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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阶级分化、阶级冲突最便于现代国家之建立这个观念预设，对梁氏思考和实践的影响则更为隐蔽。表面上看，梁漱溟所设想的通过乡村建设道路立国的建国之路，是完全远离阶级斗争模式的，但实践上如此设计，正如前面所述，是因为他认为中国不具备阶级冲突的条件。也就是，其在实践上远离阶级斗争的另一面，是他在理论预设和框架上受到了阶级论的束缚。阶级论的束缚，又造成了他忽视了许多相关的思考与实践问题的复杂性。比如，武力为什么成为中国现代史如此弥漫的要素？其历史与社会的基础是什么？为什么武力在现代特别容易成为破坏性的要素？要知道，清末以来许多武力，在兴起时都是颇有责任感和朝气的；当然，还有为什么政治组织精英、社会经济精英不能发展为掌握武力主体的问题，仅仅是因为这些精英没有根植于一个有力的阶级吗？ 以国民党的经验论，如果说前面孙中山对建国中武力掌握问题认识不足，但到20年代，孙中山已认识到必须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党，组建由党来掌握的武力，突破当时军阀割据局面，成功实现建国，并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实行了对国民党的改造。国民党经此改造，确也一时焕发出朝气和活力，迅速在当时各种政治力量中脱颖而出。那为什么国民党在一时的朝气之后，很快涣散，没能实现孙中山以党掌握军队开创建国政治新局的设计与规划呢？相比之下，共产党却走通了以党掌握军队开创建国政治新局之路，这个中的原因是什么？是孙中山的后继者们不像共产党，真想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列宁主义式的党吗？我们看1920-30年代蒋介石、汪精卫的一系列公开和内部讲话，并非如此。所以，问题显然不是主观意愿和观念方向所能解释的。 如果说，是大革命顺利开展导致太多投机者涌入国民党，那共产党大革命中以几何级数扩张，不同样会造成思想、组织、行动的混乱？当然，可以争辩说，1927年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镇压帮助共产党清除了动摇分子，那到抗战后共产党成为一个全国性政治力量，特别是在国共战争胜利在望时，共产党又何能避免因自身的急速扩张所导致的各种社会力量涌入？所以，问题的关键仍是有没有找到一套有召唤力、说服力的论述与制度、组织、生活机制，建立一个稳定的核心，把涌入的有朝气有责任感的力量，不断转化为可以依赖的组织、精神和实践机体，从而即使各种不可免的带有投机性的力量涌入，不仅不会左右党内氛围，而且进一步，党事实上并不需要倚赖这些一旦居重要地位便容易改变党原有朝气向上的新成员。这么说，是指许多这类带有投机性的涌入的力量，更具政权运作经验和社会活动经验、组织经验。因此，国民党通过北伐在从广东一隅迅速蹿升为全国最大力量时，便在很大程度上倚赖了这些现成的精英构成自己的权力与行政机体，一个结构性后果则是蒋一再抱怨的国民党革命精神的迅速衰败。相比之下，共产党在治理时，特别是在迅速扩张治理时，也大量依赖了这些现成具政权运作经验和社会活动经验、组织经验的精英，但共产党却基本做到了使这些人为自己所用，却未被这些人改变。这一事实，值得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分析。 蒋介石对国民党失望后，颇寄望军队成为改造社会与政治的力量。确实，构成国民党武力核心起点的黄埔，主要由被民族主义救国热情所激动的热血青年所组成。以这样力量为酵母，改变社会与政治并非可不能。但在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蒋寄望甚深的军队，不仅没有成为改造不理想政治与社会的积极力量，而且不能避免自身的热情衰退，乃至腐化、堕落。若不是国民革命军自身的问题严重，我们能设想在1946-1949年的国共内战中，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都具绝对优势的国军，会如此迅速被击垮吗？ 由于阶级论的过分影响，国民党短时间内由朝气到暮气、涣散，国军由相当朝气、理想性格变为犬儒、虚无乃至破坏性，这些和梁漱溟的思考有直接重大关系的当代事实，他并没有细致思考，反而快速成为阶级论逻辑正确的佐证。国民党的暮气、涣散被认为没有根植于一个明确的阶级，而军队的犬儒、虚无、破坏性，则被归为这武力本身缺乏一个政治主体来掌握。孙中山所希望的党成为掌握军队的政治主体所以失败，还是被解释为国民党没有根植于一个阶级。 就这样，现代和梁漱溟的思考直接相关的重大实践，被回收到了他的阶级论视野。