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捷，1955年2月生于北京。祖籍山东平阴。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分校历史系。1986年毕业于中央党校中共党史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1987年4月起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
    参加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编写工作，作为首席专家之一，主持编写该教材的下编。还作为主要成员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史学概论》的部分编写工作。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代表作有《毛泽东与新中国内政外交》（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12月版）、《从毛泽东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等。
    1956年和1957年，对于刚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是举足轻重的两年，是富于理论创造活力的两年。
    在这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推出两部划时代的论著：《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个具有独创性和开拓精神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在同一时期提出并得到完善。
    “双百”方针是怎样产生的？又是如何发展完善的？从中可以得到哪些基本的经验教训？
    还是让我们从头说起。
    （一）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大举措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绝不是偶然的。
    进入1956年，党和国家面临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转折关头。为了迎接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的总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任务，这次会议及其以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两项重大举措：一是充分肯定广大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中取得的巨大进步，提出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二是提出了旨在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双百”方针。
    这两大举措表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已经成为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对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知识分子问题和繁荣科学文化事业，两个问题密不可分。当时，在这两个问题上的主要障碍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在领导科学文化事业中表现出来的片面性和教条主义。前面提到的两大举措，正是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有很强的针对性。
    新中国成立后，在知识分子中间广泛开展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改造运动，取得了重要的成效，思想方法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依旧用老眼光看待知识分子，重改造轻使用，对他们仍旧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使他们不能发挥专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这样形成了极其矛盾的现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急需知识人才，大量的知识分子又不能充分发挥专长；广大知识分子自觉接受思想改造，立场、感情和观点都发生了变化，但却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和信任。这些情况表明，宗派主义，成为当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倾向。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会议初步讨论了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中央十人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总负责。[1]这个小组，为筹备召开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1956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在制定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是一次划时代的会议。这次会议全面评价了建国以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取得的成果，既肯定了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又重申了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的任务；既提出“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又指出“也存在着麻痹迁就的倾向”。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2]
    这次会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提出了制定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远景计划的任务，但没有来得及进一步讨论如何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问题。不过，这次会议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取得的突破性的思想成果，为“双百”方针的提出铺平了道路。
    应当肯定，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学习和宣传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是完全必要的，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对前一段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对重大政策作了原则规定。其中包括：“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解决学术的争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进行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和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时，应当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应当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对学术思想上有严重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学术工作者，只要他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应当保障他们获得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保障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对于社会有用的研究，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并将这种专长传授给青年，同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术的批评和讨论，实行自我改造。”[3]这些规定，为后来提出在学术上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作了初步的政策上的准备。
    与此同时，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也出现了某种片面性，突出表现是乱贴政治标签。例如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米丘林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本主义的”，等等。由于贴上了政治标签，就发生了用行政命令的手段人为地禁止讲授和研究某一学派的错误做法，严重妨碍了科学研究。
    和片面性并存的，还有教条主义倾向，突出地表现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例如，在遗传学上，存在着摩尔根和李森科两派学说。苏联在一段时间里，把摩尔根学派看做是资产阶级的，把李森科学派看做是社会主义的。这股风也影响到我国遗传学界，弄得摩尔根学派的科学家无法正常开展研究，大学里也无法开设遗传学课程。
    这些情况，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从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以后，就开始认真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据陆定一回忆，1956年2月，在毛泽东的住所颐年堂开会，他向中央报告了学术界存在的种种情况。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对科学工作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4]
    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里，毛泽东正式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提了出来。
    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还说：“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5]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的总结讲话里，再一次论述了“双百”方针，肯定“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
    他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6]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点明了“双百”方针适用的法律范围和限度。“双百”方针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科学文化领域里，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划分开来，做到政治上分清敌我，学术上和艺术上充分自由。这和《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总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双百”方针和《论十大关系》同时提出，是很自然的。既然要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艺术问题区别开，就要有一个政治标准问题。由于实践的限制，毛泽东还不可能在当时提出具体的政治标准。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这个十分重要的限定，代表了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及其最初的思考。
    “双百”方针一提出，就引起知识界的强烈反响和重视。当时，有200位科学家集中在北京，讨论制定科学发展和远景规划。参与主持这项工作的李富春向中央提议，对这些科学家讲一讲“双百”方针。
    同年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南海怀仁堂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这篇讲话，以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为依据，事先两次经中宣部集体讨论，又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作了修改，事后又送毛泽东审阅修改，并批准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可以说，它集中代表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当时对“双百”方针的理解和认识，阐明了“双百”方针的内容、性质、适用范围、客观依据和总的奋斗目标。
    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里，再次重申“双百”方针，并且指出：“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7]
    在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里也指出：“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继续进行批判。但是，对于中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8]
    这些都是对“双百”方针所作的重要补充。而更重要的是，“双百”方针作为一项长期有效的指导方针，得到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确认。
    “双百”方针从提出之日起，就显示出了它的活力和影响力，得到全党、全国多数人的拥护。但它并非十分完善。它还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发展和完善。
    （二）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项重要方针
    “双百”方针提出不久，就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考验。
    从1956年下半年起，国际国内都出现不小的波动，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
    最重大的波动，是由苏共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的。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闭会前夕，在各国共产党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向苏共党内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不久，这个秘密报告的内容首先由西方媒体披露出来，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在社会主义阵营造成思想混乱。随后，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奉行冷战政策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借机发动宣传攻势，企图在社会主义阵营制造更严重的事端。
    这股风潮也影响到中国。在党内外引起一定的思想混乱。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如何看待苏联经验、要不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等重大问题，存在着不同看法。在这些问题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错误认识，通过1957年5月开展整风鸣放的机会，充分暴露出来，促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心发动了反右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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