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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历史的塑造--从文化模式的相遇看欧洲文明的成长和扩散》（The Shape of European History，以下简称《欧洲历史的塑造》）是美国著名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著作之一。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曾任美国世界历史协会主席，全球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麦克尼尔治学严谨，著作等身，已出版的著作计有20多部。[1]其中，《西方的兴起》是麦克尼尔的成名作，“出版之后，纸贵洛阳，佳评如潮。1964年，《西方的兴起》获得美国国家著作奖，可称为美国史学界近年来最杰出的通俗性著作”[2]。 《欧洲历史的塑造》中文版尚未在大陆出版，因此，它不像《西方的兴起》那样久负盛名，也不像《世界史》那样流传甚广，但也是麦克尼尔的著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因为“在人类史的见解上，它与《西方的兴起》、《世界通史》、《西洋文明史大纲》是一致的”[3]；而且该书出版于1973年秋，属于麦克尼尔著作中较晚的一部，其时他的史学思想已比早期更成熟；麦克尼尔的著作很少专门论及史学理论，但本书却专辟两章论述这一问题。因此，可以说“《西方的兴起》是核心，此前的《西方文明史纲》是铺垫、准备，此后的《世界史》是扩展，而《欧洲史新论》，[4]特别是其前两章，则是从史学理论角度和研究方法上所做出的集中阐释。”[5]有鉴于此，《欧洲历史的塑造》篇幅虽小，仍是一部值得我们去了解、借鉴的重要著作。 一、本书的主要内容《欧洲历史的塑造》开始时仅仅是麦克尼尔的一篇“论文”[6]，经修改成为一本书，译成中文后共200多页。全书共分五章。其中，第一章“欧洲史的传统形态”和第二章“历史研究与社会变迁”为理论探讨。第一章首先追溯了欧洲史的传统形态--自由进步史观的由来，自希罗多德到圣奥古斯丁、19世纪的德意志思想家（尤其是黑格尔）、18世纪英国与德国的史学家的著作，到20世纪初阿克顿勋爵主编的《剑桥现代史》，无不体现了这一历史观。他们认为，历史的发展过程尽管缓慢，但总是从低级向高级、从专制到自由的单线进步过程。由于这一史观主要形成于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故被称为“维多利亚史观”。20世纪初，美国史学界接受了这一史观，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二战后。与此同时，鲁滨逊倡导的“新史学”兴起，开拓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但也导致了历史的碎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将历史的发展视为一种单线发展过程。作者对此深为不满，决定建构一种新的史学理论。第二章批判了所谓“科学的”历史研究，并认为历史学家不应该只关注有意识行为模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应关注无意识行为模式，探讨了不同文化模式相遇时可能发生的变化，提出了“文明扩散论”。作者的结论是：“推动历史变化的主轮是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接触”[7]。 第三章主要介绍了公元900年之前欧洲历史的发展。与一般的欧洲通史写法不同，作者没有按照时间顺序从原始社会开始写起，他先介绍了古欧洲的水陆交通状况，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大西洋、地中海及东欧地区的众多河流对欧洲的交通、对外贸易与联系甚至国家兴衰具有重要作用。犁耕农业与航海技术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他比较了大西洋地带与地中海地带，认为在公元1500年之前地中海地带是欧洲的经济、文化核心区，远胜于大西洋地带；而东欧地带相对落后与气候、游牧民族的侵袭有关。接着，作者分别讨论了地中海地区的希腊文明、罗马文明、拜占庭文明和西欧的拉丁基督教世界，指出雅典、罗马、拜占庭先后成为这段历史时期欧洲的文化核心地区或文化上的“大都会中心”[8]。它们的兴衰都与对外贸易、对外交往的程度和变化有关。 第四章讲述了公元900--1500年的欧洲历史。作者开篇即指出，公元900年时，欧洲“交通不便、盗贼如毛。多数人老死不离家乡，少数人则铤而走险，沦为盗匪，有时不惜千里跋涉，从事劫掠”[9]。而到1500年，城市已经普遍兴起，和平贸易取代了劫掠成为主要的谋生之道，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有固定首都的国家。其主要原因是“文明以西班牙和拜占庭为桥头堡，自900年起向北传布，几乎遍及整个欧洲。”[10]因此，这段时期即传统史学中的中世纪盛期是欧洲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与传统欧洲史著作重英法德等大国轻其他国家不同，作者的笔触从北海的丹麦帝国和基辅的俄罗斯开始，写到基督教在北欧、东欧的传布及伊斯兰教、东正教和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形成，然后才写西欧。