而现代史对他理论预设的确证，又让他把历史审视意识过度锁定为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西方式的阶级，从而产生一种历史和现实间的循环论证，妨碍他更深入认识历史、更深刻体察现实。 阶级冲突是西方现代国家建立最重要历史条件的这个理论预设，到了梁受到中共建国的成功强烈冲击后，还影响他对中国共产革命建国经验准确深入的理解。梁的阶级论逻辑，使他特别容易被中国共产革命中和阶级斗争有关部分的论述与实践经验所吸引[6]。既然不能把中国共产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实践放在这场革命整个历史-结构运动的过程中去理解，势必导致对中国共产革命中其他具有结构性作用的实践理解不足，乃至于无视。 四 我们当然可以说，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中国共产革命。但同样，过度强调阶级斗争视点，过分夸大阶级斗争在中国共产革命中的作用，也不可能历史、深入地理解中国共产革命。 回到中国现代史，我们便可以看到，要成功运用阶级斗争于建国实践，实有许多相关的结构性课题必需加以解决。 首先，被中共认为革命的阶级并不自然起来革命，特别是并不自然参加国共分裂后中共要生存壮大离不开的武装斗争。毛泽东在井冈山组织武装斗争时便碰到这个问题。当时，再分配土地的受益者贫农很少来参加红军。结果，红军兵员的主要来源是俘虏和游民。以这两种人为主组成军队，带给中共很大挑战。在1920年代末，行伍和游民是有着很强特定习气的一批人。这些人参加红军，必然带入他们先前的习气、习惯。而当时红军各方面条件极其艰苦，牺牲又大，武力在武装割据中又易处于中心位置，可以说，在面对武力不受政治控制、易往破坏性方向发展的问题方面，毛比蒋有着更不利的条件。但有意思的是，毛等何以在更不利的情况下扭转了此状况，而条件更有利的蒋反没能成功遏止武力往蒋所不愿的方向发展呢？ 其次，被唤醒的阶级起来，是有它自己很强的惯性和冲力的。不仅不必然和唤醒者所期待的方向配合，反可能是和唤醒者所期待的方向冲突。1920年代国民革命的经验在这方面便甚为典型。国民革命开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唤醒工农。这是国民革命的巨大成功之一，但也是国民革命所遭遇的许多重要困难的来源。在国民革命中，工农力量被唤醒后，并没有自然汇入精英所期待的政治、社会、组织轨道，反威胁到社会所必不可少的社会秩序、社会组织的维持。 所以，当时毛泽东一边公开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称赞农民运动“好得很”，并宣称不拥护这个运动的，就是反革命。另一方面则在不发表的给当时中共中央的信中承认，虽然农村要彻底改造，离不开“一个烈风暴雨的农村革命”，非此“决不能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累积的权力，决不能迅速完成民主革命”，但此革命时期若不能迅速进入“联合战线”阶段，则农村无政府状态不能迅速解决，农村的武装、民食、教育、建设问题也都不能有“最后着落”。不过，看到“烈风暴雨”式农村革命的必要性，看到尽快成立“联合战线”的重要性，并不表示当时毛已找到了从阶级斗争革命时期快速过渡到联合战线时期的有效方法。因此，毛在讲到当时农村革命所引发出的“农工冲突，农商冲突，农学冲突，农党冲突，贫农与富农的冲突，农民与政府的冲突等”，并无具体对策，而只策略性提出，凡面对诸此问题，“均必须抬出K.M.T.的招牌去解决，万不可马上抬出CP的招牌去解决。因此农民中必须普遍的发展K.M.T.，让K.M.T.去调和敷衍这些极难调和敷衍的事情。”[7] 而同样，中共早期重要工人运动活动家刘少奇在大革命时期对工运的观察和经验，也向我们显示，被唤醒的工人阶级的运动组织方式，和毛前面所述的农民革命一样，不仅常常和唤起者期待的目标异途，而且往往使社会不可或缺的组织与秩序被破坏。 在1937年2月20日刘少奇致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洛甫（张闻天）的长信中，他谈到国民革命中工人运动的“左倾”问题。他讲当时武汉、长沙、广州工人运动的一些表现，感慨说，这些工运提出的要求已到了一定会使企业倒闭的程度。他概述说： 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4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10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极平常而普遍的。