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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佳木，中共党员，研究员，江苏南通人。1946年出生。197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75年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理论组工作。1977年任胡乔木秘书。1980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简报组工作。1981年任陈云秘书（1982年2月起担任陈云办公室负责人）。1985年任天津港务局副局长。1987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90年调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先后任综合组组长、室务委员兼秘书长、室务委员兼第四编研部主任。1999年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兼中共党史出版社社长。2000年12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党组书记、所长。现兼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全国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地方志协会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之一），中俄友好协会副会长，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会长。被聘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是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十届、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陈云年谱》（主编）、《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专著）、《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当代史》（论文集）、《地方志工作文稿》等。 陈云同志自幼家境贫寒，读完高小便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了学徒。但他一生酷爱学习，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一向重视理论学习，十分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始终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就提出要广招天下士，大批接收、大胆使用知识分子，要和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抢知识分子”。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同志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又指出职员、技术员、技师、工程师、专家都是管理庞大复杂的近代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员，“必须使体力劳动的工人与脑力劳动的职员合作”。[1]建国初期，陈云同志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他主张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指出：“这些人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2]同时，通过组织制订和实施“一五”计划，大规模建立和扩大高等学校与技术学校。“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同志被“战略疏散”到江西南昌郊区一个化工厂蹲点，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那时，他被当做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在政治上受到批判和冷遇。但当他到化工厂子弟学校了解教育改革情况，听到人们反映教师因为被当成“臭老九”而不安心时，仍然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多次通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没有看到里面有这个提法。”他还幽默地把教师的手抬到自己的鼻子上，边闻边说：“不臭啊！我看不臭。”[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同志恢复了在党中央的领导职务，他又针对知识分子虽然已经不再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样被当成“臭老九”，但入党和提拔使用仍然很难的现象提出：“党应该重新作出大量吸收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中央组织部要成立技术干部局。”[4]在他的建议下，中组部向中央作出了加强在中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报告，并成立了专门管理科技干部的技术干部局。 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陈云同志虽然还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但由于年龄原因，已“摆脱日常工作，一边休息，一边考虑些大事”。[5]正是这一期间，我担任了他四年的秘书，亲眼目睹了他对知识分子和教育事业一如既往的爱护和关心。 那时，有的同志看到对外开放后出现的新形势，片面强调向外国派留学生，忽视对建国后自己培养出来的高等院校毕业生的使用。针对这种偏向，陈云同志在1980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现有技术人员是我们知识力量的基础。我们有大专学校毕业生和自学的技术人员共几百万人，他们经过了一二十年的实际工作的锻炼。必须肯定，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技术水平，应该来之于这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水平的技术骨干。出国留学取得先进技术是必要的，但留学生毕竟数量有限。”[6] 1982年夏天，陈云同志看到两份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但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的材料，把我叫去说：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要想办法抢救他们。他们正当壮年，四化建设要靠他们。这批人顶多500万，如果每人每月给他们增加20元，一年不过十几亿元。现在一年的基本建设要用500多亿元，完全可以把这笔钱当成基本建设中的一个项目，这是基本的基本建设。把钱用在他们身上是划得来的，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他还说，日本、西德战后所以恢复得快，一个原因就是保存了一批技术骨干，并且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符合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也合乎人民的长远利益。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他要我把这些意思写成了一封给中央常委的信，然后签字发出。[7]这个意见得到了邓小平和其他常委们的赞成，并被中央有关部门在工资改革中所采纳，为保护和发挥好中年知识分子建设四化的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云同志从搞现代化建设的角度出发，一直关注对教育的投资问题。党的十二大报告根据他的建议，把20世纪末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任务分成两步走，即前十年主要是打基础，为后十年振兴创造条件。大会之后，他进一步指出，为了给后十年的较快发展创造条件，前十年必须由中央适当集中资金，加强能源、交通、科学和教育等薄弱环节。[8]1983年，一位政协委员给他写信，建议将全部民办小学改为公办小学、民办教师改为公办教师。信中说，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教育是一种智力投资，收效虽然慢，但一旦发生作用，其经济效果比任何其他投资都高。如不迅速采取措施实现义务教育，将来会像50年代处理人口问题一样，追悔莫及。陈云同志看后，当即批转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领导同志，并在便函中表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很有远见，希望有关部门加以研究，提出方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专门讨论。[9]直到他逝世前两年，他还在家乡青浦练塘的领导去看望他时，叮嘱他们一定要把农业和教育抓好，说“今后社会发展要靠教育。”