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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率兵在浙江抗倭时，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更生动地反映出浙兵惯于施放鸟铳的情况： 戚少保继光，初以征倭至江南，命士卒于山中习放鸟铳火鼠之属，适林莽中有群猴，见而窃效之。久之，猴之技胜于人矣。一日，倭大至，而戚兵少，度与战，必不利，乃匿勇壮于隐处，而以轻锐挑之佯北。先掷诸火器于山嶴内，倭之追者寻至。猴见髠跣横行，不类所习睹，疑为异兽将噬之，争燃火发炮，倭大骇狂奔，死者枕籍。伏兵四起，遂获全胜[43]。 猴子是否真的会这样熟练使用鸟铳，无从稽考，不过，既然传说连猴子都学得如此本领，浙兵使用鸟铳的精熟程度便可想而知了。蓟辽总督谭纶，同样重视火器在对付北方骑兵侵扰中的作用，以及南方士兵善于使用鸟铳的长处，而最早由谭纶请求调入的三千南兵，就是鸟铳手。他在奏疏中说： 中国长技，无如火器。欲练兵三万，必得鸟铳手三千人为冲锋，而勒习边人，非迟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迫，请选取浙兵三千人，以济一时之急[44]。 由于火器特别是鸟铳在战斗中的重要性，若是没有鸟铳手，明朝的守边军队已经无法形成阵容，所以不能不征调南兵以应急。 按照前引戚继光的说法，不仅北方兵士不善于使用鸟铳，北方工匠也不善于制作鸟铳。北方工匠制作技艺之差，就连京师制作的鸟铳也都粗恶不堪，嘉靖年间唐顺之在兵部郎中任上核查蓟镇兵籍时曾谈到： 往年京师亦尝造数百管，其炼铸既苦恶，而又无能用之者，是以遂为虚器[45]。 浙江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不仅兵士娴于运用鸟铳作战，而且浙江工匠制作的鸟铳，在全国也最为精良[46]。所以，唐顺之向朝廷提出：“请令东南军门，取其精者数十管，而与善点放者数人至京师，陛下令大臣阅试之，使知有此器而不用，以保全虏人之腰领，其亦可惜也。”[47] 这种鸟铳制作工艺水平的差距，首先是基于明代手工业技术水准的地域差异。明朝嘉靖、万历间的官员张瀚，曾宦游南北各地四十馀载。他在经过实际观察对比后，概括指出： 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直次之。[48] 可见包括浙江在内的东南地区，其工匠技艺的总体水平，要远远高于北方。在工匠普遍精于制作的基础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殊历史因缘，促成了浙江鸟铳独步天下的局面。这就是鸟铳本来为日本制造的火器，“嘉靖间日本犯浙，倭奴被擒，得其器，遂使传造焉。”[49]因得地利之先，浙江成为全国最早获取并仿造、使用鸟铳的地方，鸟铳从此才在中国军队中逐渐流行。浙江的工匠由于最早接触并掌握了鸟铳的制作技术，所以其制作技艺，才会大大领先于其他地区，从而为浙江士兵得心应手地使用鸟铳，提供了最好的装备保障。 浙兵的另一作战优势，是善于步战。戚继光到蓟镇履任后，随即分析蓟镇防区的地理形势，拟订了针对不同地形区域的作战方式。他向朝廷上疏报告说： 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胜。蓟之地有三：平易交冲，内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险半易，近边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边外之形也。虏入平原，利于车战；虏入近边，利于骑战；虏在边外，利于步战。三者迭用，乃可制胜。边兵所习唯马，山战、谷战、林战之道，唯浙兵能之[50]。 