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大量外来语亦随之而入并逐渐中国化，从概念史角度对其形成与变迁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学界分析历史现象的重要方法之一，“军阀”一词也不例外。对于“军阀”这一概念内涵的变化，已有许多学者做过考释①，很值得参考。然而，同一个概念，除了在不同历史语境所指不同外，在不同个体或团体的话语系统中，亦往往有着独特的内容，并且承载着相应的观念变迁。例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共理论中，“军阀”一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概念，在不同历史背景之下，其意义有何变化，对此学界甚少论及。因此，在中共理论范围内，这个概念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分析中共理论中“军阀”概念的演变，既可为“军阀”一词提供另一角度的理解，也可从特殊面相观察中共理论概念的变化历史。
    一、近代“军阀”概念的形成
    “阀”字在古代汉语中指有功劳或有权势的家庭，而“军阀”一词汉籍古语中亦已有之。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军阀”一词的意蕴在唐朝即已出现，《新唐书》载：“郭虔瓘，齐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迁累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金山道副大总管。”②《玉海》记载更为详细：“郭瓘，开元初录军阀（二年四月庚申），累迁左骁卫将军兼北庭都赐衣一袭薛讷，破吐蕃于武阶（开元二年十月甲子）帝命紫舍人倪若水即军陟功狀拜讷左（一作右）羽林大将军（一云十月癸未）”③。两则史料的记载稍有出入，但均显示唐人所谓的“军阀”是从军事角度出发的，意思为军功，但与社会的上层地位有很大的关系。这显然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有关。唐代由于采用科举政策，世族和庶族的社会地位有可能发生变化。实际上，科举制度仅是为庶族开通了一条通向上层的道路，而世族凭借门第、文化传统的优势、长期以来所建立的关系网，依靠科举世族跻身于政治上层的机会远大于庶族④。所以，社会上的门阀观念并没有因此消亡，反而延续了下来。而主要依靠世族不屑一顾的军功跻身于社会上层的庶族为了提高名望和政治地位，也热衷于修著谱牒，以便得到特权阶层的认可。可以说，唐代的“军阀”在直接含义上，是军事意义的，间接含义上才是政治意义的，但无论如何，“军阀”是唐代时人成为特殊阶层的一个条件，这也是“军阀”一词的含义后来演变成凭借权势造成特殊地位的军人或军人集团的原因。
    近代“军阀”一词与古代“军阀”一词形同意异，但其意蕴在古代亦有，只不过不是以“军阀”这样一种字面表达方式，而是以“藩镇”“群雄”“阀阅”等字形的面貌出现。在“军阀”一词从日本引进之前，近代大都是以“都督”一词来表达的，其观念演变上的指涉，是在“文人当政”和“武人当政”、“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关系中定位的。例如，李大钊在1913年分析当时的形势时就说：“共和后，又有所谓建国之勋者矣。其今日一榜，明日一榜，得勋位、嘉木、上将、中将者，要以武人为多，而尤以都督为横，以其坐拥重兵，有恃无恐，上可以抗中央，下可以胁人民。……革命之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⑤“都督”——民初“军阀”的早期雏形，它的社会身份此时定位在拥有一定地盘、相当大的军权、占据一定政治地位的个人。这种以个人姿态出场的“都督”，尚未被人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也就是说，它还不是阶级意义上的概念。但是，对都督和其行为的修饰词语，已表明了社会上对都督这种军事势力和军人专政的不满，“都督”也就由一个中性词变成了蕴含贬义色彩的词语。
    从“都督”到“军阀”的演变具有一定的过程。古代早已出现过的“军阀”一词，在近代重新被拾起并赋予新的含义、加以新的运用，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