[10] 1984年9月，陈云同志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山东益都一位中学教员写的文章，题为《值得忧虑的一个现象》，从中了解到当时高中毕业生很少有人把师范院校当做高考的第一志愿。他对我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教师质量不高对下一代影响很大，日本的中小学教员很受尊重，西德也是这样。他要我转告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要重视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要继续想办法帮助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使教师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他的这个意见传达后，有关部门迅速召开会议研究贯彻落实问题。几乎与此同时，陈云同志收到了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方案的送审稿。他在批示中又特别提出：“对中小学教师，不仅要有工龄工资，而且要使他们的工资标准，比同等学历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略高一点才好。”[11]于是，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拿出十几亿元，从1985年1月1日开始，为全国几百万中小学教师增加工资，使中小学教员的待遇和地位由此有了进一步提高。 就在陈云同志和我那次谈话中，他还提到他的二女儿，说她在“文化大革命”时是北京郊区县的中学教师，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时却被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他对这件事是不大赞成的，说今后她应当“归队”。我把陈云同志的这个意思告诉了她，刚好她那时也在考虑离开机关，重新干老本行的事。陈云同志的话，促使她下了最后的决心。不久，她回到母校北京实验中学当了一名普通中学教员，一干就是20年，直到退休。我想，这件事对于提高中小学教员的社会地位，使“教师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来说，不啻是一道无声的动员令，它比作多少报告、发多少文件都要更加管用。 陈云同志不仅关心高等和中等教育，而且很关心对少年儿童的教育。1982年5月25日，他看到前一天《人民日报》第八版上刊登的《首都儿童看戏难》一文，对我说，这篇文章是专门写给他看的，因为报社的同志知道他每天看第八版，有什么要向他反映的意见，就放在这一版。1981年，他们曾登过一篇由茅盾、夏衍等知名人士写的文章，也反映儿童看戏难的问题，他看到后给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写过一封信，建议向儿童开放单位内部的礼堂。后来，中央办公厅率先开放了怀仁堂。[12]所以，今年他还要给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再写一封信。说完，他要我先起个草，说他同意《人民日报》文章的建议，在新的首都儿童剧场落成之前，暂时拨借一个剧场专供孩子们看演出，如果固定一个剧场有困难，可以由几个剧场轮流定期为孩子们开放；另外，提议在今年“六一”节时，全国城镇的所有影剧院和机关、企业的所有礼堂，均应免费向孩子们开放一天。我很快按他的意思把信写好，他看后签了名。考虑到当时离“六一”节已经很近了，他又在信笺上方亲笔写了“特急件”三个字，还在下面画了三个圈圈，以示重要。5月28日，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为此联合发出了一份紧急通知，要求全国的影剧院和礼堂、俱乐部在“六一”节向少年儿童开放。[13] 晚年的陈云同志很少出席公开活动，每逢重要节日必须露面时，也总是尽量利用这个机会宣传他认为值得宣传的人和事。比如，他曾利用春节，先后邀请过革命先烈的后代、曲艺界人士、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代表到他家做客，借以宣传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扶持祖国的传统艺术形式，提高中小学教师和幼师的社会地位。在我记忆里，他只有一次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举行的大会和节日之外参加公开活动，那就是1983年应团中央的请求，在怀仁堂会见由《中国少年报》社组织的全国“快乐的小队活动”夏令营。那天，我随他一起去怀仁堂，看到他兴致很高，不仅系上了孩子们送的红领巾，戴上了夏令营的营帽、营徽，亲手点燃了夏令营的火炬，听取了小营员代表的汇报，还为全国小朋友题词：“为祖国努力学习。”他在题为《长大后做一个合格的接班人》的讲话中，称赞“快乐的小队活动”助人为乐，发明创造，方向正确；肯定夏令营有利于锻炼孩子们独立生活能力和对集体生活的适应性，有利于增强体魄、开阔眼界、丰富课外知识、提高民族素质；希望孩子们为长大后当合格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作好准备。他还要求夏令营中不同民族的小朋友互助友爱、亲如手足，并把这种团结精神带回各自学校。他在讲话中勉励少先队的辅导员们要看重自己的工作，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无愧于人民教师的荣誉。[14] 过去，陈云同志发表了文章或出版了著作，凡是收到稿费，一律让负责行政工作的秘书缴党费。我知道后，劝他先存起来，将来捐赠给一些事业，可以起更大的作用。起初他不同意，认为国家已经给他发了工资，稿费是额外收入。后来，经过几次做工作，他才接受了这个建议。1984年春节，他邀请曲艺界的一些著名人士，如陶钝、侯宝林、高元钧、骆玉笙、袁阔成、赵玉明、马增蕙、刘兰芳等到他寓所座谈。在座谈中，骆玉笙老先生提出曲艺家协会正在天津筹建北方曲艺学校，遇到一些困难，希望得到陈云同志的支持。陈云同志当即表态说，应当支持，并要陪同座谈的中央领导同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事后，他交待我，把刚刚收到的《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的稿费1400余元，如数捐赠给中国曲艺家协会，用于筹建北方曲艺学校。后来，他还把《陈云文选》的稿费捐赠给了儿童福利基金会发动的旨在救助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并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让儿童失学，应当动员全社会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15] 今年4月，陈云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10年。今年6月，我们又将迎来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可以告慰陈云同志的是，他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对知识分子和教育事业的关心已经结下了丰硕的成果，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文化实力都比过去10年有了明显的增强。我们要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争取在本世纪头20年，把我国建设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全面小康社会，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 [2]《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3]《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页。 [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页。 [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 [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 [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页。 [9]《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9页。 [10]《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46页。 [11]《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页。 [12]《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页。 [13]《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页。 [14]《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334页。 [15]《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50页。 文章来源：朱佳木《论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154页。曾载于《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5期，后被2005年6月14日《中国教育报》第4版转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