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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六章第二节《乣军等之变乱》，认为乣军就是由乣人组成的军队，其成份是女真人之外的游牧民族。我想作者关于金朝乣人和乣军的概念恐怕是不够准确的。辽金元的乣军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很难有一定之说，但金朝的乣军不同于辽朝的乣军，这一点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一般认为，金朝的“乣”大致是指归附金人的北方各游牧民族，然而从金元文献来看，金朝的乣军可能主要是由契丹人组成的。元人所作的《圣武亲征录》在记载金末乣军之乱时，径称乣军为契丹军，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又本书第七章《签军和募兵》中，引用了宋使楼钥的这样一条记载：“宿胙城县，途中遇老父云：‘女婿戍边，十年不归，苦于久役，今又送衣装与之。’或云：新制，大定十年为始，凡物力五十贯者招一军，不及五十贯者率数户共之，下至一、二千者亦不免；每一军费八十缗，纳钱于官，以供此费。”[7]作者以此说明金朝签军（即征兵制）给人民带来的经济负担之重。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呢？金朝前期确实是以签军制为主流，大定八年（1168年），世宗与参知政事魏子平就继续实行签军制还是改行募兵制的问题进行过一次讨论，“上问曰：‘戍卒逋亡物故，今按物力高者补之，可乎？’对曰：‘富家子弟呆懦不可用，守戍岁时求索无厌，家产随坏。若按物力多寡赋之，募材勇骑射之士，不足则调兵家子弟补之，庶几官收实用，人无失职之患。’上从之”。[8]根据《金史》的这一记载，世宗采纳了魏子平的建议，决定以募兵制代替签军制。上引楼钥的记载，是他在大定九年（1169年）十二月随贺正旦使汪大猷出使金朝途中从金人口中听到的消息。根据这种说法，从大定十年开始实行的“新制”，是按每户物力钱的多寡征收免役钱，凡物力钱达到50贯者即纳80缗免役钱，“纳钱于官，以供此费”，即以此免役钱供募兵之用。这条史料正好印证了《金史》关于世宗朝已改签军制为募兵制的记载，把它描述的内容理解为签军制是不对的。 二 王曾瑜先生是宋史学界实证史学的一员健将，他的学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史料娴熟。宋代以后历史（辽夏金除外）与先宋历史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这就是文献史料的极大丰富。如果说研究汉唐史的学者史料娴熟是本份的话，那么宋史研究者若能达到史料娴熟的地步就是天才。单就史料的掌握这一点来说，王曾瑜先生可能是超过了前辈学者的。第二，方面很广。在宋元明清史各代的领域内，研究者的分工是越来越细了，很难再有包打天下式的学者。比较之下，王曾瑜先生的研究领域是相当宽泛的。就宋史而言，举凡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典章制度史等等，他都有一定研究；此外，他还涉足于辽金史。宋史学界兼及辽金史者自是不乏其人，不过从涉及的问题来看，一般都是与宋史有关的，亦即属于宋辽关系史或宋金关系史的内容，其出发点依旧是宋史，像王曾瑜先生这样能够完全脱离开宋史去研究辽金史的学者是并不多见的。 王曾瑜先生曾多次谈到他对辽金史研究的见解，他极力主张辽金史研究者应兼治宋史，以改变就《辽史》论辽史、就《金史》论金史的状况。对此我是深有同感的。本世纪的辽金史研究之所以始终处于不太景气的境况，其根本症结就在于史料太少。近百年来，各个断代史几乎都有新史料的重大发现，先秦史有甲骨文、金文，秦汉史有简牍文书，魏晋南北朝史新近也有吴简出土，隋唐史有敦煌吐鲁番文书，宋史有《宋会要辑稿》的问世，西夏史有黑水城文书，元史有域外文献，清史有数量惊人的档案资料；惟独明史和辽金史没有重大的新发现。明史研究一直比较沉闷，可能与此有关；辽金史研究的困窘则更能说明问题。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馀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辽金史的最大缺憾，就是因为没有发现新材料，无缘形成一个时代的学术新潮流。 那么，辽金史研究的出路何在？我以为，它的出路在上下、左右，研究辽金史必须从上下、左右两个方面去寻求突破。所谓“左右”，主要是解决史料不足的难题。辽金史研究的史料范围应该扩大到五代十国、两宋、西夏、蒙元、高丽、日本，尤其是宋、元文献，史料发掘的馀地还很大。所谓“上下”，主要是解决研究方法的问题。比如研究辽金汉制，不妨着眼于唐宋；研究契丹、女真制度，不妨从东胡系民族或满清历史中去寻求答案。近年所见李锡厚先生的《论驱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头下与辽金“二税户”》（《文史》第38辑），以及青年学者任爱君的《契丹四楼源流说》（《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等文，都是这样的一种路子。 