农村根据地，源于他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认识。1928年2月10日，瞿秋白写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特意提出了中国革命现阶段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其中包括城市（工人）与乡村（农民）、两湖、广东等不同地域之间的不平衡。同时他已意识到产生不平衡问题的原因：“中国条件之下，实际上没有中央政府，经济生活是许多半独立性的区域，各区的豪绅资产阶级军阀的统治是受工农革命潮流的强弱，而异其动摇的程度……”（34）2月17日，瞿秋白向中共江西省委代表提出，“从赣西南发展到湖南是很重要的”，“赣西南是否以毛泽东为书记”。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指示红4军在湘赣边界以“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还指定以毛泽东为书记组成前委，在前委领导下组织以朱德为书记的红4军军委。这些都表明瞿秋白已敏感地意识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产生边远地区游击战争、武装割据和建立苏维埃的特殊环境和条件。虽然这时瞿秋白还未摆脱“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的指导思想，但为毛泽东以后较为系统地提出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起到了开拓性探索的作用。 六、十分关注土地革命问题和农民问题 最早认识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瞿秋白早在1922年就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35）的见解。之后，1923年6月，他在为中共三大起草的党纲草案中明确地写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提出，“农民当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瞿秋白原文是“不能成功”）大声疾呼，无产阶级要“唤醒农民，与之联合”（36）。至于“耕地农有”主张，瞿秋白原先就想写进中共三大党纲草案，后到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上才首先赞成此主张（37）。这次会议的决议提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政纲，必须“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主干”。1926年8月，瞿秋白在《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中阐述了“农民实为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上畸形的资产阶级”、买办地主阶级产生的原因。指出：“革命工作必定要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民的一切痛苦才能说是国民革命的成功。”“中国的农民痛苦最深，但他们的数目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实为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38）在这些中国国情特点的前提下，瞿秋白提出解决当时“国民革命的重大问题”——农民问题的4项办法，包括“耕地农有”、“武装农民”、“农民参加政权”、严厉镇压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运动等等（39）。在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决议的基础上，瞿秋白已经勾勒出“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农民政权”三者相结合的雏形。虽然这与大革命后瞿秋白提出类似三者结合有着实质性的区别（领导权），但是可以表明瞿秋白以后提出这些主张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他一定的理论基础和不断积累的现实斗争经验中必然形成的。1927年2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中，阐明了关于农民问题的两个重要观点：第一，农民是国民革命的基本力量。瞿秋白说：“只有中国农民（及兵士）是革命里最有力最伟大最主要的同盟军”，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40）。第二，“中国革命中的中枢是农民革命”（41）。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农民革命”，包括“耕地农有”、武装农民、建立农民政权等项互相联系的内容。这两个观点的意思是十分明白的，即无产阶级必须获得农民这个伟大的同盟军，才能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促进无产阶级与农民等建立革命民权独裁制政府。 坚决支持农民运动。瞿秋白有了对农民问题的明确认识后，坚决支持农民运动。随着瞿秋白与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农民问题的重视，192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瞿秋白还大力支持毛泽东发动农民运动。1926年5～9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曾主编《农民问题丛刊》，并作了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瞿秋白看到此序言后，高度重视，立即吩咐中央宣传部的羊牧之依此文意见增添宣传内容。瞿秋白还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交给中共中央在武汉办的长江书局出版，并作了序，指出：“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42）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这些认识，实际上与毛泽东提出的“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思想是一致的。1927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改组中央农委，由毛泽东、瞿秋白、阮啸仙、谭平山、陈独秀等10人组成。1928年7月，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他为大会起草的决议案中，肯定了毛泽东在井冈山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经验，提出了发展工农红军，建立工农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农民割据局面的理论，标志着瞿秋白军事思想的成熟。 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指导理论方面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曾出现缺点和错误。但是，其贡献是不容忘却的。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6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②瞿秋白：《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向导》第23期，1923年5月2日。 ③瞿秋白：《五卅周年中的中国政局》，《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172、179、1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④瞿秋白：《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38、41页。 ⑤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50页。 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62～63页。 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50页。 ⑧《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50页。 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51页。 ⑩《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62页。 （11）瞿秋白：《解放中国与武装平民》，《热血日报》第17期。 （12）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500页。 （13）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59页。 （14）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61、59页。 （15）瞿秋白：《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567页。 （16）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524、473页。 （17）瞿秋白：《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594页。 （18）《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3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9）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61页。 （20）参见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58、59页。 （21）瞿秋白：《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394页。 （22）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59～60页。 （23）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62页。 （24）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60、61页。 （25）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58页。 （26）瞿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1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瞿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156页。 （28）瞿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157页。 （29）瞿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157～161页。 （30）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62页。 （31）瞿秋白：《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394页。 （32）瞿秋白：《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565、562页。 （33）瞿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160～161页。 （3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315页。 （35）瞿秋白：《新村》，《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24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36）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527、528页。 （37）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434～559页。 （38）瞿秋白：《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391、385页。 （39）参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385、386、394页。 （40）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498页。 （4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512页。 （4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574页。 转自《军事历史》（京）2009年1期第11～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