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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0年代以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国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外交政策，对美国采取了灵活的策略。1969年12月，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表示，欢迎尼克松到中国来。1971年4月，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访问。 1971年10月，联合国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接着又有十多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9月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外交环境，也带来了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中美苏三角战略关系开始形成，中国取得了进一步的外交主动权。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揭露苏联在军事上推行进攻性的全球霸权战略，在政治上制造缓和假象，欺骗国际舆论，同时中国反对美国推行全球霸权和侵略政策。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包括地区霸权主义。特别是70年代后，苏联利用美国的战略收缩，进一步加紧扩张的步伐，积极向亚非拉等地区突进，与美国进行激烈的霸权争夺。苏联一面与西方在限制进攻性武器、欧洲安全合作等问题上达成某些缓和协定，同时加紧军备竞赛，加强与美国在欧洲和第三世界的争夺，向太平洋、印度洋等地区扩张。苏联的全球扩张成为世界地区动荡和冲突的重要根源，是世界和平及中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威胁。 中国反对美苏联合主宰世界，划分势力范围，对美苏“合作”保持高度警惕。在中美苏关系中，中国不做美苏交易的“砝码”，反对任何一方“打中国牌”。1972年5月，尼克松访苏，企图完成第二阶段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也反映了美国以中美关系增加自己的谈判地位以及对华关系服从对苏关系的意图。毛泽东认为，美国急于与中国改善关系，目的在于打中国牌，增加与苏联讨价还价的砝码。毛泽东曾多次警告美方，不要踏在中国的肩膀上向苏联跳。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访美，美苏签署了《苏美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等文件，企图制定新的核军备竞赛规则，增强苏美的核垄断地位，美苏各国借机进一步大造“裁军”、“缓和”舆论。此事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毛泽东多次指出美苏缓和是表面，实质是更激烈的争夺。中国抨击美苏两霸勾结主宰世界的企图，并向美方表示，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和批评态度。 为此，毛泽东提出新的国际战略理论。1974年2月，毛泽东在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⑥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构成了70年代中国外交的基础，是毛泽东中间地带理论的重要发展。 第一，毛泽东认为，经过长期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国际力量出现了新的组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想称霸世界，控制亚非拉和其他发达国家，正在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和斗争，争夺势力范围，威胁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是世界霸权主义和新的世界战争的根源。 第二，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阵营内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第二世界是一般发达国家，它们一方面通过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剥削第三世界国家，一方面又与美苏超级大国有矛盾，要求摆脱超级大国控制，维护国家独立主权。相对于中间地带的概念，第二世界范围基本上指原来的两个中间地带中的第二中间地带，是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中间势力，其确定性更明显。 第三，第三世界是亚非拉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原属第一中间地带。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历史上属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后备军。二战后随着世界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第三世界而今成为世界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这正反映了战后世界格局的巨大变革。 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主旨，在于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联合第二世界国家，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鉴于在美苏争霸中，美国处在战略上的保守地位和苏联的战略上取进攻态势，苏联的霸权主义是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各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同时毛泽东断定，美苏在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双方既有斗争，又有勾结，而争夺和斗争是主要的。因此，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一个极为重要策略原则是，利用美苏矛盾，侧重反对苏联的扩张。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标志着中国国际外交战略的重大转变。（1）中国突破了“两大阵营”单一模式，实行联合“一大片”的方针，大力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积极改善与第二世界国家的关系。（2）与美国、日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由“两个拳头打人”转变为“联美抗苏”。1973年2月，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说：“中美两国‘只要目标相同’可以”搞一条横线“，即建立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一条线“战略，并团结这条线周围的”一大片“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展。这是毛泽东主席第一次明确向美方提出”一条线“和”一大片“的联合反霸战略”。⑦ 毛泽东把两只手握在一起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 in hand”⑧。毛泽东表示，“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⑨。（3）警惕苏联的野心和扩张。毛泽东告诉美国和欧洲各国领导人，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要美国“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⑩ 对于苏联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发展，毛泽东多次告诫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同时，要警惕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防止“前门拒狼，后门进虎”。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大会上发言，向世界各国公布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个发言是根据毛泽东的历次指示写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和毛泽东审阅批准。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邓小平郑重声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国际斗争的主题是反对霸权主义。”这个理论遂成为当时中国外交的基准。 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的外交取得了全面的突破性进展。中美关系、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外交环境。中国彻底打破了从50年代以来美国孤立、遏制中国所形成的外交僵局，打开了外交的新局面。在这种形势的带动下，中国与许多国家改善或建立了外交关系。从1970年至1980年，中国同56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同欧洲及第二世界的大部分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三、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意义和历史局限性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国际外交战略思想的一次根本性转变，它标志着中国外交战略政策的首要原则已从过度强调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义务转到以国家安全及和平发展为第一需要的国家安全战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跃。 第一，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揭示了70年代世界形势发展特点，新的国际关系组合、实力对比的基本格局，国际斗争的基本战略态势。三个世界划分突破了两大阵营对立格局下在国际关系中以意识形态、国家社会制度、社会性质等为主要的或唯一划分标准，而是更加注重不同类型国家之间存在的复杂利害联系和依存关系。虽然它仍然以反对美苏超级大国霸权主义为口号，但是，重视和强调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把现实的国家安全及国家发展作为国家外交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和着眼点，这就为以后中国实现外交政策的根本转变和全面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打下基础。特别是在中美对抗数十年后，出于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与美国实现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合作关系，这在五六十年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三个世界的划分和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组建，使中国擎起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深得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反映了其深受大国政治压迫和殖民主义经济剥削，要求摆脱旧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愿望。