然后又讨论拜占庭帝国的式微、黑海地区商业的发达、蒙古西征对欧亚陆路贸易的贡献、意大利商业和航海技术的发达、经济专业化对欧洲政治的影响等。其中特别强调了意大利城市的重要影响。作者的结论是：“倘若我们将普遍的多元化社会与文化的出现视为是”近代“的一种特殊界标，那么，1500年的欧洲，可以说是踏上通往近代之途了。”[11] 第五章讲1500年直至1973年的欧洲历史。意大利的商业地位衰落后，其文化影响力仍持续了一段时期，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对意大利文化持排斥态度，而英、法、西班牙等国则接受了它。火器的使用有利于欧洲人的海外殖民扩张，欧洲的海外事业欣欣向荣。18世纪后，欧洲本身经历了一系列变革：政治上的革命（包括英、法、美等国革命的“大西洋革命”）、战争和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给欧洲和其他国家带来重要影响，发达国家之间的态势开始调整：美、德、俄、日开始迎头赶上，工业迅速发展，英法等的发展速度相对减缓。20世纪上半叶，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实力和影响大大下降，但不同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悲观，[12]作者认为欧洲文明并没有衰落，而是尚处在方兴未艾之际：“自1948年之后，尽管还有这么多的不肯定，西欧文明中心地区的繁荣还是有一日千里之势”[13]，“若是认为，欧洲文明的传统中心的创造进取力已经枯竭，似是言之过早。因为这个缘故，以及因为工业制度与现代经济与政治经营方式的传布，全世界都可以说是欧洲思想与工艺的继承人”[14]。可见，作者对欧洲文明的前景相当乐观。 二、本书的主要特点与传统的欧洲史著作相比，本书不仅言简意赅，而且有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显著特征： 首先，麦克尼尔之所以在《西方的兴起》等著作之后还会写本书，是因为他反对自兰克以来的“科学的”历史学和鲁滨逊的“新史学”，提倡各文明、各地区间相互联系、互动的整体史。首先，“科学的”历史学崇尚“科学的”训练和史料至上，但“收集所有相关的事实是不容易的。只有研究者把他所研究的范围设定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内，收集所有相关的事实才是可能的”，这就导致了史学研究的“碎化”，和鲁滨逊的“新史学”的影响很相似。其次，这类规范更使人们“怀疑大格局、大体系历史的的可靠性，及其在学术界的份量”，从而放弃对宏观历史的探求：至于“如何将这类专题论文组合成一部有意义的历史，鲜有人致意。真相就是真相，至于历史的大架构、大体系，大理论，不妨留给上帝去处理吧！不然，干脆顺其自然”。再次，“这种状况因另一种心理因素而更为严重。因为研究者对于愈来愈小的题目的细节，知道得愈来愈多，他就很快地在这一方面超越了同行，成为独一无二的专家。……从此称霸一方，无人能及”[15]。可见，麦克尼尔对这种貌似科学的“砖头史学”深恶痛绝。但他并未完全否定细节研究，只是反对没有宏观视野指导的、单纯的细节研究：“没有细节的研究，历史是不可想像的；而没有一个一定的视野，历史又变得不可理解。”[16]因此，他的著作如《西方的兴起》、《世界史》及本书都是体系宏大、言简意赅的著作。他认为人类历史是整体史，多样性背后隐藏着同一性，不像斯宾格勒、汤因比将世界各地的文明视作一个个孤立的文明，而是更多地关注各个文明和民族相互之间的联系与交往。这一思想在本书中也得到了贯彻，如作者探讨许多文明如罗马文明、拜占庭文明、意大利城市的兴衰时非常注重外部原因，体现了整个欧洲是一个整体的思想。 其次，麦克尼尔指出了“维多利亚史观”的流弊，并提出了新的理论--“文明扩散论”。他肯定了“维多利亚史观”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但也指出了其弊端：首先，欧洲历史的发展并不完全符合“维多利亚史观”：“德国史在我们看来就有问题，因为俾斯麦的第二帝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历史就不符合‘自由成长’的模式”[17]；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否可归类为争自由的剧变也有异议。其次，“维多利亚史观”导致了两个对美国不利的社会现实：其一是20世纪初以来美国的国家政策，由于自认为是自由世界的领袖和灯塔，“美国的财富和国力，就在促进全人类的自由和繁荣的希望中流出去了。”[18]其二是美国的西洋文明史教育的衰落，不仅学生对该课程失去了兴趣，而且“担任这门课的教师对于这门课所叙述历史的价值已失去了信心”[19]。既然该史观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能“担当确立国民意识与指导政府政策的责任”[20]，就应该被抛弃。“与其对他们的观点喋喋不休地吹毛求疵，不如我们自己来建构一种理论体系来和他们一别高下。”[21]因此，麦克尼尔提出了“文明扩散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