…… 这些事干起来，而且是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与逃跑，物价的高涨，货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都随着这种“左”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在当时是共产党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使，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 在起初人们都恳求共产党想办法，改正这种情形，就是政府都不直接去干涉工人，共产党在当时也责无旁贷，答应改正这些事。但共产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做到，这就使得人们走入另外的出路。反革命就从而大施阴谋，利用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 共产党要来阻止工人这些事，又因为说服得不够，与采用强迫的办法（如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工人的反感，大大地丧失了工会与党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满意工会 与党，另一方面国民党人及其他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反革命就更好活动与利用。 …… 大革命的失败，无疑是由于右倾的错误（指未能更积极抢抓革命领导权，未能更积极组织自己的武装、组织力量等。--引者注），但在失败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的。这种“左”倾错误，至少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右倾。 从毛、刘上述叙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大革命所以有后来的逆转（特别表现在“清共”、“分共”名义下的一系列反动），逆转还博得相当社会阶层的同情与支持，与大革命唤起了工农等社会力量后，不仅不能有效组织这些社会力量走上自己所期待的轨道，甚至不能把这些社会力量控制在一个社会所必需的秩序之内有因果关系。 大革命唤起工农与阶级斗争开展的程度，无疑比不上后来共产革命阶级斗争运用的普遍程度，和从阶级角度唤起工农的广度与深度。那么，一个相关的重要问题就是：后者更大规模的唤起工农、更广泛的运用阶级斗争，为什么不仅没使社会必要的运转被破坏，而且这被唤起的力量还被有效组织到唤起者所希望的轨道中去了呢？显然，这得益于中共自身力量的扩张，和一套发展得越来越成熟的政治、组织技术。 但，这引出的进一步问题是：又是谁来运用这套颇为复杂的政治、组织技术于千差万别的广大中国社会呢？显然，这不可能是原本存在状态下的工农，甚至不能以短时间内培训的工农为主体，而必需以一大批原本就有民族责任感、相当的政治理解力和组织领悟力的精英作为核心主体，来运用这套颇为复杂的政治、组织技术。考虑到这样一批精英在中国现代史中并不现成存在，便又涉及到从既有社会存在中怎么转化、训练出大批这样精英的重要问题。 从这样一些角度，我们可以看到黄仁宇关于中国现代史一些说法的初步性。黄说，蒋介石为现代中国建造了一个上层结构，毛泽东为现代中国打造了一个下层结构。不过，黄这看似公允、平衡的说法，对比于前面所述被剥削阶级并不自然革命，而一旦起来革命并不自然配合唤起者所希望的目标，显然，中共如不能建立起一个坚固的力量核心，并在实践和论述中发展出机制，把有责任感有领悟力的现有社会力量，不断转化为自己的坚固组织力量，是不可能成功进行如此大规模又如此彻底的阶级斗争动员，并成功把这些被动员唤起的力量组织为可以稳固依靠的社会基础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革命不可能在没建造出一个足够有力的上层精英结构的情况下，打造出一个下层结构的。 黄仁宇有关蒋为中国建造了一个上层结构的讲法，同样需要深化。假设蒋真的按梁漱溟有关建国的核心理解，建造出了一个稳定、能牢固掌握武力的政治中心势力，加上事实上蒋氏已一切占先的情况下，中共还有机会和蒋抗衡吗？ 毛泽东说，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衡之中共前期历史，此说确是事实。但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历史的另一面，就是更大多数的五四运动骨干分子，其实都加入了国民革命和国民党。试想，如果蒋和国民党始终保持了对有责任感、有献身精神、有现代眼光青年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并把他们有效转为党和政府内充满朝气和活力的、能带动气氛的力量，再结合国民革命军初起时那股蓬勃的热情和朝气，上下交互支持、党军交互影响共进，那中共还有机会和国民党抗衡吗？