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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战国秦汉间相关历史活动与直道的走向研究者用以论述直道走向的历史活动，从战国，到西汉武帝时期，前后共有许多次，但是，其中史籍明确记载是经行直道的事件，只有两次；其他事件与直道的关联，完全出于研究者的推测。尽管如此，提出这些问题，仍然具有一定学术意义，这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复原直道的路线，而且会加深对直道性质的认识。 史籍中明确记载经行直道的两项事件，前面第一节在论述直道确实筑成并曾在秦汉两朝行用时，都曾经引述过，即秦始皇死后胡亥等经直道返回咸阳，以及汉武帝时司马迁由北边经此路进入都城。 秦始皇死后胡亥、赵高、李斯等密不发丧，伪装始皇健在，循直道返回咸阳，是一项很耐人寻味的事件。嬴政病故之沙丘，位于今河北巨鹿、广宗一带，按照正常的情理，本应由此循太行山前大道，转经函谷关，返回咸阳（或者是西越太行山，取道蒲坂，西入关中）；可是，胡亥等却舍近求远，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沿北边代郡、雁门、云中、九原诸郡，经过直道，回到都城。对此，前人一向没有合理的说明，最近程龙撰文，始阐释清楚胡亥等人的意图，是想借此稳定和控制秦朝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北方边防军，以扫清其篡位的障碍[83]。 当时，统领秦朝北方边防军的主帅，是名将蒙恬，太子扶苏监军，其行辕俱驻于上郡。胡亥等在抵达九原之前，持伪造秦始皇玺书，遣使者至上郡，赐二人以死，结果扶苏自杀于上郡，蒙恬被拘捕并杀害于上郡郡治肤施邻近的属县阳周[84]。今王北辰等据此以为胡亥等所经直道，亦应经过上郡之阳周一带[85]。 秦上郡治所肤施，在今陕西榆林南侧的无定河畔，阳周县在今陕西绥德西侧的大理河畔[86]，这两个地点，都比史念海复原的直道路线，要偏东很多。不管直道是经过肤施，还是阳周，都与史念海所复原的直道路线，相差很远，二者显然不能兼容并存。 虽然蒙恬驻扎上郡，但这里只是北方边防军的指挥中心，而不是兵力布防的重心。秦北方边防军，应当主要驻守在九原、云中等边郡上。程龙在研究中已经指出，胡亥、赵高等人在抵达代郡之前，已经得知他们逼迫扶苏自杀得逞；蒙恬也被按照他们的指令，囚禁在狱。这时，北方边防军的主帅，已经被胡亥等更换为蒙恬的裨将王离。所以，胡亥等只要假冒秦始皇的名义，巡行沿边诸郡，就可以起到威慑这支军队的作用，并不是非到上郡去走一遭不可。 假若史念海复原的直道路线准确无误，那么，在已经实现预定的图谋之后，走这条可以尽量避开沿途郡县官员耳目的道路，尽快返回咸阳，应该更符合胡亥、赵高和李斯等人的愿望。当然，反过来看，胡亥等人所走的“直道”，也完全有可能就是这条道路。 这样看来，胡亥、赵高等由九原经直道南下咸阳的具体路径，完全不清楚，它并不能为复原直道的路线，提供任何新的线索。 西汉时司马迁经行直道一事，《史记》中的记载，叙述更为简单，如前列引文所见，原文只是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王北辰等人以为，司马迁此行，应是在元封元年陪侍汉武帝封禅泰山之后，继以北巡；而汉武帝此番巡视北边，是“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87]，依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桥山黄帝陵本在囚禁蒙恬的上郡阳周县[88]，所以，王氏推断，直道一定是通过这一带来连接甘泉与九原[89]。 今案元封元年汉武帝巡行北边，前后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年初十月间，“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馀里，威震匈奴”。就是在这次回师时，途中祠黄帝于桥山，并经此归于甘泉。第二次是在半年之后的这一年四月，在登封泰山之后，“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 [90]。 司马迁陪侍汉武帝自直道归还，如果只是在第二次东封泰山之后，那么，关于汉武帝这次巡行由九原南返的路线，文献中也只有自九原归于甘泉的记载，并没有提到中途经停的任何地点。也就是说，司马迁虽然亲身走过了这条直道，但是，根据留存至今的文献记载，仍然只能知晓直道南北两端的端点甘泉和九原，他的这次经历，并没有能为确定直道的具体走向，留下更多的资料。 汉武帝东封泰山时，司马迁刚刚奉命出使西南归来。这次出使西南，乃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91]，已至今云南中部，路途遥远，往返需要很长时间。因此，估计司马迁在这一年年初就应当已经出发，不大可能另有时间在年初十月间随汉武帝巡历上郡诸地；而司马迁随侍汉武帝封禅泰山并随之巡行海上，则见于太史公本人自述[92]，由此可以论定，司马迁随侍汉武帝“适北边，自直道归”，只能是在这次从泰山返回咸阳之时[93]。这样一来，便依然无法依据汉武帝和司马迁这次行程，来复原直道在途中的经行地点。 下面再来看看已有的间接推测，是否合理。 文献中最早提到的相关历史活动，是战国时赵武灵王曾试图由云中、九原南袭秦国。赵武灵王于二十七年，传位于子，此即赵惠文王，而赵武灵王本人则自号主父。《史记·赵世家》记载： 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自诈为使者入秦。……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94] 王北辰认为，联系苏秦与张仪游说燕王时所述秦人会取道云中、九原以攻燕的说法[95]，赵武灵王由九原南下秦国这一事件，说明直道并非蒙恬凿空开辟，早在秦王政统一六国之前，在咸阳至九原之间，即已有直通的古路，所谓直道，不过是对这条古路的修治而已，而后来汉武帝巡历北边，往返于九原、甘泉之间，同样也是通过这条道路[96]。 前述元封元年十月汉武帝巡行北边，自云阳北历上郡，以及这次回师时，经桥山而至甘泉，说明在甘泉与九原间，似乎大致有两种走法，一是史念海所说由甘泉沿子午岭西北行再转趋东北以至九原；一是由甘泉东北行经上郡再北趋九原。不过，在王北辰看来，则似乎只有后一种走法，也就是说这是一条唯一的干道。 王氏提出在直道开通之前，九原与甘泉之间就会有道路相通，这一点很有意义。不过，前面在论述甘泉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时，已经谈到，战国时秦“北有甘泉、谷口之固”的说法，即已表明甘泉很早就是关中北侧的门户之地。只是当时交通道路的形式，与后来的直道应当有所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