浙兵擅长步战，是因为他们在浙东抗击倭寇时，主要是在山区步战，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对此，戚继光讲到：“臣昔在南方，倭俱巢重山叠险，密林深谷。而浙兵俯攻仰斗，无有不胜。此臣躬试，非臆说也。”[51]按照上述戚继光根据不同地形区域所筹划的三种作战方式，当然最好能够调入这些擅长山野步战的浙兵，来承担在险仄的边外山地作战的任务。 浙兵不仅擅长野外步战，同时还善于守城。戚继光云： 使其乘墙而守，亦唯浙兵而守可固。何则？南省邑城，高不逾丈，厚止数尺，复无墩堑偏坡之险，贼动以万数围之，且鸟铳发无不中，吕公车高逾于城，而以浙兵千人守之，累月不下。今边墙既高，临下复有偏坡，杂以品坑。使以浙兵守之，未有不固者[52]。 戚继光在浙江时虽以主动出击倭寇而“战功特盛”，但是调任北边后却能根据实际地理环境和军情的不同，断定“蓟边天险，所贵在守”，改而专主防守[53]。因而善于守城，甚至要比擅长边外山地野战更为重要。蓟镇长城敌台建成后，又增募一批浙兵，其作用就是“专为守台”[54]。 戚继光在其长城防守战术中，屡次提到要倚赖浙兵作为据守城垣的中坚力量： 窃计虏犯之时，臣必首率骁健，登坛拒敌。贼若先以步虏乘险而登，臣当其骑墙欲溃之际，即督南兵杀手数千名，仰而攻之，决期堵回[55]。 戚继光对于浙兵的守城作战能力，充满信心，以为依靠南兵必能逐出冒险登城的北虏，“只恐不得遇，不虑不得胜”[56]。事实上，首批南兵调入后，“黄崖、义院等口，屡被属夷侵犯，守墩南兵，每成堵回之功”[57]。可见，经过实战检验，浙兵已经成为戚继光守卫蓟镇长城一支重要的主力部队。 除了具体的作战技能足以弥补北兵的不足之外，浙兵严明的军纪，也对北地的戍卒产生了重要影响。 浙人虽有武勇的习俗传统，可是在明代抗倭战争初期，浙兵也并不堪驱之于战阵。前引《纪效新书》的记载，足以证明，不经过适宜的军事训练，特别是军纪训练，不可能组建起合格的有战斗力的军队。戚继光讲述其训练浙兵的经过云： 比年倭犯东南，浙兵军门于数千里之外，调四方兵以杀倭。浙人不堪为兵，即有之，辄糜于倭。 自某与今军门谭公昔守台州，共倡练浙兵，请以三年为期。赖总督不夺于方教之日，以别兵杀贼而需其成。至期具题请战，遂从此一无败挫。凡四方所调之兵，尽罢之。故某旌旗所至，悉此辈收功[58]。 经过戚继光等训练后，浙兵已经形成了遵守军纪、听从号令的习惯。而“燕、赵之士，虽多慷慨，然近者锐气尽矣”[59]。北边戍卒的风貌，是绝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 军法久绝不行。各偏裨以至士卒，无事之时，尚皆谨慎，尊奉命令。有事之日，与对垒之时，明白欺玩，得躲便躲，得挨便挨。其应对之辞，放肆恣纵，无复名分。甚至刚愎抗傲，不用号令，自为一夥。或以刚恶跋扈，或以柔奸媚免，有何干系之足畏也。此套不能挽回，此心不能警换，便日日操、时时练，长枪大棒，坚军壮马，徒劳心力，徒费帑藏，亦何益于成败之算哉[60]！ 这样的边地戍卒，若“骤见军法，不无大骇”，加之燕、赵边地，“去京甚近，流言易生”[61]。所以，戚继光训练北兵，起初颇多顾忌，以为对于这些“木强”的边卒，若是卤莽地直接“律以军法”，必“将不堪”。为此，他特地请求“募浙人为一军，用倡勇敢”。蓟辽总督谭纶也说：“非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杂教之，事必无成。”[62]即调集浙兵到蓟镇，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为北地边卒作出遵守军法的示范。戚继光的这种做法，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史称： 浙兵三千至，陈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63]。 浙兵对于改良军纪的积极影响，可以提高原有北边士卒的整体战斗能力，其作用或许不在推广使用鸟铳的技能等战术能力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