    近代意义上的“军阀”一词，是由梁启超从日本翻译而来的。据康有为的学生任启圣记载：“某年徐（徐勤——引者按）在沪请天游同学三数人晚餐，余亦在座。余偶提军阀二字，徐高声说：‘军阀’二字，由梁任公翻译而来。日本军人可称阀，概皆幕府子弟。若中国军人都是穷光蛋，何阀之有？只可称军人，不能称军阀也。”⑥日语中“军阀”一词写作“軍閥”，实际上，其概念早在幕府军人与政党势力争斗时已有贬义。梁启超曾记载一个日本人的话，对“军阀”一词具有贬义色彩的原因作如是分析：“某君曰，我日本之有政党，本起于维新时代，萨长土肥四藩及东北人士咸有功于王室，而萨长二藩，凭藉尤厚，遂据要津，行藩阀专政政治，盖武门秉政，实我日本八百年来历史之遗传性。旦夕未能骤革也。于是士佐及东北人士咸怀不平，思起而抗之，此政党所由起也。”⑦据徐勇研究，“阀”字本身在19世纪末期的日本成了专制垄断和压迫的代表词，其组合的“阀”语族也含有强烈的贬义色彩；在日本大正时代初期（1912～1925），日本报刊中有不少抨击军阀横暴和专政的文章，多与军人与政党之间的争斗有关⑧。尽管日文中“军阀”一词已从中国古代的褒义词扩展到贬义词，但前引徐勤的话表明，其社会身份的定位仍然依据的是社会财产和社会地位，这就和中国古义的“阀”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仅从这方面看，并不具有贬义色彩。只不过，由于近代民主观念的兴盛，以日本的军人势力为主要代表的专政制度和专制势力，也就成为该国民众着力抨击的对象，“军阀”一词被抹上贬义的色彩也就不足为怪了。
    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在西方冲击下开始被迫向现代转型，然而，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辛亥革命后，并未建立起一个民主的现代国家，反而面临着李大钊所担心的中央衰落、军人专政的封建局面。这种情况在一些国家中都曾经历过，尤其是封建色彩极其浓厚的日本，中国此时的情景与日本的幕府军人专政有相似之处。庚子之役后，中国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日本，深受日本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梁启超将日本的“军阀”一词翻译过来，并借此来抨击中国军人专政的政局，似乎合于国人的心理期待，虽说这种语际跨越已使“军阀”概念所指的具体对象、涵义有了很大变化⑨。
    然而，在五四运动之前，“军阀”一词并没有被广泛地使用，检索《孙中山文集》、《李大钊选集》、《陈独秀选集》、《恽代英文集》等资料，使用“军阀”的次数分别为0、3、0、0次⑩。五四运动以后，“军阀”一词的使用次数开始增加，但直至中共二大前，也并不是那么显著。根据同样的文献检索，恽代英使用了6次，陈独秀使用了26次，李大钊使用了12次，这与中共二大后对“军阀”一词的高频率使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反映出一个旧词新意的概念被当时的社会接受和推广需要一个过程，亦表明了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民主革命潮流的高涨，民族和民主主义情绪开始聚集，国人对于政治局势和政治事件已不是冷漠处之（11），“军阀”问题已成为政党政治普遍关注的对象了。
    美国学者曾经说过，一个概念在穿过种种语境压力，来到一个新的时空中，“它的新用途、新位置使之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12）。综合时人的表述，在20世纪初，“军阀”一词大致有几种含义。一是指与民主对立的专制势力，是一种政治概念。例如，孙中山在《致芮恩施电》一文中说：“在中国，是民主制还是军阀制获胜，主要依靠阁下在这阶段对我们无援百姓的道义上的支持”（13）；“袁世凯现在虽然死了，北方政府仍然在北洋军阀、官僚、政客的手里。所以我非在广东组织护法政府，重新革命，不能挽救中华民国”（14）（实际上，国共合作后，孙中山也一直持这种认识）。二是以个人姿态出现的、并不具有阶级色彩的人物。1918年底，陈独秀就曾将军阀定义为：“毫无知识、毫无功能、专门关于政治、破坏国法、马贼式的恶丐式的”人物（15）。三是帝国主义的强权势力。陈独秀抨击西方势力侵略时说：“……所以对于世界上各种民族，都应该表示友爱互助的情谊，但是对于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不得不以敌意相待。”（16）在当时，这三种对“军阀”的认识最为常见。“军阀”一词逐渐蕴含着阶级色彩出现，是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程有关。1918年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仅将“军阀”作为民众的对立面来阐述，（17）但已蕴含着阶级对立的含义。1919年元旦《新纪元》一文中，他便将“军阀”一词与阶级联系起来：“从前的战争靠着单纯腕力，所以皇家、贵族、军阀、地主、资本家，可以拿他们的不正势力，驱使几个好身手的武士，作他们的爪牙，造出一个特别阶级，压服那些庶民，庶民也没法子可以制裁他们，只有受他们的蹂躏，”（18）李大钊所谓“阶级”制造者之一的说法，开了“军阀”与“阶级”联系之先河。直接把“军阀”作为一个阶级的是谭平山，1920年1月，他在《军阀亡国论》中写道：“军人在社会上，握了一种特殊的势力，成了一种特别的阶级，组织了一种特别的系统，这就是叫做‘军阀’”（19），虽然这种表述没有进一步将“军阀”的概念说清楚，但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念，已开始影响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国人对“军阀”的观察。
