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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共上海中央局和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驻上海工作站为恢复同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电讯联系所做的努力 同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中断电讯联系后，中共上海中央局试图重新建立电讯联系。上海中央局从一个省的党组织里召回了两个报务员，准备建立两个新电台，并通过中共福建、浙江、江西省委、闽西军政委员会和红二、六军团，给中共中央寄去了密码。（23）1934年12月29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在给王明和康生的信中，询问：“你们是否与中央有直接的无线电联系。如果有，那就请帮助我们马上与他们建立联系。”（24）在同一封信中，黄文杰还向王明和康生要求共产国际重派代表，并带几个无线电技术人员，以便建立同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同时帮助中共上海中央局安装和维修电台，因为来自省里的两个人“技术不够熟练”（25）。但随着1935年2月19日中共上海中央局又一次被破坏，恢复电讯联系的努力无果而终。 上海同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被破坏后，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驻上海工作站也试图恢复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1936年9月29日，格伯特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中说：“1934年底，我收到一份电报，建议把工作交给新来的威廉同志，并在作出最后决定前去中国某地呆上三个月。在复电中我请求允许我立即回家或者到苏区去，或者在得到新护照的情况下去日本。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就去了北京（26）。只是到1935年4月，才来一份电报，要求我返回。”（27）由此看来，国际联络部上海工作站同莫斯科有电报联系。但是，笔者认为，格伯特报告中提到他同莫斯科的电报往来不是通过国际联络部上海工作站自己的电台，而是另一个渠道，即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28）驻上海的组织的电台。当时，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上海工作站的无线电报务员是帕斯卡利，译电员是迪尔。格伯特对帕斯卡利的评价是：“平庸无能，一年时间也未能同莫斯科联系上。”（29）这说明，当时国际联络部上海工作站的电台未能与莫斯科建立联系。可以推断，格伯特报告中提到的同莫斯科的电报往来是另有渠道。但这个渠道不甚畅通，以至于4个来月才接到要他返回莫斯科的回电。 接替格伯特工作的威廉继续进行同莫斯科恢复电讯联系的尝试。1935年5月9日，贝克（30）在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中曾提到：威廉“经常讲述他如何与报务员一起度过夜晚，试图搜索到莫斯科，并建议我会见报务员并和他讨论技术问题，我拒绝了他的建议。”“他告诉我一新的报务员到来的消息，我警告他要远离以前的报务员，而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允许他们一起出席街上或戏院里。”（31）这说明，国际联络部同莫斯科的电讯联系未能恢复，主要是技术的原因。随着格伯特和威廉于1935年5月和6月相继返回莫斯科，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上海工作站同共产国际电讯恢复的努力也是无果而终。 注释： ①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0页。 ②参见李海文：《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由来及职权》，《党史博览》2006年第9期。 ③这是指专门发给中国共产党的电报。 ④这个数字是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收入的电报统计出来的。俄罗斯方面在编辑这套档案资料时，有少数电报没有找到，故这是个大致数字，只是为了说明这一段时间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驻华代表及机构的电讯联络还处于初始阶段的情况。 ⑤其他化名还有安利、亨利、马林、努伦斯、鲁埃格。 ⑥该数字是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8、9、10卷中收入的电报统计出来的，不包括一些没有找到而未收入的电报。 ⑦原姓塞德勒，化名库尔德、埃尔温等。 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页。 ⑨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254页。 ⑩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 （11）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页。 （1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156页。 （1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155页。 （14）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165页。 （15）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161页。 （1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254页。 （17）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 （18）《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281页。 （19）李竹声等被捕后，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另设立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任命盛忠亮为代表，中断其与中共上海中央局的联系。 （20）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327-328页。 （2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287页。 （2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449页。 （23）中共上海中央派到红二、红六军团的交通员于1935年2月底或3月初到达湘鄂川黔根据地。3月初，任弼时于3月初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上海中央局的情况。但这时中共上海中央局已经被破坏了。 （2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340页。 （2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344页。 （26）当时称北平。 （2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260页。 （28）也称军事侦察局，苏联专门搜集情报的机构，在上海设有组织。俄罗斯学者根据当时电报页边的标注判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远东局曾利用这个渠道来传达最重要的通报和指示。 （2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256页。 （30）红色工会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3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416页。 转自《党的文献》（京）2010年2期第77～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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