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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激进的史学思想，已有过很多评说。我想谈三点：第一、对于这些史学思想，我们不妨像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多样性、差异性那样的态度包容之。其实，很多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理论、观点和方法所持的态度更像现代主义者，他们一方面标榜差异性、多样性和个性，另一方面又致力于解构宏大叙事，终结现代史学，表现出强烈的“破坏性”，这有违于自己的本意。第二、应当承认，后现代主义的史学思想不乏真知灼见。比如，最真实的历史资料也是由语言而形成的，说它是一个文本并无任何不妥。语言归根到底只是人们描述事物、表达意思、传递思想的媒介，由语言而形成的文本毕竟不是历史事实本身。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是有局限性的，它不可能把全部发生过的事实充分地再现，而且也不一定能够把确切的信息表达出来；有时，它所包含的信息还容易被读者作不同的理解；文本也生产意义，作者在使用辞语和制作文本时，主观意图已经揉入其中。因此，历史上留下来的文献、档案，的确只是一种文本，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具备客观真实性，需要经过历史学家的仔细分析和鉴别。由此来看，语言学转向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学确实在提醒我们，要谨慎地对待我们长期以来深信不疑的“客观性”、“真实性”。但是，第三，从基本面上讲，我们还是要承认，语言具有反映客观实在的功能，即使历史资料只是一个文本，但是，只要它所记录、表现的内容符合实情，仍不妨碍我们认定它具有客观真实性。在这里，客观性和真实性将由人们共同来认定。当然，历史学中不乏那种一直被人们深信不疑但后来被证实虚假的证据和资料，不过，这种事例与其说证明了历史资料的不可信，倒不如说，历史研究中的确存在着客观真实性，只是这种客观真实的状况需要我们去追求、去发现和确证。所以，问题不在于历史资料是语言或文本，而在于作为语言/文本的历史资料是否反映了实在。 三 叙事是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新文化史学者借用文化人类学的“厚描术”，用讲故事一样的方式把历史人物的经历、观念、情感、态度、思想和命运等告诉读者，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历史人物的形象，生动地刻画历史的细节，创造出了微观史这样一种新的历史研究形式。微观史研究深受人们的喜欢，不仅历史学者，连普罗大众也喜欢微观史作品。 微观史研究深受欢迎，需要放在60、70年代（即依靠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计量统计和分析而进行历史研究的新社会史主导时期）西方史学背景下去看，微观史研究一改以往的社会史研究抽象、枯燥的写作风格，把叙事史重新带回历史学。它的出现的确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事情，它告诉人们：对于小人物的历史，也可以这样来做。 不过，微观史研究也引起人们的议论，我们应该予以注意。 首先，微观史研究只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类型，而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我们没有必要因为喜欢微观史而去否定宏观的历史研究，也没有必要因为叙事能使历史研究变得生动而贬斥在历史研究中使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在历史研究中，宏大叙事和微观研究缺一不可，它们不仅相互补充、兼容，而且，因为有宏大历史作为参考和依托，微观研究才显示其价值和意义，正如拉杜里所说，微观研究就像一滴水与显微镜的关系[15]。当然，微观史研究的价值并非必然体现在它能证明某个宏大叙事上，它也可以用于解构某个宏大叙事或重构新的宏大叙事。但无论如何，微观研究若要证明其价值，必须与宏大历史保持一定的互动关系[16]。 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表现为叙事，重在阐释历史故事，探寻其中的意义。而社会科学的方法侧重于分析、归纳，寻找因果关系。它们各自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微观史研究有种种优点，但它仅靠自身是难以展现宏观层面的历史变化的；而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所做的研究，虽然生动不足，却有助于阐述历史的总体进程。用什么样的方法研究历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要向历史提出什么样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题材。 其次，只要微观研究与宏大历史保持联系和互动，微观研究就不会造成史学的碎化。 微观研究不等于碎化，这是首先应当弄清楚的一点。现在有一些人常怀忧虑之心，担心微观研究的增长会导致史学碎化，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微观的历史研究与史学的碎化是两回事，“碎化”只有在脱离宏大叙事或宏大叙事遭到解构的情况下才会发生[17]，那些刻意追求细枝末节，专心于奇闻轶事的所谓微观史研究，的确显得琐碎，有使历史研究走向“昏暗领域与边缘角落”[18]之嫌。当研究者不再顾及宏大历史进程，猎奇式的、窥探隐私式的历史研究大量出现时，史学就会出现“碎化”的趋势。