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哲学研究取得长足进展，至20世纪末已经形成门类繁多的流派。哲学作为反映人类普遍认识规律的科学，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如何借鉴西方哲学的有益经验，推进中共党史研究的创新，是一项值得关注的课题。
    一
    从科学研究的范畴分析，当代西方哲学突出的特点是研究的领域比较开阔。
    西方哲学自16世纪末发展到现代，逐渐呈现出多极化的倾向。这种多极发展的结果，是形式的多样化和研究的具体化。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西方哲学大致分为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两大门类。其本质是以理性反对迷信，用人道反对神道，最终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要求。然而，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建立与巩固，社会发展开始出现使人异化的深刻危机。同时，科学进步与人类社会生活自身也提出大量需要回答的新问题，从而加剧了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哲学的分化，使之从抽象的、思辨的理性主义转变为具体的、实证的理性主义，从传统的人道主义转变为反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并产生了众多流派，诸如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操作主义、日常语言学派、现象学派、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结构主义等。其中，有些学派纵横交错，大学派套小学派，产生许多分支，以致准确判断当代西方哲学派别的种类和数量，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当代西方哲学的多样化，使研究的对象更加具体。传统哲学认为，哲学可以涵盖世界万物，曾提出“一切都在哲学之中”的命题。到了近代，具体哲学纷纷从传统哲学的怀抱中游离出去，发展为独立的学科。基于这一事实，当代西方哲学强调为科学服务，研究具体的经验的科学问题，主张“哲学在一切之中”。例如，为了研究认识和语言表述之间的关系，研究人们思想交往的可能性与机制，当代西方哲学对语言的意义、使用的形式反复进行探讨，从而逐渐形成一些崭新的学科，如语义学、语用学、语形学等。诸如此类的具体研究，强化了哲学的应用性，使其研究的范畴更加广阔，内容更加全面。
    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趋向，也经历了由宏观到微观，从封闭到开放的发展过程。中共党史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科。以前的研究，过度强调其政治功能作用，没有充分注意自身多种形态共存的客观性和必然服务于现实的规律性。所以，中共党史研究长期围绕党在不同阶段的政治路线进行，重视宏观探索，忽视微观分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多卷本大型回忆录外，能够代表中共党史研究水平的论著主要集中于五四运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等少数领域。通史性的著作仅有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李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等十数种，没有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党史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声浪中，被贴上简单化、公式化和绝对化的标签，异化为林彪“四人帮”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的工具。所以，80年代以前我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基本处于封闭状态，进展缓慢，缺少重大突破，也没有产生相关研究的新兴学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阐扬，中共党史研究步入新的发展时期。中央和各地政府建立专门机构，加强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并与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结合，广泛开展综合研究，到20世纪末共征集出版中央文件百余册，约2600万字，地方文献资料约50余种，近1亿字，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日记等近百种，各种书籍约3万种，发表论文十数万篇。可谓林林总总，洋洋大观。这一时期，中共党史蓬勃发展的主要表现：一是旧课题推陈出新，拓宽了研究的广度。如关于五四运动研究，编辑出版了《伟大的开端》《五四运动史》和五四运动在各地的有关著作与资料集。研究范畴涉及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工人、商人、资本家、国民党和社会贤达人士，如实反映了五四运动中各阶层的情况；二是开展专题研究，围绕一定的领域或课题，加强了研究的深度。在地方党史研究方面，全国县级以上广泛开展地方党史编撰，成绩显著。在党史人物、根据地史、民主党派等研究方面，成立专门学术团体，定期召开研讨会，交流学术信息与经验；三是突破禁区，克服障碍，纠正了以前的错误结论并澄清了许多疑难问题。如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平反了江西富田事变等冤案。对西路军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恢复了本来面目。为解决党史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全国党史部门合作攻关，撰写中央及各地《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四是开辟新领域，全面展示党史发展的原貌，将研究从侧重政治、强调教育功能，扩展到研究党的军事斗争史、经济发展史、文化教育史。总起来看，这一时期中共党史研究方向明确、课题具体、投入大、效益高，所取得的成绩超过以往总和。
    当前，中共党史研究从自身发展趋势和整体布局看，都有待继续深入和扩展；许多人在思想上没有彻底解放，仍存在研究禁区和误区；在方法上，基本沿袭传统的做法，没有与新兴的科学技术和研究方法接轨；在内容上，眼界还比较狭隘，对许多具体研究重视不够。显然，中共党史研究在新世纪必须增强时代紧迫感，大胆解放思想，积极克服旧的相对狭隘的思维模式，借鉴西方哲学的经验，不断拓展研究的视野。当代西方哲学的繁荣，使我们发现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十分广阔。比如，中国共产党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和影响，已经深入人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管理、习俗等众多领域。以前的党史研究只是发掘了很小一块阵地，仍有大量地域需要拓荒。新世纪中共党史研究不能长期满足于原有的思维方式，需要不断创新，进行更具体、更多向、更全面的研究，不仅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的实践，也要关注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至世界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不仅研究党的政治路线和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规律，也要关注党在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不仅研究党的领袖的活动和党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也要关注党在社会基层的各种活动，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历史和火热的社会生活。这样，中共党史研究就会增添生机与活力，广纳百川，兴旺发达。
