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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共产国际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对与苏俄有接触的并有“亲俄”意向的吴佩孚抱有好感，并试图推动孙吴合作，而中共对此亦曾进行了积极宣传（42）。可是不久即发生的二七大屠杀，使中共完全断绝了对吴佩孚的幻想，对其反动性则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了“军阀”“是始终摧残革命派的”（43）这样一种印象，以致北洋派系即使有一些爱国的举动，均被讽刺为“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行为；对“国民党的领袖只管军事并为军务同北方的封建军阀建立联系”的行为也严加抨击（44）；国共合作后对于孙中山主张和北洋军阀召开的国民会议，中共曾经一度是最坚决的反对派。这些行为与中共对北洋“军阀”深恶痛绝的看法是分不开的。 但是，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于其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所以早在1923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中共三大发出的指示即要求“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必须实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没收土地政策”（45），以彻底消除“军阀”存在的经济基础。但是，接到指示的中共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该问题并没有进行宣传，或者说，中共的“军阀”概念在宣传上主要停留在政治层面。何以至此？ 虽然封建土地制度是制约中国现代化最根本的经济原因，但如何实现耕者有其田，国共两党有着各自不同的方案。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认为应采用温和的赎买政策，中共则主张采用激进的革命政策。然而，苏联认为中共力量弱小，需要和国民党合作以壮大力量，苏方代表和孙中山谈判时双方在土地问题上达成了妥协：在北伐时期实行减租减息。作为共产国际支部成员的中共在宣传上没有进一步对“军阀”概念作出阐释，显然与此有关，或者说与革命策略有关（46）。 对于西南的军阀，中共亦有自己的分析：他们虽然经历了“民主革命”（47），但“拥兵聚敛压抑民权”、政治上的封建性，“无异于北洋军阀”（48），所以根本上是反革命的。针对国民党试图联合新“军阀”的革命策略，中共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党中有此反革命的分子”，革命的面目必然被腐蚀掉（49）。所以，南方的“小军阀”或者说“新军阀”亦是革命的对象。但该势力与北洋军阀并非完全相同，中共认为：“新军阀”不像奉直皖各系军阀与帝国主义结了深固的关系，也不像他们那样压迫民众运动，所以当时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是北洋军阀。尽管在中共的理论形态中，“军阀”的罪恶有轻重之别，但总体上已为“军阀”勾画出了一幅祸国殃民的丑恶形象。 在对“军阀”的这种认识基础上，中共对“打倒军阀”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传，从而使“军阀”概念实现了社会化，成为了普遍观念。中共三大召开之际，“打倒军阀”已“得到中国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响应”（50）。所以，某种势力一旦被称为“军阀”，即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即使是军阀自己也常将对手扣上“军阀”二字以显示己方行为的合法性（51）。弗耶利曾经这样描述观念社会化和社会行动的关系：“每个观念不仅涵盖一种智力行为，而且涵盖知觉和意志的某种特定的方向。因此，对于社会亦如对于个体一样，每个观念均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愈加趋向于实现其自身的目的”（52），如火如荼的大革命与“军阀”观念的社会化是分不开的。 三、“军阀”概念的变化和国民党“新军阀” “军阀”内涵的确定通常随着政治语境的不同而变化。大革命洪流中，政局的变幻莫测、“军阀”体系内新旧力量的递嬗为中共考察“军阀”提供了一个窗口。北京政变后，新崛起的冯玉祥企望依靠苏联以改善战略弱势的局面，而苏俄也希望借冯玉祥之力以抗衡和抑制势力不断坐大的奉系，双方暂时达成了协议。在此背景下，冯玉祥有了较进步的表现：“比较容许民众自由”。对民众的态度是中共分析各势力团体进步与否的基本准则之一，冯的新动向引起了中共的关注。1924年底，中共北京区委分析了政治形势，确立了争取冯玉祥、打击段祺瑞和张作霖的策略。在中共的宣传中，冯玉祥也从“反动军阀”变成了“较为进步，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是从旧军阀分化出来的左派”，这种判断是根据冯玉祥“在近数个月中的事实上，已颇表现其反帝国主义反对反动军阀之倾向，并能相当接近民众”（53）。不仅仅是冯玉祥，凡是反对奉系和帝国主义、稍容许民众自由的“军阀”均被中共划入“军阀”左派之列。例如，“郭松龄是比较开明的军人——即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军阀中的左派”（54），“唐生智在长沙掌权虽不及四十天，尚能容许民众相当的自由，对工农组织工会农会及经济斗争，尚能不加压迫”（55），等等。可以说，复杂的政局使中共对“军阀”这种特殊势力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尽管中共承认了左派“军阀”进步的一面，而且随着他们加入国民军或与国民党合作，中共在宣传中已逐渐将其从“军阀”这种敌者阵营中剥离出来归入了“我者”的行列。