这里谈到的上下、左右之法，也体现在王曾瑜先生的辽金史研究中。《金朝军制》一书可以说比较典型地代表了从“左右”（主要是宋代）搜讨史料的模式，而他的另一篇论文《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文史》第34辑，1992年。以下简称《初探》）则主要是从“上下”来求索辽代制度。辽代官制向以复杂和混乱著称，由于辽朝实行二元政治制度，遂有北、南面官制之分，再加上其官制中有许多名实不符、似是而非的东西，更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如《冯从顺墓志》有云：“其历官自西头供奉（官），至颁给副使，颁给、武德、皇城等使，两任知内承宣事，中、上两京内省使，延州观察使，敦睦宫汉儿、渤海都部署，归义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上京户部使。”[9]在冯从顺的这段仕履记载中，既有实职（如敦睦宫汉儿、渤海都部署，上京户部使），也有虚衔（如延州观察使、归义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但却都统称为“官”，而不是像宋朝那样有寄禄官和差遣的区分，辽朝官制的混乱状况由此可见一斑。元人修《辽史》时已经对辽代制度不甚了了，勉强拼凑成篇的《辽史·百官志》，错误百出，真假难辨，又给后人平添了一重新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辽朝官制势必另辟蹊径。 王曾瑜先生的基本思路是，以唐宋官制为骨架，以辽代史料为例证，将辽朝官员的职、衔系统加以复原。由于辽朝的南面官制主要是承袭唐、五代遗制，间亦采用宋朝官制，故在辽朝官制的基本框架没有留下记载的情况下，参考唐宋官制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初探》一文用这种办法分别复原了辽朝官制中的阶官（即唐宋的散官）、勋官、散官（即唐宋的检校官）、爵制、食邑制、功臣号、宪衔（地方官或武将的虚衔）、官（包括实职和虚衔）等系统。[10]前面说过，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都称为“官”，在制度上是不加区别的，遂使今人很难分辨辽朝官员的职和衔。《初探》一文的作者从《宋会要辑稿》中找到一份有关辽官虚衔的详细记录，这段史料记载了北宋宣和间收复燕云十六州时辽朝降宋官员分别按文资和武资改换宋朝寄禄官的规定，这就为我们正确区分辽官中的实职和虚衔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依据。我以为，《初探》一文是以唐宋制度研究辽金汉制的一个成功尝试。 王曾瑜先生对宋、辽、金三朝的兵制似乎都怀有浓厚的兴趣，除了《宋朝兵制初探》、《金朝军制》两部专著外，他还在《试论辽朝军队的征集和编组系统》（《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4辑）一文中对辽朝兵制做过初步的探索。此文主要讨论的是辽朝的武装力量体制问题，不过由于辽朝兵制所具有的独特性，研究这个问题时就很难从唐宋制度中有所借鉴了。关于辽朝军队的分类，《辽史·百官志》说：“辽宫帐、部族、京州、属国，各自为军。”而《辽史·兵卫志》又将辽军分为御帐亲军、宫卫骑军、大首领部族军、众部族军、五京乡丁、属国军、边境戍兵七类。王文试图从辽朝军队的征集和编组系统来考察辽军的分类情况。他认为，辽军的征集系统确实可以区分为宫帐、部族、京州和属国四者；而从其编组系统来看，其中一部分虽也是按宫帐、部族等系统编成的，但另一部分却又是跨系统编组的。因此他的结论是，辽朝军队可能并不存在严格的军种分类。实话说，这篇文章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辽朝兵制的复杂程度不亚于官制，在资料十分缺乏的情况下，要想理清它的头绪，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最后我想谈到的，是王曾瑜先生在《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上发表的《金朝户口分类制度和阶级结构》一文。自80年代以来，王先生对宋代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已结集为《宋朝阶级结构》一书出版。此文可以视为这项研究课题的馀绪。关于金朝的户口类别，《金史·食货志序》中是这样说的：“其为户有数等，有课役户、不课役户、本户、杂户、正户、监户、官户、奴婢户、二税户。”王曾瑜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全盘接受了这种说法，认为金代社会确实存在着上述九个法定的户口类别，而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 (责任编辑：admin) |