    二、中共早期理论对“军阀”概念的定位
    既然“军阀”是一种特殊的阶级，那么，何种人、集团势力或社会阶层可以拥有“军阀”身份？或者说，“军阀”是何种阶级的代表？在中共的正式文件中，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可被称为“军阀”的，是民初政坛上的部分军事长官，即“督军”或类似官衔的人物（20），但将二者联系起来，却有一定的过程。
    尽管“军阀”一词在五四运动之后使用的频率开始增加，然而，对于当时的政界或军界人物，时人更习惯于用“将军”或“督军”等词来称呼之。如1922年5月李大钊主张将纪念五四的标语内容之一写为“否认督军制”（21）。在1921年7月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上，萨发洛夫在论及中共的首要任务时，这样表述：“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土地收归国有。”（22）这次会议对中国青年运动提出要求时，亦有类似的说法：“在中国——进行反封建主义残余的斗争，也就是进行反对督军和主要反对奴役中国的外国资本，为中国摆脱国际帝国主义获得真正独立并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斗争”（23）。大会指责这些督军是“横暴的诸侯”，“吮吸劳动群众的血液”。（24）共产国际和当时的中共代表虽然此时尚未明确地将“督军”列入“军阀”的范畴，但督军和“横暴”、“吸血”等修饰语连在了一起，一种原本毫无贬义色彩的军事长官的名称，此时已经完全成为贬义词。根据这次大会的精神于不久之后召开的中共二大，则明确认同远东人民大会上给中共制定的任务，其中之一就表述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25）。几则史料相互对照，可以发现，中共用“军阀”一词代替“督军”一词，或者说，“督军”概念被转换为“军阀”概念这样一个范畴，是在中共二大前后不太长的时间内。
    这种对“军阀”的理解显然出自中共自己对革命策略的思考。二大前后，中共频频使用“军阀”一词，如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一文中使用“军阀”达50多次（26）。而大致在同一时段的早先，“军阀”一词在共产国际使华者的信中，主要是转述中国人自己的用法，如有一份向莫斯科（共产国际）汇报1921年广州革命政府情况的报告，其中转述了孙中山等人，曾决定向北京政府提出从“政府中清除所有封建军阀”的要求（27）。但共产国际及其使华者，对“军阀”一词的使用频率还较低，他们对中国的军事长官仍以“督军”或“将军”称之（28），这种现象直至莫斯科决定和孙中山合作后的1923年才得以改观。之所以如此，与莫斯科希望利用中国“军阀”派系间的斗争以抗衡日本列强的策略有关，因为苏联担心张作霖和日本合作会损害苏在东北的利益。
    有论者说：“只要某种观念真的普遍存在过，由于观念的表达和传播离不开语言词汇，我们总是可以在文献中找到该普遍观念存在的语言证据，并可用文献多少和表达该观念的关键词使用情况来判断其普遍性和影响力。”（29）中共选择“军阀”一词来命名某种军事势力的代表人物，它在中共理论或政策的表述中，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与普遍性，这既表明了“军阀”一词更能恰如其分的表述当时中共所面临的新问题；亦表明了中共在处理中国实际问题时，在侧重点上与共产国际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虽无绝对的冲突，但却是一种不能不注意的现象。此后，“军阀”一词作为中共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使用概念，开始有了一套新的阐释方式。