如彭述之的《民众应急起向吴佩孚下总攻击》一文以自己人的口吻为受到其他派系攻击的冯玉祥国民军给予了强烈辩护（56），在公开场合对“进步的军阀”给予了肯定。然而，中共对其始终抱着很强的戒心，并不信任。在彭述之看来，“冯玉祥本来不是什么革命者，本来怕革命”，之所以有进步的表现，“不过因为他的地位站在反动军阀张吴的敌面，同时又因为年来民众革命潮流的高涨，革命势力的扩大，逼着他不能不接近革命的势力，接近广州革命政府和国民党左派领袖，接受革命的口号（自然是小限度），去抵抗反动军阀与帝国主义，”因而，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冯玉祥之态度与趋向，完全视环境为转移，如果民众革命势力高涨，冯玉祥可以左倾，如果反动的空气浓厚，冯玉祥遂要右倾而消极（但是同时革命若发展到某一高度时，冯玉祥也许右倾而反动）”（57）。即使对已被改编了的“军阀”军队中共亦是抱着下列态度：“北伐军大部分是由小军阀的军队投诚改名或改编的，如唐生智彭汉章王天培等，这些军队及其军事领袖投诚国民政府固然于革命有重大的影响，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他们昨天确还是军阀的军队，还是小军阀，他们跑到革命的门里来还没有几个钟头，不用说他们不是革命群众自己的武装，并且他们对于革命群众还有多少的怀疑与忧虑，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58）。中共对进步“军阀”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其的策略。 中共在对原有“军阀”分析的同时，又加入了新的理论分析手段，这就是阶级斗争理论。 阶级和阶级分析理论是马列主义分析形势和确定任务的一个最基本武器。虽然中国的资产阶级有革命的一面，但也有反革命的一面：为了避免后者发生，1924年5月，在维经斯基传达共产国际的命令后，中共决定将阶级斗争的策略引入国民党，即根据国民党人对中共的态度，将其分为左、中、右三派，并相应地实施“打击、孤立右派，争取拉拢中派，团结和扩大左派”的政策。1925年发生了廖仲恺案件，中共将廖之死归因于“死在国民党中的右派——国民党中之反动军阀，失意的政客和香港政府的手里”（59）。据史料显示，这可能是中共首次将“国民党右派”定为“军阀”，其主要指的是以冯自由为首的老国民党员。这些老党员主要是一批海外华侨和国内知识精英，他们的家庭出身和切身经验使他们很难接受共产党人的阶级革命理念，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发展壮大深感忧虑，因此不断地反对国共合作。可以说，政治理念的不同是他们反对国共合作的重要原因。中共从阶级角度出发，根据这些老国民党员的出身和表现，将他们定性为“代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及奸商买办阶级利益”（60）的资产阶级（原因是“起源于买办，现在它还没有摆脱这种性质”（61）），这种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的反动行为，不但“口头上不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而且事实上“勾结香港政府及段祺瑞援助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魏邦平，以反对共产党为名，攻打广州国民政府，又请求吴佩孚出兵讨伐赤化的国民军，又纠合所有的反动分子组织反赤大联合，目的在藉用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力量，扑灭他们的仇敌——全中国各种革命的势力”（62）。正是出于这种阶级观，从国共合作开始，中共对其即抱着戒备，时刻准备与之斗争。随着国共冲突的加剧，不断出现的反共力量逐渐成为中共新的斗争对象。 1925年，国共两党间爆发了一场意识形态的争论——戴季陶主义和反戴季陶主义。事件爆发后，中共将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定为国民党新右派，他们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又异于旧右派：其“反对军阀，并且要反对帝国主义”，“不主张根本上反俄反共”，只是要求修正“联俄联共政策”。所以，新右派尚未成为“军阀”（63）。实际上，由于该阶级本身的性质，离“军阀”已不远了。国民党右派和新右派概念的提出，已隐约地表明中共“军阀”概念的阶级基础在逐步扩大。显然，“军阀”的成分亦有了一定的转移，由对军人政治家的贬称扩展到了对未握有军权的政治家的称呼；同时也可看出，中共“军阀”概念的变化与革命形势、斗争策略密不可分。国共冲突的进一步加剧必然会促使中共“军阀”概念的进一步演变。 依照中共的阶级分析理论，工农群众及革命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土豪劣绅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则介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只能拉他们倾向革命（64）。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了中共对其政策的双重性，具体政策则依当时的斗争形势而定。 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愈演愈烈，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共产国际将之一切归于阶级斗争的表现，所以给中共中央的指示特别强调，要加强左派，反对右派，孤立中派并使之左倾。其中的中派有两种人组成，一方面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另一方面是国民党中派分子（65），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领导者是势力日大的蒋介石。为了抑制蒋介石的权力，鲍罗廷采取了扶汪抑蒋的策略，结果使蒋介石忧虑鲍罗廷、中共和国民党左翼势力对其权位的颠覆，最终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不久发生的“七一五”分共，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失败。