但这样的局面不可能出现，琐碎的研究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我们应该有这种自信。 第三，微观史研究不止一个模式。 我们所接触到微观史研究成果主要是意大利式的微观史作品，多采用叙事的手法描述人物的经历和内心世界。不过，微观史研究也有不同的方式，在德国，微观史学又叫“日常生活史”研究，这是与意大利式的微观史学风格不同的微观史研究，日常生活史研究者更多地采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路数，对识字率、书籍的拥有量等文化史内容进行统计分析。根据伊格尔斯的观察，“他们就比自己所认可的更为接近传统的社会科学历史学并更加远离了历史人类学”[19]。可见，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不限于“厚描术”式的叙事方法。历史研究固然不应局限于做抽象的分析，但也不应只认“讲故事”的方式。 第四，微观史研究深受资料来源的局限。 做好微观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足够的资料，因为需要对研究对象做细微的描写，研究者必须占有足够详实的资料。但是，关于人民大众的历史资料本来就少，历史资料十分丰富的个案更是难得，这就给微观史研究带来局限，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拉杜里是幸运的，因为他搞到了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关于蒙搭尤村那么丰富的资料。的确，对于更早期的历史，由于资料难得，我们少见历史人类学式的个案研究。到目前为止，经典的微观史作品多是关于近代早期及以后的历史时期的研究，而且，即使是近代早期的作品，研究者也常常要借用同时代其他相应的历史资料来补充[20]。在有的情况下，研究者甚至还得借助于适当的推测或想象，以弥补史料的不足[21]。 四 从中外史学史来看，历史学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总是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在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出现在20世纪的60、70年代，蓬勃发展于80、90年代，反思、检讨和平稳发展于世纪之交，这个过程固然体现了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但也是西方社会的变化在史学中的反映。 新文化史的兴盛是时代的产物。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有学术上的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现实政治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杰夫·埃利以其自身的学术经历，见证了历史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他认为，不论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政治都深深地影响我们能够思考和进行研究的各种历史，“历史和政治始终都是相互渗透”[22]。伊格尔斯在谈到新文化史的兴起时，也总是把时代背景首先揭示出来[23]。 在60、70年代，欧美的大众政治就是女权运动、学生运动、民权运动、对科学和进步的信仰的危机、对现代化的怀疑、对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失望，等等。结果，以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为依靠的历史研究及其观点和方法都受到了解构或质疑，那时，“有一种悲观主义的看法占据了大量‘新文化史学’的中心地位”[24]。 如果说，新文化史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时代所造成，那么，它作为一种史学潮流的消退，也与时代和政治有关，比如各种历史研究都未预见到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历史学处在尴尬的地位，“它们以令人瞩目的方式推翻了旧的社会科学的自信心，（它相信贯彻始终的社会解释的可能性），同样地也推翻了新的文化史学的自信心，（它大体上忽视了日常生活文化的政治语境）”，现实使人们认识到，历史研究难以继续遵循以往的路子[25]，当然，更不能只遵循一个路子。 既然新文化史研究带有时代的印记，那么，当与新文化史研究相关的政治热情消退以后，新文化史研究自身就成为一个纯学术的领域，这使我们有可能以更加平和、理性的态度对待它，把它放在与其他类型的历史研究一样的地位，以观察它的优长或不足。 中国史学界受西方新的史学风尚的影响往往有数年时间的滞后。虽然少部分人较早就接触到西方史学的前沿，但西方新史学的全貌要为国内大多数历史学者所认识，其成果为人们所消化、吸收和运用，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一些时日。例如，在80年代中后期，当国内学者把社会史当作新史学来倡导的时候，西方的新社会史研究高潮已经退去，史学不仅出现“文化转向”，而且新文化史的大旗正在高高飘扬。近年来，新文化史的作品陆续被引进，在新文化史研究为更多的国内学者所熟悉和追捧的时候，西方的史学潮流也是早已超越了文化转向。可见，从总体上看，我们与西方的新史学还做不到同步。不过，这种时间差对我们来说也有好处，它为我们比较全面地观察欧美史学的走向，以及思考如何吸收和合理地利用其成果提供了方便。今天讨论新文化史，是一桩既有学术意义，也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