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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尼尔认为，“经得起较量的文化模式，通常都出现在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常接触的地方。因为在这样的地方，人们有较多的选择，也尽可能选择他们认为优秀的文化模式。这类地方是由地理位置及交通运输相互作用而成。……于是，核心地点开始形成了。……其结果创造了高超的技术聚落，而这些技术聚落就构成了早期的文明中心。如以技术聚落为文明中心，则文明中心的周围地区不妨称之为‘蛮化’（barbarian）地带。当文明中心出现后，文明中心与蛮化地带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不断地进行。……这样相互影响的结果，文明中心的特质外流至中心四周的蛮化地区，再由蛮化地带流入更远的地方。”[22]这就是麦克尼尔的“文明扩散论”。他还提出，由于经历过重大变革的社会更容易接受新发明，“结果，成功的新发明都集中在某一特殊时期和某一特殊地区。这种特殊地区，我称之为‘大都会中心’。……这些新发明从诞生地‘大都会中心’（metropolitan center）（如山峰）以不同的倾斜度，向四面八方下降到不同的蛮化地区（如谷地），……在该社会中，我们几乎看不见对大都会中心文明的抵抗力，即使有，恐怕也非常的薄弱。”此即文明在扩散过程中所遵循的“文化斜坡”（cultural slope）规则。麦克尼尔承认，“文化斜坡”只是一种比喻，近代同一时空下可能存在多种“文化斜坡”，因此，它更适用于“交通尚未发达、传布极为迟缓、对新发明的抗拒性颇为强烈的早期”[23]。有学者指出，麦克尼尔“同时又是个‘文明单中心论’者，意思是说，文明从单中心开始，也以单中心演进”[24]。正如麦克尼尔认为世界文明起源于两河流域并向周围传播一样，他认为公元1500年之前，欧洲文化上的‘大都会中心’在地中海地区，具体而言，先是雅典，然后随着政治经济中心推移到罗马，然后是拜占庭，最后转移到威尼斯、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市。文明以这些‘大都会中心’为中心向周围传播，影响到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等地中海周边地区的民族。1500年之后，大西洋地区兴起，文化中心也随之转移。 那么，影响历史发展和文明扩散的具体的动力是什么呢？这就涉及到了麦克尼尔的另一重要观点：强调农业、商业、航海和游牧生活中技术及技术传播的重要作用。麦克尼尔认为，公元1500年之前西欧文明的重要基础是农业上犁的使用，地中海地带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保持到公元900年。大西洋地带的人使用板犁，更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地中海地带在航海技术上的优势一直保持到1500年，之后大西洋地带赶上并超过了前者。这也是作者独特的历史分期--把公元900年和1500年作为欧洲历史分期的界标的依据。[25]商业贸易更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在这方面，作者特别突出了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城市的地位。第四章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写它们的活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拜占庭帝国允许威尼斯人船只进出黑海，“甚至远航至黑海东北部亚速海（sea of Azov）的顿河河口一带。这意味着威尼斯人的商业腹地大大地扩张了”[26]。“在一三00年后不久，几乎整个欧洲（以及部分亚洲）都连接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密集商业网内。在这个商业网内的意大利商人、银行家、船只，以及蒙古的贸易及纳贡制度，是重要的运作因素；……同时在十四世纪，西北欧也纳入了忙碌的意大利人的商业网。英国的畜羊场、西班牙的牧羊者、法兰德斯的纺织工，都成为意大利制造业的原理供应者。”[27]意大利城市不仅在经济上占据了先机，在政治和文化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2－16世纪，意大利始终是欧洲的文化核心地带。而匈奴等游牧民族能够屡屡进犯欧洲，横扫东欧，也得益于马镫的发明和伊朗人培育的一种更高大的马匹。[28] 最后，和麦克尼尔的其他著作一样，本书强调欧洲整体的交往和联系及其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但对各国自身内部的发展的描述份量较轻，“也许是考虑到前人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的缘故， 他们对这一方面的关注显然不够，因此在分析跨文化互动对各个社会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影响时就显得缺乏深度”[29]。当然，这并非麦克尼尔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球史学者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全球史学者承认， 目前全球史学还存在着许多缺陷， 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它不太关注表面上连续发展的个体社会的历史经历和内部组织形式”。[30] 总的来看，本书充分体现了全球史的史学范式，无愧为全球史的重要著作之一。 [1]如《西方文明史纲》（1949）、《美国、英国和俄国： 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 （1953）、《西方的兴起： 人类社群史》（1963）、《欧洲的草原边境， 1500--1800》（1964）、《世界史》（1967）、《威尼斯： 欧洲的枢纽， 1081--1797》（1974）、《瘟疫与人： 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1976）、《人类环境： 生态和历史的视角》（1980）、《人类之网：世界史鸟瞰》（2003，与其子约翰·麦克尼尔合著）。 [2] 刘景辉：《论历史教育的时代意义：由〈西方的兴起〉谈起》，本文为该书旧版译序。《欧洲历史的塑造》，第20页。 [3] 同上。 [4]《欧洲史新论》是《欧洲历史的塑造》的旧译本书名，两个中文版皆由台湾学者刘景辉翻译，详见本书新版译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10页。 [5] 王晋新：《扬弃、探求与超越--威廉·麦克尼尔史学思想及成就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 [6] 作者序，《欧洲历史的塑造》，第44页。 [7]《欧洲历史的塑造》，第94页。 [8] 详见《欧洲历史的塑造》，第135页。 [9] 《欧洲历史的塑造》，第138页。 [10] 《欧洲历史的塑造》，第139页。 [11] 《欧洲历史的塑造》，第186页。 [12] 参见王晋新：《人间与天庭--麦克尼尔与汤因比之间的学术渊源与分歧》（《古代文明》，2010年第1期）及《论历史教育的时代意义：由〈西方的兴起〉谈起》（《欧洲历史的塑造》，第27页）。 [13] 《欧洲历史的塑造》，第252页。 [14] 《欧洲历史的塑造》，第253页。 [15] 《欧洲历史的塑造》，第68－69页。 [16] 《欧洲历史的塑造》，第49页。 [17] 《欧洲历史的塑造》，第48页。 [18] 《欧洲历史的塑造》，第61页。 [19] 《欧洲历史的塑造》，第63页。 [20] 《欧洲历史的塑造》，第64页。 [21] 《欧洲历史的塑造》，第60页。 [22] 《欧洲历史的塑造》，第83－84页。 [23] 《欧洲历史的塑造》，第90页。 [24] 钱乘旦：《评麦克尼尔〈世界史〉》，《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 [25] 见《欧洲历史的塑造》，第98－99页。 [26] 《欧洲历史的塑造》，第166页。 [27] 《欧洲历史的塑造》，第170页。 [28] 《欧洲历史的塑造》，第124－125页。 [29] 刘新成：《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 [30] 杰里·H·本特利：《新世界史》，载杰里·H·本特利、夏继果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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