对于国民党领袖的叛变，中共将其归因于“他们甘心代表封建资产阶级，以及市侩的小资产阶级，这些市侩豪绅的代表，遇见革命的决死争斗，正是开始的时候，革命的劳动民众，正在奋起与封建势力搏战——他们却怕丧失了自己的政权，对于民众运动的广大发展异常惊惶，因此宁可背叛革命与而封建势力妥协”（66），这些都是阶级斗争激化的必然结果。 所以，在大革命失败的前后，中共“军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扩大。1927年4月6日，《向导》周报中的“读者之声”有这么一个提法：“国民党里许多新兴的军阀”，所指的就是指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冯玉祥、唐生智、白崇禧等国民党军事领袖均成了“新军阀”。伴随着国民党各军事将领的叛变，国民党也就变成了“新军阀”党，“军阀”的党化是此前所没有提及过的。 国民党之所以成为“新军阀”，原因是其抛弃了过去的革命政策，屠杀民众，摧残人民的自由，同时依赖帝国主义进行内部私斗（67），因此与旧“军阀”总体上没有两样。但是，国民党“新军阀”毕竟还有自己的特色，即阶级基础发生了变化。中共认为，北洋军阀代表的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北方官僚贵族买办大地主（即商业资本与重利资本及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而国民党“新军阀”的阶级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豪绅地主（重利盘剥者）（68），在对封建势力的政治进攻中，除了依靠自己“收买的军阀制度外，还需要群众的拥护”（69），非常善于“冒革命的招牌”（70）以迷惑群众，具有很强的欺骗性。这种阐释既揭示了“新军阀”的反动性，也解释了“新军阀”某些改良措施为何能够得到一些民众支持这样一种矛盾，从而为中共推翻国民党“新军阀”提供了法理依据。 在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语境下，中共对“军阀”的认知发生了重大变化，曾经是同盟的国民党变成了“新军阀”，相应的，作为国民党阶级基础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亦成为了“新军阀”的阶级基础。所以，不仅“新军阀”是中国革命的新对象，而且整个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对象。用共产国际的话说就是：“所有全国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都应当扑灭净尽，应当铲除蒋介石主义的发源地”（71），而要彻底摧毁以国民党“新军阀”为政治代表的阶级基础，最根本的是铲除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制度：“没收大地主田地”，“彻底改变现存的土地制度”（72）。可以说，中共对“军阀”性质定位的变化，是与中共的革命任务、对象、方式的变化相联系的。 四、“军阀”概念的泛化 在中共政治思想史上，对“军阀”概念的认知过程，是与各个历史阶段的语境相联系的，它经历了政治与经济意义上的阐释之后，其文化意义形态也逐渐显示出来，在这个层面上，“军阀”概念呈现出泛化的解释趋势。 当“军阀”被赋予具有“腐化堕落”的特征，或者成为其它以思想为特性的负面修饰语、并且反过来用以解释“军阀”的表现时，“军阀”也就逐渐被纳入了文化解读的范畴，常常具有泛化的意义特征。在中共文献中，最初在针对中共内部问题时，曾有过“全军无论上下都还有国民党军阀的残余观念”（73）这样的表述。中共正式文件中将“军阀”完整地表述为“军阀思想”的，主要反映在1931年11月的《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之中。《决议案》称：“（红军一三集团军——引者按）同时要反对不尊重苏维埃政权、不爱护战斗员和其他一切军阀思想与行动的残余”（74）。此时“军阀”既然是一种“思想”，其涉指对象已经不是别人，而是中共党内、军中的人了。也就是说，在中共的“军阀”概念中，“军阀”这种原本属于党外指称的概念，现在被置换成了“自称”的概念。为此，中共文件中曾列出了种种“军阀”思想的表现，如“指挥员对战斗员和军队对工农群众的恶关系，以及不尊重苏维埃政权的恶习惯”（75）、“对政治委员（党代表）制度缺乏认识”（76）、在管理教育上“还不能完全站在阶级路线上及实际要求上去实施，还带着形式主义（如打骂责罚的态度等）”、在党及地方政治机关的关系上，“有些还充分表示像国民党军队对国民党政府一样的态度，以为红军是政府的创造者，政府机关应小于红军，没有认清红军是苏维埃政府一部分，政权机关是工农专政的工具”（77）等等。可以说，凡是与中共建党建军思想不相符的言论和行为，均可能成为“军阀思想”的表现，这实际上是将“军阀”一词的使用泛化了。 为何会导致“军阀”这个原本属于政治性概念的泛化呢？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八七会议上，临时中央指责前中央放弃了“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78）；在总结教训时说：“军阀如今很容易的利用雇用军队来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因此“创造新的革命军队（工农的革命军——引者按）”，需要军队之中建立“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79），军队“工农化”思想是一种与大革命时期完全不同的建军思想。由于中共最初的军队来源成分较为复杂，尤其是其成员思想的庞杂，因此在国民党“新军阀”成为全党公敌的背景下，军中存在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地被冠上“军阀残余”或“军阀思想”的称谓，而这种称呼在另一层面上，可以为中共解决党内军内的思想统一性问题提供方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