但事实上，国民革命逆转后，国民党始终没有再获得大规模转化青年知识分子为自身有效机体的能力。并不是国民党缺少机会，最突出的，就是抗战开始时社会的热情，包括多数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的热情，是明确指向国民政府和蒋的，但国民党和蒋却并没有把握住这些机会。相比，抗战阶段共产党倒成功建立起了机制，有效转化青年知识分子，成为自己的论述、宣传、组织骨干。此一得一失，衡之历史，实为二战后国共迅速易势之重大关键。 是以，黄仁宇说蒋为现代中国建造的上层，其实从梁漱溟建国讨论的视角来看，是极不稳固的上层。否则，国民党就完全有机会一边处理国内具有迫切性的社会、经济问题，一边开展精英层有普遍共识的现代化建设方案，从而逐步纳整个社会于现代社会、经济、制度、法律、教育轨道，发展出黄仁宇所说的现代国家下层。（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1949年以后台湾所走过的道路。） 我希望上面的分疏，已初步传达出，要理解和把握有关国共建国的历史，事实上有许多重要问题，先前未进入我们的视野，或已进入视野，我们却未能清楚加以意识定位，还需要加以讨论、探研。意识到这一点，便可知我们平时所惯称的中共阶级斗争和土地再分配，只是中国共产革命整个过程中的一个部分，被过度谈论了。因为，阶级斗争虽然是中国共产革命核心贯穿性线索，重新分配土地虽然是启动一系列政治、社会、组织、宣传过程的关键环节，但若是孤立地强调阶级斗争和土地再分配问题，而不把阶级斗争和土地问题放到整个中国共产革命实际历史过程中去理解，就不可能触碰到上述在整个中国共产革命实际历史中具有结构性地位的那些问题。也就是说，孤立地谈论阶级斗争和土地问题，不仅不会把我们引向在中国共产革命历史中实际具有结构性地位的方方面面问题，也就是引向丰富的历史实践本身，反会让我们无视这种历史实践过程，自觉不自觉地，把我们自己有关历史的狭隘观念想像与推断，作为历史过程本身。 在《中国的建国之路》中，梁着重谈到了中国共产革命所组织的阶级斗争，对全国统一、国权树立所具有的重要性；但同时梁也以同样的注意力，认真讨论了中共成功引进团体生活，和中共革命成功“透出了人心”，改变了现代人多数麻木陷溺的精神状况等问题。可惜的是，此后他虽然在参加土改时注意到这几面的实现，在中共的土改实践中原是连成一体的[8]，但却未能历史地去观察团体生活和精神问题在中国共产革命中的位置和每面状况的历史演变过程。如果他不仅沿着阶级斗争线索，而且也沿着这些问题来开展他对中国共产革命经验的理解与认识，他会掌握契机，把他一开始便过于强烈关注的中国共产革命中直接和阶级斗争有关的实践，重新植入中国共产革命实际历史展开过程来理解。而梁所以失掉这个契机，历史地、深入地理解中国共产革命，固和当时中共对自身成功的解释越来越意识形态化，也就是越来越偏向阶级斗争论有关，但和梁本有观念逻辑本来就偏向强调阶级斗争对建国的作用亦密切相关。 中国共产革命，就意识形态表述上还比较清楚，但一进入实际历史，我们便发现中间充满着混沌、暧昧、冲突、紧张和创造性。而不能历史地、深入地理解中国共产革命，就谈不上从这一现代中国最巨大的事件中，成功识取那些在革命的混沌、暧昧、冲突、紧张和创造性中才得以强烈表露出的中国要素和中国可能性；当然也谈不上从中寻求丰富视点，对作为中国共产革命产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展开内在、贴近的理解；当然更谈不上因这些认识契机与丰富理解，而根植中国真实内在潜能，产生现实介入构想能力和有关中国未来的积极构想能力。 注释： [1] 梁漱溟，〈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谈话〉。 [2] 梁漱溟，〈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 [3] 特别请参梁漱溟，〈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两文。 [4] 《中国建国之路》。 [5] 梁漱溟，〈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谈话〉。 [6] 梁漱溟，〈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我的思想改造得力于《矛盾论》〉等。 [7] 毛泽东，〈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 [8] 梁漱溟，〈参加土改时一次发言草稿〉。 (责任编辑：李大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