反对霸权主义成为当时重要的国际共识。它不仅写入了中美联合公报等双边国家关系文件，而且也写入了许多共同的国际条约和文件。中国打破了由于长期在一定程度上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而产生的某种“自外”心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走向国际舞台，发挥大国作用。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中美、中日正常关系的建立，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及其在国际政治舞台地位。 第三，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从历史的和战略的意义上确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它向世界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而且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称霸。这是对中国在当代世界和现代国际关系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定位。这就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平等互惠、和平发展、共存共荣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基石。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始终是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坚持和平共处和国家间的平等协商、互惠互利原则，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反对在国家关系中任何形式的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不平等和霸权主义做法。 当然，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第一，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思维模式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 正如毛泽东所言，统一战线政策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在统一战线中划分左、中、右；实行发展进步势力，联合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策略，反对最主要的敌人。以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为主要方法，以国际阶级斗争为主要着眼点，观察分析世界形势和国家关系，决定外交政策，在中共党内有着比较深厚的传统。所以，当时在中国面临苏联的严重威胁之际，组织新的以反对当前主要敌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目标的联合战线或同盟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反映了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需求。但是随着其后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的改变，这种以开展国际阶级斗争为圭臬的同盟战略，就不再适应世界历史发展的需要了。 第二，对时代性质的判定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 判定时代性质是决定国际外交战略的重要依据。中共在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进一步引发了对时代问题的思考。1957年11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宣言》称：“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声明》进一步断定，现时代为“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这是当时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对时代问题的基本共识。 中苏论战，对时代的不同认识也是其中问题之一。中共基本依据列宁关于时代认识问题的理论判定当代时代性质。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对帝国主义进行了精辟分析，从而认定，当时正处于“帝国主义时代”，是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发展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其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基本沿用列宁关于时代认识的观点。直到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坚持认为，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仍然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毛泽东继续坚持列宁的观点，认为革命和战争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毛泽东强调，“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如果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胆敢把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必将引起新的世界革命，把一切反动派统统送进坟墓。（11）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和外交部在国际问题上的一些提法。“中央总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12）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已经出现的世界和平发展的基本趋势。 第三，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过度夸大世界战争的危险。 1974年前后，毛泽东多次与外宾谈到国际形势与战争问题。毛泽东认为，世界上有帝国主义存在，苏联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就酝酿着战争。美苏达成某种协议是可能的，但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还是争夺为主，将来总有一天会打起来。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毛泽东明确表示，这个世界是不安定的。现在世界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所谓一代人的和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家都讲和平，结果讲出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现在又讲和平，可能也讲出一个什么战争来吧。要准备打仗，准备美苏在世界上闹事。这种对世界形势的估计，显然扩大了美苏发动战争和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低估了各国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及实现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同时在国内一切工作都立足打仗，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人力、财力大量消耗于战备，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进入80年代和9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国际战略指导思想也发生了新的根本性的转变。1985年3月，邓小平在深刻观察世界格局变化的基础上，对全球性的主要矛盾和世界形势作出高度概括，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3） 邓小平精辟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历史发展两大重要问题，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从而改变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观念。对时代的正确判断成为实现外交路线和国际战略转变的基础。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外交指导思想上有“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这就是中国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的看法，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第二个是在对外政策上，改变了过去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14） 中国的外交进入了一个更加活跃的、全方位开放的新时期。 注释：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9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05页。 ③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6页。 ④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6、509页。 ⑤ 《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217页。 ⑥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0～601页。 ⑦ 范中汇等著：《黄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48页。 ⑧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68页。 ⑨ 杨圣清：《新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282页。 ⑩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70页。 （11）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9年4月1日）。 （12）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56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8页。 转自《中共党史研究》（京）2010年4期第1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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