    二
    重视方法论研究，是当代西方哲学另一个显著的特点。
    当代西方哲学是伴随近代不断涌动的科学技术革命浪潮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哲学研究的具体化需要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另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为哲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方法与手段。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发生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科学发展无论在量与质方面都产生了飞跃。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着人类社会进步。由于电子计算机、机器人等新技术的应用，资本主义生产由电气化的机器生产过渡到自动化的机器生产。科学大分化大综合的结果，使近代主要以数理逻辑为工具，从横向静态分析自然科学结构的逻辑方法哲学逐渐暴露出不能充分说明科学发展规律的特点，从而不得不让位于那种主要与科学史相结合、从纵向动态研究科学发展规律或发展模式的学派，于是产生了当代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他们继承孔德的实证主义与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重视哲学方法论研究，经常利用数理逻辑作为哲学分析的工具。例如，为探索科学研究规律，当代西方哲学家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发展模式，象逻辑实证主义的“逐渐累进”模式、批判理性主义的“不断革命”模式、库恩的“常规科学与科学交替”模式、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模式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我国影响比较大的现代科学思潮以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最具有代表性。新三论发端于自然科学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多因素性和动态性、定量性和精确性。它不仅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得到推广，也对我国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有的历史经济学家运用控制论的方法将晚清农民起义与政治腐败的情况同自然灾害、经济衰滞的状况对比研究，或运用控制论的方法对汉代农业产量进行分析，均使研究更富有创意。
    以前，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比较简单，在理论指导方面，将自己束缚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狭隘理解，在资料搜集和整理方面习惯沿袭中国传统的历史考据方法。而且，中共党史一直作为高等院校必修的政治理论课程，更使这一领域政治色彩浓厚，间或还会出现“以论代史”的倾向。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得到加强，其研究方法的改进日益引起党史学界的重视。1987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邀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国内部分党史工作者在北京召开“中共党史文献学研讨会”，明确提出中共党史研究不仅要弘扬我国古代治史的优良传统，还要广泛吸纳和借鉴国外的有益方法和经验。以后，党史工作者在山西、云南先后举行中共党史研究方法讨论会，并编撰《中共党史学》一书，初步阐述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及其重要意义。
    中共党史能否借鉴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回答是肯定的。当代西方哲学注重研究对象的分析比较。毛泽东于1942年3月发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也指出，研究党史必须运用“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不仅研究党的自身发展，还要研究共产国际，甚至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要“对照起来研究”，努力避免主观随意性，使研究更全面。这说明当代西方哲学的有些方法与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是相通的。
    自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将哲学研究引申到历史研究领域，形成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如计量史学、比较史学、新社会史学、心态史学等。计量史学产生于美国，由经济学家比尔德首创，主张用统计数字归纳哲理，以说明历史问题。他提倡运用计算机等手段，首先系统积累贮存资料，为研究提供基本条件，进而通过统计分析将处理成电码的卡片运用计算机按照不同的要求分析运算，最后进行量与质的辩证分析验证理论的精确程度，探索政治、经济变动的内在规律。比较史学的代表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布莱克教授。他特别强调比较在提出问题、鉴定问题、制定规划和获得验证阶段的重要作用，并认为通过比较可以产生选择意识，显示一些值得注意的发展运动。比较的方法可以分为横向比较、纵向比较、综合比较、结构比较、性质比较、平行比较、垂直比较、宏观比较、微观比较等。新社会史学发端于英国剑桥大学，从70年代迄今一直长盛不衰，倡导“从下面往上看历史”，尤其注重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历史，主张从历史中拯救一向被排斥和淹没的社会集团，如研究“盗匪”、“骚乱”等，以达到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目的。心态史学则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研究历史事件和相关任务的活动，创始人是美国的巴恩斯教授。该学派注重心态发展在历史中的作用。与传统心理分析相比较，它有两个特点：1.依靠精神分析理论理解和解释历史人物的行为规律；2.采纳证据的范围比传统史学宽泛，能够全面、立体地观察历史，克服阶级局限性，还历史以原貌。前几年，一位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就运用心态史学的方法研究五四时期各阶层人物的心理变化，使人耳目一新。
