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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中的王权在本质上是邦国中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的权力经过一个发展过程后，进一步集中的体现，但并非所有的邦国都能发展成为王国，只有取得了“天下共主”地位的邦国，才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王国，这就是夏商周三代的夏邦、殷邦和周邦。只有这样的王权才使得“天下”诸邦之间的权力系统真正呈金字塔式结构。在王国和作为复合制国家结构的王朝中，君王位于权力的顶点，王与臣下、王邦与属邦的差别是结构性的、制度化的。根据夏、商、周诸王朝的情况看，这种王权还是在家族或宗族的范围内世袭的，但王权又是可支配整个“天下”的，从而形成“天下共主”的传统理念。由于王权的世袭性、结构性和制度化，才形成了王朝或王权的“正统”意识和“正统”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正统观又是与中原地区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联系在一起的。 王国之后是帝制帝国，中国古代帝国阶段始于战国之后的秦王朝。帝国时期的政体实行的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这种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成因，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进行探讨，笔者以为至少战国时期郡县制的推行和以授田制为特色的土地国有制的实行，以及先秦时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52)的政治理念的作用，都是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得以形成的基础和条件，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对于文字的统一，则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国家统一与文明传承的文化保障。 在帝制国家结构中实行的郡县制，与先秦时期的采邑和分封制是完全不同的。采邑与分封都是世袭的，而郡县制中的各级官吏都是皇帝和中央直接任免的。王国与封国；王国内王与贵族的封地和采邑；诸侯国内邦君与贵族的封地和采邑，它们之间虽有上下隶属关系，但不是行政管理关系，因而无论是封国、封地还是采邑，都不属于地方行政机构，不能据此而划分出地方行政管理级别。这就是复合制的王朝与郡县制中央集权的帝国王朝在国家结构和统治方式上的差别。 注释： ①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王震中：《邦国、王国与帝国》，《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王震中：《从邦国到王国再到帝国--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7期，2004年1月；王震中：《夏代“复合型”国家形态简论》，《文史哲》2010年第1期；王震中：《商代都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9、485、511页。 ③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157页。 ④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第7页。 ⑤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第7～8页。 ⑥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第8页。 ⑦杨升南、马季凡：《1997年的先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5期。 ⑧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1页。 ⑨袁家荣：《玉蟾岩遗址》，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张文绪、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初步研究》，《作物学报》第24卷第4期(1998年7月)。 ⑩江西省文管会等：《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1976年第12期；严文明等：《仙人洞与吊桶环--华南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5日；张弛：《江西万年早期陶器和稻属植硅石遗存》，载于《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11)保定地区文管所等：《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 (12)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史前遗址》，《考古》2006年第7期。 (1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1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9期。 (1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1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9期。 (18)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等：《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1期。 (23)西安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2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2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26)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144页。 (2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墓地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1期。 (28)南京博物院等：《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M91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 (2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30)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 (31)南京博物院：《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32)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第294～308页。 (33)王震中：《文明与国家》，《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第345页。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等：《2002年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3年第5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考古》2004年第2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7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建筑ⅡFJT1基址2004-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4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考古》2008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工作队等：《陶寺遗址1983-1984年Ⅲ区居住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86年第9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Ⅱ区居住址1999-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3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工作队等：《陶寺遗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35)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7月。何驽：《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冯时：《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以上三文均收入解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36)何驽：《2010年陶寺遗址群聚落形态考古实践与理论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1期，2011年1月。 (37)主张陶寺乃帝尧陶唐氏的遗址者有：王文清：《陶寺文化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田昌五主编《华夏文明》第1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王震中：《略论“中原龙山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田昌五、石兴邦主编《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收入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俞伟超：《陶寺遗存的族属》，《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解希恭、陶富海：《尧文化五题》，《临汾日报》2004年12月9日。卫斯：《关于“尧都平阳”历史地望的再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1期。卫斯：《“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的考古学观察--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解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主张陶寺乃尧和舜的遗址者有：李民：《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王克林：《陶寺文化与唐尧、虞舜--论华夏文明的起源》，《文物世界》2001年第1、2期。张国硕、魏继印：《试论陶寺文化的性质与族属》，“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河北保定·清西陵行宫宾馆，2009年4月。 (38)王树民：《禅让说评议和古代历史的真相》，《曙庵文史续录》，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8～69页。 (39)王震中：《邦国、王国与帝国》，《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王震中：《夏代“复合型”国家形态简论》，《文史哲》2010年第1期；王震中：《商代都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9、485、511页。 (40)宫崎市定：《中国上代は封建制か都市国家か》，《史林》32卷2号，1950年。 (41)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2)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43)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页。 (44)1943年侯外庐在重庆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8年以《中国古代社会史》为题，由新知书局出版了初版的修订本；1955年改题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45)宫崎市定：《中国上代は封建制か都市国家か》。贝冢茂树：《孔子》，岩波书店1951年版，第23～31页；贝冢茂树：《中国の古代国家》，弘文堂1952年版，第38～53页。 (46)中江丑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岩波书店1950年版，第71～73页。 (47)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弘文堂1955年版，第17页。增渊龙夫：《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弘文堂1960年版。西嵨定生：《中国古代帝国の形成と搆造》，东京大学出版会1961年版，第36～37页。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の形成》，不昧堂书店1965年版，第60～80页。松丸道雄：《殷周国家の搆造》，《岩波講座世界歷史4》，岩波书店1970年版。 (48)伊藤道治：《中国社会の成立》，讲谈社1977年版，第7～12页。 (49)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7、131～145页。 (50)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4页。 (51)王震中：《先秦文献中的“邦”“国”“邦国”及“王国”--兼论最初的国家为“都邑”国家》，陈祖武主编《“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尹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2)《左传》昭公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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