    尽管国民党出于政治或军事策略考虑，也使用“军阀”一词，但与中共相较，显然更有选择性，况且国民党本身与某些被称为“军阀”的军事势力，存在着公开或暧昧的关系，因此，将中共视为“军阀”论述的主体者，较符合实际。在中共早期理论中，首先是将“军阀”看作是与自身对立的敌人，是一个阻碍中国实现独立自主富强民主、可谓罪魁祸首的特殊阶级。然而，据以上史料，中共早期的“军阀”概念中，含有“督军”即某些军事长官的成分，二者有微妙的混交关系。虽然“督军”有时指的是具体的个人，但在民初政治军事的割据时代，把“督军”一词套在某个人头上，很难做到恰如其分，因而中共曾经把凡是“争夺督军总司令”（如巡阅使、督军、督理、师旅长）的军事长官都叫做“军阀”。所以，一些地方独立势力如“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广东督军陈炳煜，广西督军谭浩明，云南督军唐继尧，湖南督军谭廷闿，四川督军熊克武，贵州督军刘显世”等，亦被定为“小军阀”（30）。即使如此，这亦未能囊括“军阀”的完整含义，“军阀”一词还具有更广的范围。
    中共不久便对“军阀”作出界定，认为凡是具有下列特征的即可作为“军阀”：“（一）作帝国主义的工具，为帝国主义之代办人，拥护帝国主义之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利，将本国一切重要权利和财源奉送给帝国主义，压迫反帝国主义之一切爱国运动……（二）尽力压迫一切民众运动，剥夺民众一切应享的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生命”（31）。这和国民党以民族主义立场来定义“军阀”有同工之妙。国民党人曾认为“军阀”具有三个特点：（一）不顾国家利益，而且勾结帝国主义，依附于帝国主义；（二）不顾民众利益，自筹军饷，而且剥削人民以自肥；（三）不知有主义和党，不服从最高行政负责人或负责的政治机构，以致军队的指挥和管理系统不统一（32）。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是“军阀”的最大特征，这是国共两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共识。在这样的定义之下，中共认为，不仅前清遗留下来的北洋派的嫡系直奉皖系为“军阀”，即使已经脱离了北洋军阀势力范围，具有地方性特征的新派军人如滇、川、湘、粤等军事势力也被列入“军阀”之列（33）。其中，前者比后者被认为是更具反动性，因为前者是“卖国殃民”的罪恶势力，是“阻止中国进步之恶魔”（34）。
    中共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除了以民族主义的标准来定义“军阀”外，还有另一个标准，即阶级标准，这是国民党取决于自身的特性而极不愿意采用的标准。
    北洋军阀之所以最反动，是与其所代表的阶级性质相关的。在中共看来，北洋军阀是封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35），其阶级基础是地主阶级和“大地主阶级”（36），其同盟者是买办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封建资产阶级）（37），且得到了英美资本主义的支持（38）。这种从阶级角度来定义“军阀”的性质，是中共独有的现象，与此同时的其他党派，大都不采用这种方法，如国民党的孙中山就认为，张作霖只是个军人，不是哪个阶级的代表。
    中共坚持这种“军阀”阶级概念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共产国际的判断。在共产国际看来，中国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类似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即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而“督军政权”或“军阀统治”，是“国家封建制度的残余——国家封建制度是封建诸侯的形式”（39），“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又得到地主阶级援助的”（40），“扮演着18世纪西欧专制君主的角色”（41），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自不待言，“军阀”是被革命的对象。共产国际这一判断，深刻地影响了中共党人。1922年1月，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又提出了各国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北洋军阀亦成为中共的首要革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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