    研究中共党史需要正确的方法，要博采众长。中共党史具有时代近、资料多等特点，完全可以借鉴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运用现代化手段对资料进行更广泛、深入的挖掘。
    三
    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还显示出交叉结合、互相融会的特点。这种结合不仅表现为各种流派内分支之间的交汇与重组，而且体现出各大学派之间甚至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融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发展，使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唯科学主义哲学片面研究所谓科学发展，人本主义又单纯强调所谓“人”的问题，均不能对世界嬗变做出满意的答复，而宗教哲学更不能解决人们关注的现实问题。因此，当代西方哲学就表现出强烈的互相结合倾向，甚至各有一些流派程度不同地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希望把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化。于是出现了各种名号的马克思主义，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罗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20世纪6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书斋走向社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被称为“五月风暴”的青年学生和工人造反运动。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存在很大差别，如号称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哲学对社会史的研究，就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性因素、阶级构成与阶级斗争学说等重要观点，只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名称。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是一些比较激进的资产阶级学者面对资本主义无法革除的痼疾，幻想借助马克思主义寻找新出路。但是，他们对马克思还是比较推崇的。新世纪初，西方报刊评选千年伟人，将马克思名列第一就是明证。本来不同质的两种思相，通过互相融会，取得发展，这正是当代西方哲学兴旺繁荣的根源所在。
    新世纪中共党史研究要向更广阔、更深入的方向发展，注意党史研究与其它学科的有机融会是非常必要的。中共党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我们长期关注党的自身发展和自身建设的历史，包括党的历史上的重要任务、重大事件等，也注意到通过历史研究寻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内在规律，以指导当前的实际工作，然而无意中忽视了党史研究与其它学科的融会结合。前几年，有些青年研究工作者抱怨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过于狭窄，由于研究的人员多，课题相对比较少，增加了选题和研究的难度。实际上，这是自我封闭的结果。如果我们将党史研究与其它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就会发现，可供开发的党史课题很多。譬如，党史研究与经济研究结合在一起，就能够开发出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历史，包括党的经济工作思想、制度、政策、发展过程等。按照时间排序，又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斗争史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发展史；按照地点排序，可以分为党领导的不同地域的根据地经济、解放区经济、北方经济、南方经济、沿海经济、内地经济等；按照经济自身的类别排序，又分为社会经济、军事经济、文化经济、科技经济等；按照性质分类又有国营经济、个体经济、合作经济、合资经济等，可以说深入到经济研究各个方面。以此类推，中共党史研究与军事、教育、文化甚至习俗的研究结合起来，同样可以开辟数不胜数的课题。也许有人怀疑，这样做是否涉及面太宽？严格地讲，党史研究与其它学科的横向融会还是与其它学科自身研究有区别的。这一研究涉及的领域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有关的内容，如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党领导军事工作的方针政策等。这些都是党史研究的题中之义，只是以前忽视了开发研究，现在将其合理划归应有研究范畴罢了。正是以前囿于这种狭隘的局限性，视野狭窄，所以迄今也没有类似《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史》等专门著作面世。这不能不说是党史研究的缺憾。
    中共党史研究与其它学科的有机融会不仅表现在与国内相关学科的横向结合方面，还可以与国际接轨，表现在与外国政党和团体的结合研究与比较方面。如研究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劳动党的关系，与前苏联共产党的关系等，也可以围绕某个特定的问题进行比较，如领导经济工作、政治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等。这类研究能够涉及许多方面，关键是具有相关的资料可资比较。前几年，我的一个研究生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战与日本共产党反战研究，凸显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南开大学的研究生开展中国共产党与欧洲社会民主党关系研究，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中共党史研究与其它学科横向结合，还要考虑与其所处的大环境和具体条件的结合。所谓大环境，指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或制定重要决策的社会条件。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若放入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中就显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中日学者围绕“七七事变”争论到底谁打了第一枪，作为偶然事件通过争论辨别是非，但从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扩充军备，不断挑衅制造事端的大量事实看，孰是孰非，已经昭然若揭，实在没有争论的必要。所谓具体条件指党史研究过程中应该考虑社会发展各方面对党史进程的影响。如评价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一定要注意当时的思想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进行综合研究，不能轻易做出后人比前人更聪明、更伟大的结论。实际上，中共党史研究不仅存在领域上的融会结合问题，在具体问题分析上也同样需要融会结合，如研究经济问题要注意政治路线的贯彻情况，研究法制问题也要考虑到经济因素的影响等。只有多方面考虑，多方面结合，才能使党史研究更加深入、细致，突破狭隘的思维局限，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